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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便专责饷事，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身上，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潮州厘税。
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潮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
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厂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
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兔。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粤东兼有通逃之薮。“
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功府县地方官，以求妥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
从郭嵩焘到任后，以剔除中饱，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成效，从未设局的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惠道张铣，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端。朝州的民风，因势利导，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从。张铣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局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为此先起争执，是件极危险的事。这个看法。郭嵩焘深以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
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实裨益非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
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至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干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
这就是所谓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话上：“ 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如此推崇，分量实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这样降心推崇，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因此有人传出来一个内幕，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力主加这“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
不过，行贿之说，虽不可知，而就事论事，却非有此十字不可。蒋益澧的才具如何，军机大臣大都了解，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为粤抚，并利用李鸿章作陪衬，来抬高他的身价，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字，分量之重，如雷灌耳，那就装不得聋，作不得哑了。
不过，装聋不许，却可装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请，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
* * *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左宗棠对攻克汪海洋所据守的嘉应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发动总攻，一仗大捷，汪海洋中乱枪阵亡，十天以后，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复嘉应州城，贼首歼灭净尽，余孽荡平。”
这一下等于击垮了太平军余部，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各军遣归本省，然则蒋益澧“驰赴广东”，办何“军务”，筹何“粮饷”？如果有力者作此一问，蒋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消。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于是借题发挥，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
所惜的题目是“高连升带所部赴任”。高连升的本职是“广东陆路提督”，如今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的任务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则高连升亦应在广东履任。提督到职，除本标亲兵以外，无需另带人马，而左宗棠却嘱咐高连升尽携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战乱初平，民心不定，“以资镇压”，实际上是有意给广东出难题，因为高连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万多银子的饷银，当然归广东负担。
可是，广东欢迎高连升，却不欢迎高连升的部队。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责广东，大发牢骚，说是“臣们心自问，所以为广东谋者，不为不至，而广东顾难之。欲臣一概檄饬高连升所部旋闽。兹则臣所不解也。如谓高连升军饷仍应由闽支领，则试为广东筹之，应解协闽之饷，约尚有三十余万两，此次资遣各省难民及嘉应州、滇平县赈恤平粜米粮及臣均拨鲍超一军军米价银，应由广东解还归款者亦约五万余两。即以此款悉数移充高连升军饷，以闽饷济闽军，约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后，诸患渐平，陆续裁撤此军，亦未为晚。”
