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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在金赛①报告中起着爆炸性作用的可怕的事实：享受的权利。科科十分明白，她的香水和她的风格之间的互补性、香水的好处并不是几千个享有特权的妇女所专有的。只要用几滴五号香水，穿上一条裙子和套衫，所有的妇女都可以成为玛丽路
科科说：“我在瑞士领取了香水专利使用费，并把这笔钱留在了瑞士，我不想把它拿回来缴上90％的税。”
然而，她在1968年法郎危机时还是发了很大的火。她说：“许多人带着整箱的钞票去瑞士。应当对他们大喝一声，停下来！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国家的事，随它去吧。如果到了那里。你就会听到：法郎，不行。他们不接受法国的钞票。”
一位接近科科的人士估计，香水每年可以给科科带来500万法郎的税后净收入。我也听说过1969年的数字，但她从来不感到满足。皮埃尔·韦尔泰梅去世后，科科在瑞士请了一位律师想再得到点好处。韦尔泰梅的儿子的辩护人讨好她说：
“如果我有您的财产的三分之一，我就满足了。”
“您是谁？我是夏奈尔小姐，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您呢？谁知道您？”
她发泄了心头的怒火。她是不是听懂了韦尔泰梅的弦外之音？她要我嗅嗅一种新香水：
——您觉得这种香水怎么样？
——很清幽……
——它的香味很持久。她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香水了。
她想把它称作科科香水，在百老汇上演根据她的生平改编的轻歌剧《科科》上演时推出。如果韦尔泰梅兄弟也感兴趣的话，这次条件就会不同了，她会提出对半分成。
“这与任何人没有关系、这是用我自己的钱造出来的。我花了钱就要让它再回来。”
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您不想领导一家香水厂吗？”
还有一次，她当着里昂丝绸厂厂长科尔孔贝的面，提出要我当夏奈尔公司的经理。这位厂长和我一样都被惊呆了。她越来越多地谈起钱的问题。我听到她抱怨过在康邦街上的那家店里领的工资太少了：每年才100万，但她接着又说伙食在外。她和雅克·韦尔泰梅（小韦尔泰梅）的关系一直是屈尊俯就的，有点惹人耻笑。她说。夏奈尔香水经过了40个年头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但她仍以几乎垄断了格拉斯茉莉的收成而自家
“只有那里才种茉莉，但质量已有所下降，需要监督。”
接着她又谈了黎巴嫩的玫瑰。
科科·夏奈尔传美国救星
美国救星
1954年科科回归。是不是由于玛丽一埃莱派·德·罗特希—一尔德的缘故？科科认为确实如此、头一年；科科在纽约一位好友玛丽一埃莱娜的母亲玛吉·范茨维伦家里住了几个星期（我们还记得科科是在她家里编写她的格言的）。恰好玛丽一埃莱娜买了一条裙子，准备出席初入社交活动的少女们举办的一次盛大舞会。舞会豪华得几乎不能想象：每平方米舞池就值几百万美元。科科说，这太可怕了。她临时拿了一条红色塔夫调裙子给玛丽一埃莱娜穿。
第二天，玛丽一埃莱娜对科科说：“所有的人都问我，这条裙子是谁做的。”
后来成为居伊·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夫人的玛丽一埃莱娜说：“是这件事决定了科科的回归。”
对科科略有所知的人都很清楚，科科在获得了香水赢利分配新协议后，没有让她的时装公司闲置太久，因为广告对于夏奈尔五号香水的销售极为重要，而时装公司就是广告支出的经常来源。
