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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见到卢兴基先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金瓶梅〉——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那令人耳目一新又让人疑窦重重的大作，才真正思索起《金瓶梅》的问题来：“新兴商人”说符合《金瓶梅》的文情与自宋到明的中国国情么？带着这个问题，我重新读起了《金瓶梅》，同时对自宋到明的中国经济状况进行了研究。大概是1995年清明前后，我推开手边所有的事，一鼓作气写了篇三万多字的长文《流氓的喜剧——论西门庆》，与卢兴基的“新兴商人”说商榷。
长文撰讫，把卷迎风，如饮醇醪，快慰无如。但敝帚自珍之后很快陷入难以排解的郁闷之中。那就是拙文如我一样背运，在大陆若干大杂志间漂泊了两个年头无着落。于是我一方面在大陆拆整为零卖，一方面投寄海峡彼岸的《大陆杂志》。大陆先是《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1期发了一节，名为《西门庆是“新兴商人阶级”的典型吗？》，再就是山东济宁的朋友向我约稿，正好又给他一节，叫《十六世纪一个新型流氓的喜剧——论西门庆》，刊《济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台湾《大陆杂志》第99卷第3、4两期（分别于1999年9月15日、10月15日出版）以上、下篇的形式全文刊登了拙文，冠题为《流氓的寓言——论西门庆》。《大陆杂志》寄给我近百份的抽印本。除了广送师友之外，2000年10月我扛着这些抽印本赶到山东五莲参加了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被友人称为“迟到的金学家”。“金学家”不敢冒充，“迟到”则为实情，一则我在这个队伍中露面甚晚，二则那次会议是10月23日开幕，我从长江之滨乘汽车颠到五莲已24日了。好在师友们宽容地接纳了我这个迟到者，对拙文亦多有美言。最令我感动的是，香港梦梅馆主梅节先生几番为之举杯邀饮，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归台后立即寄来条幅以予勉励，并有幸结识了吴敢等实力派的金学家。
此后虽有吴敢先生不断赐我以《金瓶梅》研究书刊，但我除有《〈红楼梦〉：从深得到超越〈金瓶〉壸奥》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2期之外，并未继续写《金瓶》文字。
再次为之一鼓作气，并写一部关于《金瓶梅》的书，则是去年暑假以后的事。陕西人民出版社刚出版了我的一部拙著《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出于友谊与信任，他们又邀我写这本书。师友常谬夸我治学勤奋，其实我是个散淡之人，很少一鼓作气写完一本书。有的书断断续续写了一二十年，如《西游记》研究，朱一玄先生的序早发表了，我的书却至今未完工，每念及此，实愧莫能当也。这次如此痛快地写完了这本书，真得感谢鲁小山、李向晨两位编辑朋友笑嘻嘻地又鞭又策，让我挥发潜力加快了写作步伐，也享受了写作的快感。
九十五岁高龄的朱一玄先生仍时时悬念着我的小说研究，为我写此书，他三番两次地寄来《金瓶梅》资料。南京大学的新锐学者苗怀明先生对古小说文献有一网打尽之势，他也慷慨解囊，为我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文献。吴敢先生是中国金学界的领军人物，胸有金学全局，他的序自然更实在。他称我为“金学”界的新人，我不禁狂喜，仿佛又回到了煤油灯下读《红楼梦》的年代。从当年的写《红楼》文字，到今日的写《金瓶》文章，我虽老不长进，吴先生却估量我这奔六的老少翁还有余勇可贾。另，愚笨少有如我，在“现代化”时代至今没有“换笔”，仍持着杆“金不换”在那里作手工劳动，使得同仁中若干少帅为我又敲又打，耗费了许多美好时光。凡此种种，岂一个“谢”字了得？！
少不读《红楼》，老不读《金瓶》（2）
罢笔临窗，遥望云天，不知东方之既白，恨不能把酒邀秦淮。
钟扬2006年2月18日（丙戌年元宵后六日）凌晨于秦淮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