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次以生命的形象突然呈现于我们的眼前。
也许，我们不应该再在历史的旅途中踯躅不前了，而应该迈开大步，大胆地去探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实。
第八章丹尼斯预言
人们对斯芬克斯的研究并未仅止于地质和历史的层面，有人甚至发现了狮身人面像在天文学意义上的象征意义。
有人认为，狮身人面像实际上与黄道中的狮子座相暗合，象征着权力和政治。同时，它又是复活与生命之神，因为它面朝正东，每天清晨，代表着生命与复活的太阳神阿波罗将阳光播撤在它的脸上。这样，这尊奇特的雕塑就成为吉萨地区每天最早与太阳接吻的圣物。
但问题是，若按照这样的说法，与黄道中狮子座相对应的位置，应该在狮身人面像的前方，也就是说，应该位于狮身人面像的前足下。是因为古人在天文计量方面的失误，才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吗？
这样的推论似乎难以令人信服。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古代埃及会在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上犯错误，正如我们无从知晓他们是凭着什么样的技术建造了这狮身人面像一样。
也许，这其中蕴含着一个更深的寓意，还等待着后人前去探索；也许，它本身的确仅仅只是一个错误。
■神秘的教会
在古代波斯帝国广袤的大地上，曾经兴起过一个奇特的宗教——拜火教。至今为止，人们只知道有关这个神秘宗教的少得可怜的信息，虽然它们听起来已是足够让人惊奇。但我们在这个宗教的有关历史文献中，仍然找寻到了以下这个故事中一些朦胧的影子。
据说，主宰这个宗教的是一个狮头人身、长有双翅的奇特生物。他是由一个凡人经过特殊的修炼而成为的神。他能够让死者复活，能够拯救受苦受难的人于水火之中，他受了神的旨意而来到人间，来帮助更多的人返回天庭。
这是一个十分离奇的传说，很难弄清其中究竟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不过，拜火教确实有一个十分古怪的仪式——梅尔卡巴。
相传，凡是受到过梅尔卡巴洗礼过的人，就能够上升为神。
但是并非每一个拜火教教徒都能接受这一秘密仪式的洗礼。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能如愿地返贩天庭，而只能默默地消失在人世之中。但是他们并不为这样的结局所动，依然前仆后继地进行修行和礼拜，乐此不疲。
正文 第二十二章 古埃及之迷（2）
打开埃及古文化的门锁
任何伟大的发现事后看来都似乎是简单的。1400年来，埃及文字的研究工作被荷拉波隆的传统观念搞得烟雾弥漫；因之商博良的另辟溪径就是一件非凡的成就，事有凑巧：商博良的这个理论在排力方尖碑上的铭文中得到了证实。这块碑由考古学家班克斯于1821年运到英国，碑上同样刻有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等于第二块罗赛塔碑。同样地，文中也有刻着托勒密这个名字的装饰纹样；另外还有一组象形符号，经过同希腊铭文对照，确定为埃及文的“克娄巴特拉”。商博良把这几组符号上下排列写下来，如下图所示。
可以明显看出，代表“克娄巴特拉”一词的第二、第四和第五个符号，各同“托勒密”的象形文字的第四、第三和第一个符号相符，这样就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而这也就是打开埃及古文化的一切门锁的钥匙。
现代人懂得，象形文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变化无穷的文字体系。现代的学生学习象形文字，感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这却是当年商博良在独具创见的基础上付出巨大努力的研究成果。尽管商博良在理解象形文字方面成绩卓著，但在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3000年来，象形文字出现了许多变体。现代的人们已经十分了解这些变体，懂得“古体”埃及文有别于“新体”，而“新体”又不同于“现代体”，但在商博良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些变化；即便有的学者有所发见，从而译出了一个字，下一个宇却又束手无策了。今天没有专门学识的人都懂得，中世纪的文字第一个装饰性的字母只不过是个字母，决没有更多的含义，但中世纪的文字是同现代文化属于同一范畴的，在时间上的差距不足1000年，而最初的象形文字，却是一套不断发展的文字，它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的3000年前的产物。
