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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对自己说心放宽点。
——题记
1
我看见一轮很大的粉红的月亮嵌在离地平线半寸高的蓝天上，地平线很低，只是一线蓝褐色，一个裸体的女人贴紧月亮站着，是个紫灰透红的背影，很丰腴迷人。这幅形式感很强的油画，创作意图是相当明确的，它是在表现母亲这个伟大的题材。这幅题名《月魂》的油画，参加了1988年底省美协举办的湖南省油画作品展览，然而在技巧和内容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幅油画现在就挂在我脑后的壁上，占了半面墙，画中的女人就是我母亲的写照。我这一生最敬重的就是我母亲。
我母亲出身于中农家庭，这种家庭的成员是想削尖脑壳往上钻的。我外公在世的时候就是这种人。外公长着一个尖脑壳，一双混浊的三角眼睛，还有一只小时候被老鼠咬过一口的烂鼻子。外公一心要攀权贵，丝毫不把女儿的幸福放在眼里，母亲长到17岁，外公就托媒人向本县一个有名的地主兼官僚说亲。那年我父亲已有47岁，而且既有正房又有填房，但对女人们有兴趣。父亲让媒人第二天带母亲去见见面，于是在一年后的一个秋天的深夜我呱呱落地了。母亲说我生下来时鼻子是黑的，后来才慢慢转红。算命的说我脸上有紫霞之气，长大将成个人物。这纯粹是为了取悦于我父母。
1949年夏的某个大雨滂沱的下午，父亲开着一辆敞篷小汽车回了家。他淋得一身透湿，从车上下来时整个脸是红的，头发不断地往下滴水，像只从水里爬出来的老猴子。他一进屋就盯紧我（当时我12岁），目光憔悴且凄然，同家里那只老黑猫一样。“光宗，”他说，“共产党就要打进长沙了，我们得走。”那时父亲仍是国民党的一个处长，当时奶奶还活着，不过已病得奄奄一息了。母亲一直住在乡下服伺爷爷奶奶（等于父亲是娶了个忠实可靠的女佣），不是母亲照料，奶奶早给病魔带进了地狱。我一直住在乡下陪母亲和奶奶，与父亲形同路人，当父亲那猫一样圆圆的眼睛盯住我说要带我走时，我果断地说：“我要跟妈妈奶奶在一起。”父亲绷紧他那张糖尿病患者的肥肥的红脸，“共产党会把你杀鸡一样杀死的！”父亲吓我说。我知道父亲的心情，他只有我一个儿子，他大老婆只跟他生了两个女儿，二老婆一个蛋也没下，我是他企图依赖的根。他的那双眼睛已经老得同蜘蛛网样的了，他还不断咳嗽，他盯着我时脸上那很肥的两块在焦急地抽搐。这是我父亲留在我眼中的最后形象。（这个形象很差！）父亲见我铁板一块，撬都撬不开，住了几天且同母亲吵了几天，终于开着那辆破烂的小汽车走了。临走前，父亲还最后一次问我：“你真的不跟爸爸走了？”
我点点头，父亲就转过了背，那背宽大厚实，留在我记忆的土地上好像一座远远的山，萦绕着一片哀愁的山岗。
1950年初奶奶死后，我和母亲便上长沙投奔我舅舅（舅舅当时在长沙坡子街开了家弹簧厂），舅舅告诉我们我父亲把他在长沙的那幢房子卖给了一个教书的（500块光洋），带着大老婆和我同父异母的二姐去台湾了。
我童年时那段生活就这么简单地交代一下吧。下面我要说说我前妻——尚青青。
2
1986年底，我们一些身在湖南的浙美同学在湘江宾馆搞了个同学聚会，由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同学资助组织的，我去了，尚青青也去了。吃酒的时候尚青青不断拿眼角瞟着我，那种眼光是让我很想体现出一点男人的气质的，我身上这套正宗老爷车西服帮助我恢复了自信，我注意到很多同学都穿得不及我讲究和不及我有男人色彩。在舞厅里跳舞时，我有一种预感，她会找我。如果我跳完第三支舞曲就告辞，像我走进舞厅的那一刻所想的，那我和她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但我太想在她面前表现自己的风度了。