各省协饷，哪一省亏欠哪一省，是笔永远算不清的帐，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胜仗更有理。左宗棠对这一层了解得最透彻，所以能够侃侃而言，气壮更显得理直。
左宗棠的折报，常在最后发议论，此折亦不例外，因为打击郭嵩焘的缘故，殃及广东，亦被恶声：“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广东，中原盗贼之患，亦起于广东，当此军务甫竣之时，有筹兵筹饷之者，应如何惩前毖后，以图自强？若仍以庸暗为宽厚，以倭卸为能事，明于小计，暗于大谋，恐未足纤朝廷南顾之忧也。合无请旨敕下广东督抚熟思审处，仍檄高连升带所部赴任之处，出自圣裁。”
这个奏折，象以前所保蒋益澧的奏折一样。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红包的人，密抄折底，寄达浙江，蒋益澧虽是粗材，但毕竟也还有高人，告诉他说：高升之期已不在远，蒋益澧喜不可言，随即刻印了广东巡抚的封条，准备打点上任了。
这个奏折最厉害之处，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焘，事由瑞麟一咨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笔锋，在前面亦都指向瑞麟，这是暗示，如果攻郭无效，便要转而攻瑞了。瑞麟在广东的政绩如何？朝中大臣，尽人皆知，而恭王与文祥，较之道光、咸丰两朝若干用事的满洲权贵，虽不知高明多少，但亦认为瑞麟必须保全，因为第一，军兴以来，督抚十分之九为汉人，此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之事。眼前亦仅只湖广、两厂是旗人，倘或左宗棠对瑞麟参劾不已，逼得朝廷非调不可，一时却没有适当的旗下大员，可以承乏。其次，瑞麟有兹禧太后的奥援，动他不得。第三，瑞麟虽是庸材，但很听话，尤其内务府的经费，跟粤海关有很大的关联，能有个听话的粤督在广州，诸事方便。
因此，朝廷就必须安抚左宗棠，不但为了保全瑞麟，亦因为由“恐未足纾朗廷南顾之忧”这句话而起了警惕：所以上谕中责备瑞麟，措词相当严厉：“左宗棠凯旋后，粤省安插降卒，搜诛土匪，善后之事方多，正当留扎劲兵，以资镇压。瑞麟既咨催高连升赴广东提督本任，何以反令左宗棠将其部曲檄
饬回闽？倘闽军凯撤，而降卒土匪又复滋生事端，重烦兵力，该署督其能当此重咎那？“
接下来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谓：“高连升所部五千余人，计每月饷需不过三万余两。即着左宗棠檄饬该提督带所部赴任，月饷由瑞麟、郭嵩焘按月筹给，不准丝毫短少蒂欠，致有掣肘之患！”
瑞麟受了这顿申斥，当然很失面子，但前程是保住了，保不住前程的是未受申斥的郭嵩焘。
朝廷的意思是决意保全瑞麟，牺牲郭嵩焘来换取左宗棠的“忠诚”，不过上谕于“用人行政”，动辄申明，“一秉大公”，而广东军务的贻误，督抚同罪，不该一个被黜，一个无事。所以运用“打而不罚”，“罚而不打”
这个不成文的“公平”之理，对瑞麟严加申饬是已打不罚，而对郭嵩焘之下“打”，正是将“罚”的先声。
不过七、八夭的工夫，有关广东的政局，一日连发两谕，一道是由内阁“明发”，“着郭嵩焘来京，以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另一道是仅次于“六百里加紧”的紧急军报的“廷寄”，分饬浙江、广东及福建，写的是：马新贻奏：巡视海口情形，酌议改造战船，粤省军事已定，藩司蒋益澧应否前往各一折。官军搜捕洋盗，全赖船械得力，方能奏效。马新贻见拟改造红单广艇三十号，合之张其光原带广艇十只，共计四十号，分派温州等处各要口，并购买外国轮船一两只，以为游击搜剿之用，所筹尚属周妥，均着照所请行，仍着马新贻督饬沿海各将并，就见有师船，认真巡缉，搜捕余匪，以靖地方，毋得稍涉疏懈。本日已明降谕旨，授蒋益澧为广东巡抚。即着蒋益澧赶紧交卸起程，前赴新任。蒋益澧经朝廷耀膺疆寄，责任非轻，到任后务将军务吏治及筹饷各事宜，力加整顿，以期日有起色，毋得稍蹈因循积习，致负委任。
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 * *左宗棠驱逐郭嵩焘是为了想占得广东这个地盘。这个目的在表面看，算是达到了，其实不然。
朝廷接纳左宗棠对蒋益澧的力保，虽说是要挟之下，不得不然，但到底集众人之力对付独断独行的左宗棠，毕竟有其深谋远虑的过人之处。没有多久，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到头来是朝中用事的人，棋高一着。
第一，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还要重用左宗棠，因而借他力保蒋益澧这件事上，特加词色，以为笼络。第二，广东的富庶，早就有名，而且一向是内务府公私需索之地。十年多来的战乱，广东受损极轻。不过早年为了筹饷，广东督抚不得不迁就膺专阃之奇的曾国藩的保荐。事平以后，情况不同，收权之时已到，但一则碍着曾国藩，再则以郭嵩焘的出身与居官的绩效，如无重大过失，不能随便调动，尤其是有瑞麟在，相形对比，如说要整饬广东吏治，首先该调的应该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焘。即令退一步来看，至少亦该瑞、郭同调，否则谕旨中一再申明的“用人行政，一秉大公”等等冠冕堂皇的话，就变成欺人之谈了。
难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焘，恰好可用来作为收权的途径。黜郭不易，要黜蒋益澧容易得很，因为论他的出身资望与才具，都不适方面之任，将来一纸上谕。轻易调动，决不会有人说闲话。
再有层好处，便是有蒋益澧的比照，瑞麟当两广总督，便显很够格了。
所以八月间降旨，瑞麟的两广总督真除，由署理变为实授。
同一天——同治五年八月十六，另有两道上谕，一道是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才力不及，病势日增，恳请开缺”，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
另一道说：“杨岳斌于人地不甚相宜，办理未能有效，眷顾西陲，实深廑系。左宗棠威望素著，熟谙韬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陲。”是特为表明，赋左宗棠以稳定西北的重任。
照历来的规制，封疆大臣的调动，往往先将预定的人选召赴到京，陛见称旨，方始明发上谕，然后“请训”出京。如果不经这一番程序，直接降旨调补，那么新任就该自请陛见请训，意思是此一调动，必含有除旧布新的整顿之意在内。朝廷的希望如何，必先探询明白，所以应该请训。当然，亦有例外，例如军情紧急，不容耽误，便可在上谕中明示：“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对左宗棠的新命，即是如此。
不过，这是表面的看法，实际上另有文章。因为左宗棠由东南旧任赴西北新任，绕道京师，由山西入秦陇，并不算太费事，而况回民起义势缓，已经历相当时日，与防患将然，深恐一发不可收拾，愈早平息愈好的情况不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请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