正当她收拾时装样件准备回国时，一个特殊的时期已在法国结束。解放后，人们千方面对把与占领时期有涉的财产隐匿起来。于是有人就办报、排戏、开出版社或时装公司。皮埃尔·巴尔曼用他母亲给他的20万法郎开了一家时装公司。这笔钱大约相当于我10个月的菲薄Al资。雅克·法特没有这么多钱。这真是，一个怪诞的时期。朱利埃特·格雷科说：“大家都被自由陶醉了，怀着新生的感觉涌上街头。”存在主义应运而生。巴黎市民都去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祈祷。我的朋友埃尔默。洛厄率领的《生活》杂志的一批摄影记者在弗洛尔、蒙大拿、巴尔韦尔和塔布到处活动，目睹了占领时期漫漫长夜后出现的种种令人惊异、极为有趣的景象。皮埃尔·巴尔曼化装成牛仔跳起了霹雳舞。法特夫妇把我带到科伯维尔。科伯维尔是一座18世纪的豪华城堡。他们的越南和机在行李箱里带上了饮料、食品和餐具。有了一辆车，我们都成了穷奢极欲的君王了。第四共和国最年轻的部长、抵抗运动战士弗朗索瓦·密特朗给我弄了一辆首批出厂的雪铁龙轿车，半小时不到就可以到诺让赴晚餐。有时，科克托也和我们同去，不过他总是显得忧心忡忡，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
1954年2月5日，夏奈尔小姐举办了时装展示会。这时，自由的海市蜃楼已经不复存在。她之所以选择5日这一天是因为五号香水的缘故。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曾经对我说过：“这很简单，我拥有服装公司是因为它为我提供了广告费用，使我得以向美国人大量销售香水。”
几乎像所有的人一样，我对这位大小姐也有保留着法。人们还未忘记占领时期的苦难，科科就已经使我的时装界朋友感到了喜悦。他们都称她为老太。
《纽约先驱论坛报》预言：“尽管时装界存在着危机，夏奈尔小姐还是能为自己重新谋得一席之地。她估计世界上有3000位妇女希望穿上夏奈尔时装。”
他们说得不错。正是时装界的危机给了夏奈尔小姐机会。上一次战争结束后，她曾经让时装设计师们放开手脚，使在美国报纸上出名的几千名享有特权的妇女穿上了她的时装。但是这一次的赌注要大得多，是要使全世界都“夏奈尔化”，而事实上，她的服装式样也适合机器生产。
在此以前，集中在纽约第三街上的巨大的美国服装工业，像福特汽车公司生产汽车一样，大量生产着衣着用品。但是仍然保持着优美雅致。夏奈尔的式样使工业化生产的服装具有高贵的气质。
1925年，《时尚》杂志（精装版）评论在装饰艺术展览会上展出的夏奈尔时装时说：“这就是怀着夏奈尔品牌的福特汽车、”
距离成熟还有一段时间。科科在多维尔和比亚里茨播种下的“可爱的小裙衫”现在已经可以收获了。
但是在巴黎，收获的季节还没有来临，至少还不能立刻收抓《费加罗报》称：“夏奈尔小姐认为目前的时装太复杂了，她要的是简洁，十分简洁。她和时代同步。”《震旦报》说：“我们大家都有点激动。全部历史，几乎整整一个时代都要我们去看着经过14年的沉寂后时装界是怎样复苏的。”人们就像走进了静静的树林中的白雪公主的宫殿。”
科科站在客厅里，周围尽是漆器和金质的装饰。狮子、鹿和大捧鲜花散布其间。乌木屏风后面还藏着施帕获的阴魂。“下面”人声嘈杂。
——谁来了？
——都来了。
报纸提到名字的有马皮·德·土鲁斯一劳特累克、范·莫佩、博里斯·科克诺、帕斯特雷伯爵夫人、索菲·利特瓦克。由于椅子不够，美国时装协会女主席、《哈泼市场》的卡梅尔·斯诺只得坐在菲利普·德克鲁瓦塞的旁边。菲利普是弗朗西斯的儿子，科科在与巴尔桑相处时对他有过爱意。当然，出席展示会的还有埃莱娜·拉扎雷夫和与她同来的《她》杂志的智囊成员。
第一套时装在台上亮相时，客厅里像教堂一样，一片寂静。《震旦报》报道说：“一套由一条不直不肥的裙子和一件白色长袖短衬衫组成的套装率先出台，其他套装随后相继登台。模特们既不突出胸部，又不显出腰身线条，完全是1930年时的形象。连衣长裙都是腰部打铜，灯笼袖，圆开领，一点也没有体现出时代的短暂的进步，好像又回到了1929年至1930年。这种老式服装震撼了整个巴黎，大家都冲着这种气氛而来。模特们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没有人鼓掌，什么也没有。像所有的回顾展一样，这是一次多少有点令人伤感的回顾展。”
支持迪奥的布萨克注意到了《震里报》的这篇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这家新闻界的代表对这次展示会有偏见？但它确实表达I公众的普遍看法。