在跳第四支舞曲的时候，乐队刚奏起过门，她便从我前面几排的椅子上起身走来，白净的脸上挂着一抹生硬且凄然的笑容，“我们是老搭档”，她夸张地说。我搂住了她腰，我感到我的手和她的腰上散发的热气像浆糊样粘到了一起。“我们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她健忘地说。我说：“1967年我画毛主席像时，在你们局的食堂里，我们见过面。”“那也有8年了，”她一笑，“你没有显老。”“一个人不是想老就能老的，”我说。她的舞步起先有些松疏，有几下踩了我的皮鞋，但跳过几支舞曲后，她的舞步就轻快了，身体便随同舞步轻快地转动起来。在跳《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慢三舞曲时，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学时代。我不自主地搂紧了她，一种岁月流逝的伤感岩石般压在我心头。她看着我，那种眼神也是伤感，她把头缓缓贴到了我肩上，握着我的手很烫人。“你还恨我吗？”她猛然这么说。我说：“不恨。”
二十多年前的往事浪潮般扑到我怀里。我同尚青青结婚九个月后，一天傍晚她一脸土色地回来了，倒在铺上，脸上虚汗直淌。
我母亲问她哪里不适，她把脸狠狠地扭到一边不回答，母亲让我去问。母亲把我拉到厨房门口低声嘱咐：“你态度要好。这么大一个人要懂得体贴。”可是我也问不出任何一点东西来，她望都不望我。这事是有回我同她吵架，她自已翻出来的。她为了深深刺伤我，说：“你晓得呗，那天我去打了胎，我就是不愿为你生孩子。”
要不是母亲抱住我一条腿，那天我就会让她进医院躺半年。母亲被我气愤地推倒。可仍趴在地上死死箍紧我一条腿，“看在妈的脸上，不要打她……”我不能让母亲过于伤心。另一次是我去劳改农场后不久（她做了两次人工流产）。她坚决不为我生孩子，她曾愤怒地说：“我就是要让你们何家绝子绝孙！”语言够凶猛的！！
我在1957年做了件违心的事，那时我在浙江美术学院读大学二年级，20岁，年轻然而没有头脑。当时我和另一个同学肖克勤部爱尚青青，当然还有人爱她，她那么美，脸上有一种一般女人没有的冷峻的光艳。肖比我讨她欢心，肖会讲，是班上的中心人物，总有一些同学乐意为他效劳。肖的《耕耘》在1956年举办的全国油画作品展览中荣获二等奖。肖太聪明了，于是有人恨他。
1957年新学期一开学，肖就写了份大字报，为李凡讲师鸣不平。李讲师是留法归国的华侨，因同一女生关系暖昧，系主任就让他到食堂卖餐票。肖的大字报直指系主任，并说共产党的作风不是一棒子把人打死。他还把秦始皇拉扯进来做文章，还谈到了孔子。这就是他走背时运的开端，我不过在他背后无意中推了一把。
我只能说我是个猪。
系主任开始调查肖克勤的言行了。他把肖周围的同学一一找到系办公室个别谈话。我是其中一个，那天我记得是落雨，风把门窗吹得叮叮哐哐响，屋里要开灯才感觉舒服。系主任让我在他对面靠椅上坐下，泡了杯茶递到我手上。他说他知道我出身不好，他说我能做到尊师爱友团结同学。然后他呷口茶，把茶杯轻轻放到桌上，很严肃地瞧着我话锋一转：“据有些同学反映肖克勤在寝室里大肆宣扬共产党狭隘，你当时也在场是吗？”
肖克勤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我发现共产党里有些人有种狭隘的农民意识，容不得能人。”
当时寝室里有五个人。我把这句话的来龙去脉对系主任说了。
为了证明肖克勤为人正直，我把我们同来时在火车上的谈话内容告诉了系主任。肖的母亲在县城一所中学教书，校长是参加过平津战役的南下干部，但他是个管得极宽的老粗，就连年轻老师谈恋爱也要管，谁要是有轻视他的神色他在关键时候就找双小鞋给你穿。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专门谈他如何打仗，要不就谈他小时候如何害地主等等，就只字不提教学。肖克勤嘲笑地说：“这种人应该扛起背包回家种田。”后来这句话成了肖克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条罪状之一。“肖克勤希望党的好干部回家种田，其用心是要把老革命用生命和热血夺来的无产阶级政权交回到资产阶级手里去。”系主任在大会上斩钉截铁地说，接着猛拍一下桌子，“那还了得！肖克勤你站起来！”他咆哮道。
