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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处，较之《西游》，实处多于虚处。
盖《西游》为证道之书，丘长春借说金丹奥旨，以心猿意马为真配根本，而五众以配五行，平空结构，是一蜃楼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语言文字，仅得其形似者也。乃汪漪从而刻画美人唐突西子，其批注处，大半摸索皮毛，即通书之太极、无极，何能一语道破耶？
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谜，引谜入悟。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殁后将刊版抵偿夙逋于汪苍孚，苍孚举火焚之，故海内传者甚少。
嗟乎！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读《三国》者，权谋狙诈之心生矣。不善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禽兽也。”（按，此二心说乃东吴弄珠客序中语）然今读者，多肯读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读七十九回以后，岂非禽兽哉！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560—561页。
从“四大奇书”到“第一奇书”（2）
既从思想、艺术、评点论及“四大奇书”之奇之所在，又极为中肯地提示“四大奇书”的读法，指出“四大奇书”虽“诚哉奇观”，关键还在作为读者的你“善读与不善读耳”。堪称极为精当的导读。
我在拙著《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这“四大奇书”每一部都代表了一个小说流派，代表一个小说流派的最高成就，《三国演义》为讲史小说高峰，《水浒传》为英雄传奇高峰，《西游记》为神魔小说高峰，《金瓶梅》为世情小说高峰，共同构成了明代小说艺术的宇宙空间，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空前繁荣与高度成熟，代表了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它们互相间的关系，用鲁迅的话说是在倒行杂乱中行进。石钟扬《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第24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将《金瓶梅》从“四大奇书”中独立出来称之为“第一奇书”的，是清康熙年间的张竹坡。从刘廷玑《在园杂志》，仅得“彭城张竹坡”的朦胧身影。日后长期的研究并没有使这身影清晰起来，反倒有人怀疑他为彭城（徐州）人，认为他乃徽州张潮之侄。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吴敢寻得《张氏族谱》，对张竹坡作大清理式的研究，推出《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这“字字有来历”的著作，才使张氏形象大白于人间。从吴敢所披露的文献，可知张竹坡几乎是在用生命评点《金瓶梅》：
兄读书一目能十数行下，偶见其翻阅稗史，如《水浒》、《金瓶》等传，快若败叶翻风，晷影方移，而览辄无遗矣。曾向余曰：《金瓶》针线缜密，圣叹既殁，世鲜知者，吾将拈而出之。遂键户旬有余日而批成。或曰，此稿货之坊间，可获重价。兄曰：吾岂谋利而为之耶！吾将梓以问世，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不亦可乎？逐付剞劂，载之金陵。于是远近购求，才名益振。四方名士之来白下者，日访兄以数十计。兄性好交游，虽居邸舍，而座上常满。日之所入，仅足以供挥霍。
一朝大呼曰：大丈夫宁事此以羁吾身耶！遂将所刊梨枣，弃置于逆旅主人（按，此当与刘廷玑所云“抵偿夙逋于汪苍孚”者为同一刊版），罄身北上，遇故友于永定河工次。友荐兄河干效力，兄曰：吾聊试为之。于是昼则督理锸畚，夜仍秉烛读书达旦。兄虽立有羸形，而精神独异乎众，能数十昼夜目不交睫，不以为疲。然而销烁元气，致命之由，实基于此矣。工竣，诣巨鹿，会计帑金。寓客舍，一夕突病，呕血数升。同事者惊相视，急呼医来，已不出一语。药铛未沸，而兄奄然气绝矣。时年二十有九，与李唐王子安岁数适符。
吁，千古才人如出一辙，余大不解彼苍苍者果何意也！兄既殁，检点行橱，惟有四子书一部、文稿一束、古砚一枚而已。嗟乎，之数物者，即以为殉可也。
这是竹坡弟张道渊所撰《仲兄竹坡传》，载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传述”。转见吴敢《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第128—12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张竹坡评点《金瓶梅》，除了回评、夹批、眉批、圈点之外，还有《竹坡闲话》、《苦孝说》、《金瓶梅寓意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金瓶梅杂录小引》、《金瓶梅读法》等多篇专论，总计有十多万字的篇幅，他二十六岁时竟“旬有余日而批成”。清光绪年间的文龙评点《金瓶梅》仅六万来字，前后弄了三年。两相对比，你不能不浩叹，张竹坡评点何等神速。他没有将自己的劳动成果以重价卖给书坊，为“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他自费雕刻了张批《金瓶梅》。他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说：“小子穷愁看书，亦书生〈尝〉［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无寸土，欲觅蝇头以养生耳。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版，固云我自作我的《金瓶梅》。……况小子年始二十有六，素与人全无恩怨，本非不律以泄愤懑，又非囊有余钱，借梨枣以博虚名，不过为糊口计。”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23页。又不想谋利又想糊口，张竹虚则自入怪圈难以自拔，结果他卖书的钱不够他招待来购书的朋友，终在穷困中倒下，死时只二十九岁。真可谓千古才子，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张竹坡称《金瓶梅》为“第一奇书”，估计不纯为广告意义，更主要源自他对《金瓶梅》的偏爱。所谓“第一奇书”，当隐去了“天下”二字，补全当为“天下第一奇书”。估计在张竹坡的意向中也未必是将《金瓶梅》放在天下经、史、子、集所有的书中去较劲而称之为“第一奇书”；而是将《金瓶梅》放在天下小说中去打量，而称之为“第一奇书”。“第一奇书”奇在何处？“第一奇书”意义何在？张竹坡来不及细论，而后之学者多有高论。我在上述拙著中也凑热闹，发表了点谬论：