阿尔贝·卡米从前办的报纸《战斗报》刊登了一篇题为《1930年科科·夏奈尔在富伊莱祖瓦的家里》的文章。该报的时装专栏编辑，老巴黎吕西安·弗朗索瓦是一位被人遗忘的作家特瑟斯特文斯的侄子。大家对他都很谨慎。时装设计师们对他敬若上宾。此人可以说是一上令人生畏的权威。他写道：“人们看到的只是令人失望的过去的折影。一个妄自尊大的黑色身影匆匆地走了过去。”他对这次展示会判处了死刑：“15年里时装有了进步……这些平纹布条连着花边杂条算是什么东西？镶着不伦不类斜裁布条在富伊莱祖瓦没有人穿的瘪塌塌的衣服又是怎么回事？这里甚至连1938年式的时装也没有，只有1930年式时装的鬼魂。”
在196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还是这位专栏编辑却给1925年时的科科画了一张相当漂亮的画像：“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小鹿般的眼睛那么天真无邪，透出一丝倔强，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假小子气质。”接着他又写道：“她明白巴黎在最古老的房子里努力使它的精神传统永盛不衰，而那些伤风败俗的人却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活动王国。他们不仅败坏了习俗，而且也败坏了人们的美学观点。”他十分钦佩科科的回国之举，把它称之为“历史性的大事”。他在书上题上了过分溢美之词，寄给科科。科科连翻也没翻就扔掉了。
《巴黎新闻》称这次展示的服装有130套。《震旦报》毫不掩饰地说：“您会对寄宿生的服装略感兴趣，对缀有花饰的平纹布裙子十分喜欢，对镶金饰银挖花晚礼服爱得发狂，但对1925年式的打洞披肩根本看不上眼。”
那些英国记者们更是毫不留情。《每日快报》说，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每日邮报》断言说是“砸了锅”。《快报》说，展示会后，一些人连相互看一眼都不敢了，他们为可怜的夏奈尔感到痛苦。为什么她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人看？
科科什么人也不见。“夏奈尔小姐太累了。”
她拒绝会见希望看到她受辱痛苦的表情而幸灾乐祸的人。她痛切地意识到在这个时刻里巴黎对她的冷酷。科科在展开斗争之前确实没有为争取同情作过什么努力，只是多次发表了咄咄逼人的声明。她重回巴黎是因为时装设计师们败坏了巴黎和巴黎时装的名声，就像一个长期隐退的拳击冠军看到拳击场上都是些无能之辈后重新戴上手套一样。她曾经宣布设计出了一种人们从未见过的“原子”时装，但流言很快传遍巴黎：没有任何模特适合这种服装。
老太婆，老太婆，大家都在嘲笑她。在这种年纪……71岁了，已不说建树，就是立足也……她还想搞出些什么名堂？显然，除J她的梦想外就不会有其他了。而她的梦想需要精心打扮才能为人接受。假定她靠着巨大的香水收入中的一小部分在瑞士的一家大饭店里颐养天年，谁还会记得她？也许她会像普瓦雷那样，一些老巴黎人还知道她，报纸在谈及怎样用剪刀把套衫改为裙子的故事时偶尔也会提到她，但其他的事，譬如她执着地投入战斗，成功地把一切归在她的名字之下使全世界都夏奈尔化，这些事又会有谁会记得起呢？
她是不是意识到是什么对她起了作用？人们可以认为赚取更多的钱是她的主要动力，工业化在她的巨大成功中起过作用，这种解释她是不会听的。挂着夏奈尔商标的福特汽车的说法她也不会赞同。
她在自家的客厅里蒙受了羞辱，但她并不孤独，几位要好朋友在安慰她，预祝她未来的胜利。科科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在头十件服装登台亮相后她就已经意识到要遭到痛苦的失败了。现在她找到了原因：
“我的名字对青年毫无意义。”
我已经说过，她的成就来自美国。《上帝创造女人》这部影片在巴黎放映了很久，但却是在美国映红了天，瓦丹和布里吉特·巴尔多才出了名。科科不喜欢这种比喻，并且大讲瓦丹和布里吉特的坏话，但是这种比喻还是说明了巴黎的影响不管是好是坏都已经不够，重要的是纽约的认可。多好的美国人，多好的美国服装工业。服装设计师们心领神会。
科科讥讽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