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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到桌边，小心翼翼地坐到嵌在囚室的水泥地面上的小凳子上，开始研究俄国公诉人的审讯记录。
“您是否承认，对苏联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及至乌拉尔的苏联领土？也就是把波罗的海沿岸、克里米亚、高加索、伏尔加河各地并入第三帝国，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它各州划归德国管辖？您承认这一点吗？”
戈林清晰地听到自己充满辩论尊严的声音，对俄国检察官投去嘲讽的目光，松弛的神态，没有任何紧张，庄重而有力，隐含着充沛的精力。
“我一点儿也不承认这件事。”
“难道您不记得，在1941年7月16日的会议上希特勒正是这样确定使苏战争的目的？”
“我想看一下有关这次会议的文件。”
“请看，我们有会议记录。请转交被告戈林。看完了吗？”
“我认为文件无限夸大了上述要求。”
“但您是否承认这个记录是原本？”
“我承认它，是因为我看到了它。”
“您是否承认，按这个文件的说法您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
“我出席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怀疑记录的正确性。”
“是谁记录的？”
“鲍曼。”
“鲍曼出于什么目的不正确地记录会议呢？”
“他夸大了某些东西。”
“很多吗？”
“例如，关于伏尔加沿岸各州，根本没有谈到，至于克里米亚……元首想占有克里米亚。”
“就是说，在这次会议上谈到了将克里米亚作为第三帝国的一个行省的问题？”
“是的。”
“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在这次会议上也谈到了吗？”
“是的，但从未确定将高加策划归德国。只是谈到德国要施加强大的经济影响。”
“也就是说，让高加索成为德国的租界？”
“到什么程度——这只有到签订胜利的和约之后才能确定。夸大之处在于，当时讨论的是实际上还不可能讨论的东西，至多谈到那些已经占领的地区，也包括对它们的管理。”
“我们现在要确证—个事实，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关于这些事项的谈话。您现在并不否认这些吧。”
“部分地讨论这些问题，但不要像这上面记录的那样。”
“我想作出结论，这次会议确定了占领苏联领土的基本方案，是吧？”
“这是正确的。但我应当强调的是，正如记录提到的那样，我不赞同这种无止境的推测。请注意，这里是指下述记载‘帝国元帅在回答长时间讨论的这些问题时强调说，有几个重要方面，此刻我们可以停为确定性的问题来讨论保证居民的粮食供应，保障必要程度的经济，以及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我想把无限度的讨论——这是陶醉于胜利成果——引向真正实际的问题。”
“对胜利的陶醉是有的，这我同意，但从您的解释中不能得出结论说，盗反对把克里米亚归并到帝国管辖。是这样吧？”
“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样做。”
“您出席过1942年8月6目的占领区德国专员会议吗？”
“请给我记录。”
“请给他。看完了吗？好，我问您，在对占领领土的经济剥削问题上元首曾授予您特别全权吗？”
“我已承认，我承担对各占领国的经济责任，但仅限于我所下达的那些指示……”
“就是说，您认为您的待命全权，您的要求对与会者来说都是必要的；必须执行的？”
“是的。”
“请您注意那次会议记录的第l18页。找到了吗？”
“是的。”
“‘过去一切部很简单。那时称这为掠夺。这是那种夺走一切被征服的东西的方式。现在的方式则人道多啦。尽管如此，我还是打算高效率地掠夺，再掠夺……你们应当像猎狗一样，在那些还有点什么东西的地方，把德国人民需要的东西部立即从仓库中拿定，运回到这里来。’这是您说的吧？”
“可以设想，这是我说的。”
“1941年5月最高统帅部制订了一项命令，对于德国士兵针对当地居民的犯罪行为免予惩罚。这类命令应当向您汇报吧？”
“这项文件没有直接发给我。在附页上写着‘空军作战指挥部，总军需官。”
“但您是否同意，鉴于您的地位应该知道这个文件？”
“不，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份文件就会直接发给我，而不是总军需官。”
“这份文件是应当向您汇报的吧？”
“如果各个级别下发的每一份文件都向我汇报，那我就会埋在文件堆里啦。只有最重要的事情才向我汇报……”
“向您汇报的只是最‘重要的东西’；“而关于毁灭城市、杀害成千上万的人都不向您汇报？ 所有这些都只通过‘业务渠道’？”
“假如某个城市要由空军去消灭，这种命令将直接由我下达。”
“您知道希姆莱关于消灭三千万斯拉夫人的指示吗？”
“这不是命令，而只不过是一句话。”
但在德国这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只有—个领导中心——希特勒，您，他的副手和继承人，以及他的亲信。希姆莱能在没有希特勒或您的指示的情况下，下达消灭三千万斯拉夫人的指示吗？”
“希姆莱没有下达过这种命令，他说这句话意味着应当消灭三干万斯拉夫人。假如希姆莱确实下达这种命令，那么他不是向我，而应当向元首征询关于此事的意见。”
“我没说命令。我是说方针。您能想象他在不与希特勒商量的情况下下达这个指示吗？”
“不存在所谓希特勒下达的消灭斯拉夫人的指示。”
“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别行动队对苏联公民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党卫队保安处特别行动队的活动不是在实行预先制定的消灭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它民族的计划的结果吗？”
“特别行动队的活动是完全保密的。”