我愕然。肖克勤就坐在我前面。他的脸绯红如夕阳，他慢慢站起身，勾着头，瞥了眼我。
现在回想起来，肖克勤打成“右派”，我并没什么可内疚的。
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又工作了这么多年，阅历告诉我领导要整人就跟老师整学生一样简单，老师瞧着那个学生不顺眼了，老师就要找个由头整他，找个由头是很容易的。然而有好几年，我一直感到心里有愧，感到有个障碍物横在我心坎上，无法清除。
我想清除出去。
1960年某个深夜，当几个在我家喝酒的同事走了后，我瞅着如花似玉的尚青青，心里抑制不住一种偷窃的富有感和深切的内疚。我说这种内疚压在我心头有两年了，晚上一睡觉就腾起一层灰。我求她出自内心地理解我。她的表情越来越愤怒，像一块逐渐烧红的铁。“你不是人哩！落井下石的东西！地主的崽就是坏！”
这是她的原话。母亲就躺在外房，她把我喊出来，她怕我不冷静。
“今天晚上你就睡在我床上，”母亲说，“她说的是气话，你莫往心里放。”20多年过去了，我怎么也揎不掉这几句话在我心田上筑的城墙，特别是在劳改农场，我一想起这句砖头一样砸在我心坎上的话和那个使我羞惭不已的场面就禁不住要潸然泪下。
3
1961年10月我去白莲湖农场劳改，因为一句话（我以后会要提到它）。1963年我提前半年释放了。看管我们这队劳改犯的邢指导说：“我们觉得你一直表现好，你回家去过‘五一’劳动节吧。”
他递给我一张证明，证明我在农场表现很突出。他要我把这张盖了红戳的证明交当地办事处，请他们帮我安排工作。
我回了家。
母亲不在家，尚也不在。隔壁邻居告诉我，我母亲早住到自来水站守水去了。那时不是家家户户有水龙头，用水要上自来水站挑，一分钱三担。我扛着背包走到了用竹篱围拢的自来水站，当时那儿正有很多人在排队挑水，母亲坐在水龙头旁收水筹，一只手把着龙头，眼睛盯着水桶，怕水漫出来浪费水。母亲一见我眼圈就红了。我说：“这么多人咧。”母亲马上用苍老的手背揩干了淤积在眼角窝的浊泪，背过了身。
我劳改回来后便同母亲住在自来水站那间狭窄阴湿的烂房子里，和母亲同睡一张床，那间小得可怜的房里只能摆一张两尺宽的床。
我急于找工作找房子。
办事处要我在家等安排。我闲着相当苦闷。有天母亲说对门黄老倌问我愿不愿意赚点力气钱。我瞅着母亲那磋商和委屈我的神情，“没关系，我愿意。”黄老倌父子都是搬运工，一到傍晚就有二辆乌黑的板车斜斜地靠墙立着。次日我便随黄老倌上北站运煤去了。黄老倌瞧我不来，他从人家口中知道些我和尚的事。“年轻轻的不要泄气，”他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窑子里进窑子里出，看得多。”母亲在我释放回来的那天告诉我，尚和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关系暧昧，那男的是个什么处长。我说：“莫讲了，我同她不在一个层次了。”我想忘记她，我下死力帮黄老倌拉车，好让疲惫的利爪抓住我的思想以免胡思乱想。然而我老挂着她，在梦乡里我也常常见到她。有几次我在梦中大喊大叫，把母亲也吓醒了，母亲打醒我说：“你叫得吓人！”“我不知道。”我说。母亲用粗糙的手揩着我脸上的虚汗，“你在喊她。”“我搞不清。”我惭愧不已。
有天天气凉快，我和黄老倌多拉了一趟煤，天快黑了才回来。
我打着赤膊，一身臭汗和黑煤，拿起搁在车轮头上的脏衣，一折身看见了尚青青。她立在路灯下，那种目光让我想起惊疑的兔子。
我感到天快塌下来了。“何光宗，”她喊了我一声，走上来，“我写了份离婚报告，你看下吧。”我傲气顿生：“不必看。”她把离婚报告递到我手上，“你还是看下，同意就请你签个名。”她把钢笔递给我，我立即在离婚书上写下：“同意”，签了名，把钢笔狠劲地往地上一丢，快步走进了自来水站。我从篱笆的缝中瞧见她弯腰拾起钢笔看了看又扔下，朝前面走去。不远的树荫里走出个高个男人，俩人消失在黑暗中。我走出去捡起钢笔，笔尖弯了，我心里一阵热浪翻滚，想吼叫。母亲走拢来说：“你洗个澡会好点。”我坐在水龙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