这“四大奇书”中的《金瓶梅》，过去一直被视为“淫书”，列为禁书，评价偏低，直到近年才形成风行海内外的《金瓶梅》研究热。众多学者认为这部书虽有着不可忽视的缺憾，但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现实主义意义的长篇白话小说，是中国古小说观念第二次更新的开山之作，它开文人小说之先河，开世情小说之先河，开讽刺、谴责小说之先河。在小说史上有着重大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以致人们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
我的《金瓶梅》上，变账簿以作文章（1）
作为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从它问世（从抄本到刻本）之初，就充满着传奇色彩。
从现存文献看，最早提到《金瓶梅》抄本的是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冬袁宏道在吴县给董其昌（字思白）进士的信：
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谈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纪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耳。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57页。
袁宏道从董其昌那里借阅了《金瓶梅》前半部的抄本，急于了解到何处去“倒换”后段的抄本。至于董其昌“从何得来”，则不得而知。看了前半部，袁的印象是“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这是现见对《金瓶梅》最早也是极高的评价。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进士，曾任江苏吴县县令，官至吏部郎中，是晚明文坛“公安派”的领袖，受李卓吾影响，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倾向，主张为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其兄宗道、其弟中道并享盛名，世称“三袁”。其交往多属一时之名士（且多为“进士”）。袁宏道在《觞政》中还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典者，煲面瓮肠，非饮徒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78—179页。
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宏道在给谢在杭（即谢肇浙）进士的信中，再次惦念着《金瓶梅》：
今春谢胖来，念仁兄不置。胖落寞甚，而酒肉量不减。持数刺谒贵人，皆不纳，此时想已南。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弟山中差乐，今不得已，亦当出，不知佳晤何时？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欢场数人如云逐海风，倏尔天末，亦有化为异物者，可感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57—158页。
袁宏道“倒换”《金瓶梅》后段抄本似未成功，但他收藏了《金瓶梅》前段的抄本（或为再抄本）并转借给谢肇浙看，这封信是催谢还书的。谢有《金瓶梅跋》云：“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诚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79页。这里州是王世贞，丘诸诚应是丘充志；王世贞家“藏者最为完好”，不知是传闻，还是实事。谢从袁、丘两处获见《金瓶梅》全书的十分之八，这在当时已算幸运，于是技痒，写了篇跋，高度评价《金瓶梅》“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79页……《金瓶梅》手抄本的流传情况甚为复杂，好在另有专家细说过，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金瓶梅》书影
《金瓶梅》还在以“手抄本”流传时，人们对它的评价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仅以公安袁家为例。袁宏道“极口赞之”已见上文，其弟袁中道则持论相反，中道万历四十二年作有《游居柿录》曰：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
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79页。
其孙袁照同治年间编《袁石公遗事录》，即给爷爷编传记故事时，就发表了与爷爷不同的意见：
《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观此记，谓原书借名蔡京、朱诸人，为指斥时事而作，与坊间所传书旨迥别，可证。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59页。
犹如“文革”期间，一家分为两派，一派曰“好得很”，一派曰“好个屁”；于是前者被呼为“好派”，后者被称为“屁派”。好在袁家两派都是文雅之士，尤其祖孙是隔代相争，况孙辈狯称坊间此《金瓶》非爷爷所见彼《金瓶》。不然也许保不住要“几挥老拳”了。
最早披露《金瓶梅》刊刻信息的是嘉兴人沈德符（字虎臣，号景倩），他有《万历野获编》云：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逸〕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梨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