“就是说，上百万德国人都知道犯下的罪行，而您却不知道……您的证人包登夏茨在此，在法庭宣称，1945年3月您对他说，好多犹太人被杀，为此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证人包登夏茨没这么说。”
“他是怎样说的？”
“他重复我的话说‘如果战争打输了，对我们来说代价就太大啦。”
“不……总之……”
“您赞成‘优等种族’的理论，并用这种精神教育德国人民吗？”
“不，虽然我无条件地承认种族间的差别。”
“但不赞成这个理论？”
“我从未声称让一个种族处于统治地位。”
“请直接回答问死您同意这个理论吗？”
“我个人不认为它是正确的。”
“您在法庭上声称，您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在犹太人问题上，在对苏战争上，在对‘优等种族’理论的评价上，以及在枪杀英美飞行员的问题上都与希特勒有分歧。您如何解释，在存在如此重大分歧的情况下您仍然认为与希特勒合作是可能的，并继续执行他的政策？”
“我可以在见解上与我的最高统帅不一致，但是如果他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我又向他宣过誓——争论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您认为自己能与希特勒合作，您是否认为，自己作为德国的第二号人物，在组织大规模屠杀没有任何罪过的人们方面负有罪责？”
“不，因为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也没有命令进行屠杀。至多您可以问我，我是否大轻率啦，因为我没有试图去了解这些事情。”
“您最了解自己……您刚才在此声称，希特勒政府把德国引向了繁荣，您到此刻也确信是这样吗？”
“灾难的来临只是在战败之后……”
戈林猛然从凳子上站起来；惨败；这个俄国人赢得了战斗；他正是以自己最后一个问题取胜的，把他戈林同民族对立起来。他想起1946年3月22日审讯结束以后，他立刻与自己的辩护律师分析了这场搏斗。奥托·施塔默尔是德国海军的法律顾问，他很掌握分寸，审慎地避免预测结果，并且给戈林的印象是，完全没有感情色彩。就在当时帝国元帅对他说：
“我想，我顶住啦，啊？！法庭没找到一份我对枪杀的签字！口说无凭！？德国人会理解我！毕竟不会再有一个民族能像德国那样被我带上前所未有的顶峰，对此能毫无感激之心吗？人民是不会失去记亿的吧？！”施塔默尔想避免直接回答，但是戈林要求律师说实话。“我现在并不可怕，”他苦笑了一下，“我没有能力送您去集中营，这个俄国公诉人似乎认为，我从事的事业只是烧了国会大厦，摧残犹太人，处死俄国人和把德国人投进监狱。”于是施塔默尔回答说，“戈林先生，英国人提到了国会纵火案，所有人都提到灭绝犹太人，美国人和法国人提到枪杀俄国人……至于说到德国人方面，那么我也将使您感到不快，您从来都不知道在商店排长队买果酱代用品是怎么回事和如何实行人造奶油、猪排配给制的。但德国民众却知道这些，戈林先生。并且不是在战败之后，而是从战争开始的最初日子就体验到了。而您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您的副官审慎地不把这些情况向您汇报，况且您家庭的任何成员都从不去商店。您那时可以说您想说的话，但那也显然是小心翼翼的，而德国人民则被希特勒先生的思想驯服成无条件的奴隶。发表任何反对意见——甚至那些为帝国命运担心的反对意见，其结果。最好的情况下也正如您刚才提到的那样送进集中营。我理解是什么使您焦急不安，戈林先生……我们所有的人都害怕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并希图在后人的记忆中延长我们的生命……如果您的措辞能做适当的修改加工，那就可以避免那必将来临的事情，——恰恰要从德国人的角色诅咒希特勒犯下的一切恶行……您只有一个希望：最后发言，戈林先生。您可以捍卫自己的思想，但您必须证明，您一点儿也不了解帝国生活的真相……您已经帮不了希特勒什么忙，而所有决心重复他的冒险的人都将像鼠疫一样，遗臭万年……是的，是的，只能这样，戈林先生……无论如何奇怪，您的主要王牌是与张伯伦和达拉第的合作。是他们首先与你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坐到谈判桌旁，这就承认了以希特勒的宣言为依据建立的帝国体制。试试这一招，论据是很有利的。请您记住，一个民族利用军事手段统治世界。这在世界上只有一个罗马，一个希腊及一个埃及的时代才能实现。如今，美国公诉人飞回纽约去过圣诞节的时候，他只用十六个小时就到家啦，而哥伦布为征服这段距离则用去了一生的光阴，——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的思想是妄想狂的明证……为德国人民辩护，您也就保卫了自己，戈林先生，并且请您永远记住莱伊，—一他的判决要比死到临头更可怕。”
……戈林永远忘不了“劳工阵线”的领袖菜伊，当起诉书递达他手里以后，他立刻在自己的牢房里上了吊。他的遗书是病态的忏悔，试图将不协调的东西硬凑合到一起。他谈到对元首的爱戴，但同时又说：反犹主义败坏了党的原则……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困难的，然而鉴于我国全体人民的生死存亡都取决于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应当鼓起勇气抛弃反犹主义。我们应当向年轻一代说明这是个错误。老资格的反犹主义者应当首先转变成为国社党新思想的拥护者。”他写这些的口气似乎他早就承认反犹主义是—种罪行，可他并没有权力这么做。元首命令杀害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文件从来就没有过！这都是人们的盲从造成的。我们始终反对未经审查的行动！辖，假如未来能了解这些，要枪毙几百个曾绞死俄国人和杀害犹太人的家伙是太容易啦！“鉴于他们破坏了雅利安人的行为准则！”
这就够啦！不需要更多的东西！随他们判我们什么罪名好啦。难道他们还能把六千万德国人都推到被告席上？！不能，施塔默尔考虑得不错，但他不是国务活动家：他不过是个卑微的法学家。然而，唉，他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