今天已经不难区分哪些是形声词，哪些是示意词和限定词，而这是理解象形文字的第一步。今天我们看到有的词从右向左读，有的从左向右读，有的又从上向下读时，已经不以为怪了。意大利的罗塞里尼、荷兰的利曼斯、法国的德·；路捷、德国的莱普西亚斯和布鲁格施等学者都陆续有所发现。运到欧洲的古纸草文献数以万计，后来的专家们已经能够顺利地阅读那些来自陵墓、碑石和寺庙的长篇累牍的铭文了。商博良死后（1836—1841年），他的《埃及语法》在巴黎出版，接着先后出版了后人编纂的第一部埃文词典和《注释》、《碑文》等书。这些加上继续研究的成果，使得后来的埃及学家们不仅能读，而且能写埃及古文了。希德纳姆的水晶宫有一座埃及厅，里面就用象形文字镌刻着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弗莱德亲王的名字。柏林埃及博物馆的庭院的献词也是用埃及古文写的。莱普西亚斯在埃及吉萨的一座金字塔上竖了一块碑，用古文在上面写了他的那次远征的赞助者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名字。
埋头书斋的学者往往弄不到第一手资料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有的地方神游数十年之久，却没有机会亲自去看一看。
商博良在理论上成就非凡，却没有实地发掘过古文物。然而他到底还亲自到了埃及，使自己的书斋理论得到了现实的验证。商博良从青年时代就研究古埃及的历史和地形，多年来，尽管资料缺乏，他仍考证了许多古雕像和铭文的制作时间和地点，每当这时他的脑中就出现一串串的逼想。商博良来到埃及，就像一位动物学家用骨路和化石复原了恐龙的身躯以后，又突然回到自理纪站在活恐龙的面前。
■胜利的进军
商博良率领远征队从1828年7月到1829年12月游历埃及，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这时除法国官方以外，埃及的人们都早巳忘记商博良还有过“叛国”的罪名。当地居民成群地跑来看望这位“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商博良受到埃及人的热情欢迎，使远征队大受感动，他们为格里戈省省长穆罕默德·；贝依唱起马赛曲和《彼第奇的猎舍》中的自由之歌。但这些法国人在兴高采烈之余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商博良接二连三地有所发现，他的许多想法到处得到证实。对于曼菲斯的古建筑遗迹，他一看就能识别它们的建造时代。他在里特·；拉伊纳发现两座寺庙和一处古墓，在萨卡拉发现古代王族的姓氏昂诺斯时，他立即断定这是最早期的埃及王族。几年以后马利耶特（法国埃及学家，1821年—1881年）在萨卡拉考古得到重大的收获。
在这6年以前，商博良提出一种设想，为此遭到整个埃及委员会的嘲笑，这种设想现在证明是对的，这使商搏良非常高兴：在远征队的船只停泊的丹德拉口岸上，有一座经过历代帝王修建的庙宇。中古王国的第十二王朝修过丹德拉寺，托特米斯三世、新王国的雄主拉美西斯和他的继承者也派人修过，另外还有托勒密王朝和后来的罗马征服者奥古斯都和内耳瓦，最后是多米蒂安和图拉扬修建了寺门和围墙。
l799年5月25日，拿破仑的军队经过艰苦的行军抵达丹德拉，看到这片雄伟的遗迹时，全军都为之惊奇不已。德赛将军率领全师追击玛穆鲁克，在这里竟暂时停止行进，以便观赏古帝王留下的这些豪华的建筑。商博良在事先早已通过文献、图片和镌刻的复制品而对这个古迹了解得十分详尽，现在他终于身临其境了。那是一个满月当空的、晴朗的、埃及的夜晚。
远征队的15名队员央求队长批准他们上岸。商博良见阻拦不住，便率领大家径入寺内，“当时假如埃及人看到我们，”他写道，“会把我们当成贝都因人，而欧洲人可能以为我们是一群武装的卡尔特会僧侣。”
参加这次游览的罗特后来异常激动地追述当时的经历：“我们慌慌张张地跑过一处椰林，那简直是月光之下的神仙境界！接着是一片深草、荆棘和灌木丛。回去吗？不行，我们不愿回去。向前走吗？完全不认识路，我们高声呼喊，只引来远处几声狗吠。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瘦弱构干的农人睡在树下，身边有一根木棒，身上被着几块黑色的破布，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商博良把他叫做“会走的木乃伊”。“他看到我们就站起来，吓得要死，以为一定是活不成了……又走了足足两个小时，那寺院终于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柔和的月光下，真是一幅令人陶醉的画面……到达之前，我们在路上还唱了几支歌以缓和一下焦躁的情绪，然而现在已经站在寺门前，它弥浴在一片圣洁的月光里，那景色真是令人心荡神怡！粗大的圆柱支撑着大厅，下面是一片寂静的、梦幻般神秘的境界，外面却是耀眼的月光，真是奇特而又绝妙的对比！”
“我们用枯草在寺里点起簧火，火光又一次带给我们一阵欢悦，我们如醉如狂，没有一人不喜出望外的……这是一幅神奇的画面，它充满着梦幻的色彩，然而却是丹德拉的大厦之下的现实。”
商博良是怎样报道这次游历的呢？别人叫他“师傅”，他的稳重的叙事口吻符合这个身份，然而人们可以从他那冷静的措词里感到奔腾的激情。他写道：“我不想描写这座寺庙、特别是寺中的圆柱门廊给我们的印象如何深刻。建筑物的大小是量得出的，但要想说明寺庙的整体是不可能的，它是华丽和雄伟的最完美的结合。我们兴高采烈地在里面看了两个小时。我们请那贫苦农民作向导，走遍了寺中的殿堂，并且借着月光看了外面的铭文。”
这是商博良见到的第一座保存完好的大规模的埃及寺庙。从他当晚和后来写的笔记可以看出，他在古埃及的研究方面付出了多少心血。他事先在想象中和思想上为那天看到的景象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在看到实物的时候没有什么使他感到意外。面前的一切无不证实他早已想过的东西。同行者有的很有学问，但却没有他的敏捷，他们都对商博良的学识感到惊异。远征队成员们大多数都把那些寺庙、大门、圆柱和铭文看作死的石雕，一些没有生命的、纪念过去的东西，而在远征队长看来，这些都是一片活着的景象的组成部分。
商博良率领的全体人员都剃了发，戴着穆斯林的大头巾，身穿绣金边的上衣，足踏黄色皮靴。罗特说：“我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像煞有介事的样子。”但商博良对于这套装束并没有这种半开玩笑的态度。多年来，他在格兰诺勃尔和巴黎就被人称为“埃及人”，他总是埃及装束，好像从小就生活在这尼罗河的祖国，这一点他的朋友们是有目共睹的。
这次旅行埃及期间，商博良做了大量的解释古迹和破译古文的工作。他常常有所醒悟，新的见解总是层出不穷。他宣布了比埃及委员会高出一筹的一项发现：这座寺庙并不是埃及委员会所说的艾茜斯庙，而是爱神海梭庙。它是不是像委员会所说的“极为古老”呢？寺中的建筑实际上是托勒密王朝最后定型的，而且在这以后罗马人又把它装修过。尽管月光之下看来气魄不凡，但商博良还是看出这座寺庙“固然不愧为建筑上的杰作”，但雕刻的“风格却是极不高明的”。他写道：“但愿委员会不要见怪：我认为丹德拉寺的浮雕非常恶劣。这是必然的，因为它们都是衰落时期的作品，当时雕刻艺术已经腐朽没落，而建筑作为数学的艺术是比较稳定的，因此这座寺庙的建筑还不辱没埃及的神，也值得后世的崇仰。”
3年后商博良逝世了，这是新兴的埃及学的巨大损失。商博良死后，英国和德国的学者立刻对他的见解群起而攻之。他们把商博良破译古文的方法盲目地斥为幻想的产物，完全不顾这种译法的公认的成绩。但商博良得到德国学者理查德·；莱普西亚斯的大力支持。1866年，莱普西亚斯发现了堪诺普斯诏书，是用世俗体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腊文两种文字写成的。认真研究的结果全面证实了商博良的理论。1896年彼得·；勒·；培基·；兰诺夫爵士在伦敦皇家学会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