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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所有，在扉页上有他的名字。
但是，收藏书籍时最好能做到既不遗漏现在出版的书，又注意收集
过去的书。受到藏书家们普遍尊敬的贝弗利？丘说：“旧书是最好的书。”
我记得洛厄尔说过：“盖棺论定的旧书有一种安全感。”正是回忆起了
这些说法，才促使我——如果敦促是需要的话——在某一天为一本书付
出难以置信的价钱。这本书是第一版的《金苹果园，或罗伯特？赫里克
先生高尚的和天才的工作》，封面是纯羊皮的，十分精美。
我们藏书家都知道培根的这句名言：“有些书尝尝味道即可，另一
些要吞下去，只有根少的要慢慢地咀嚼和消化。”这句话可改为，有些
书读读即可，另一些要收藏起来。纯粹读读的书，有五英尺的书架那么
高，但最好的书只有一百本（至少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书的名字）。但
是，此刻我感兴趣的是藏书家的藏书和收集书之情趣。直率地说，
我是那些寻找
藏书癖所爱书的人中间的一员。
我不收集某些专题。西德尼？史密斯问：“谁读美国人的书？”我
敢肯定，这个问题已得到了回答。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我不知道答案何在。
我从未对“美国史料”（这不是西德尼？史密斯所指的书）和“黑体字”
感兴趣过。对我来说，没有必要去研究如何讲述一个卡克斯顿。除了到
处都可以读到的那本卡克斯顿的书外，其余的我都没读过，而我对待它
们就像哥尔斯密盲目地信仰他的宗教一样。
我也不是买下夸里奇所有藏书的那个人的竞争对手。从夸里奇那里
买书与德国人关于打猎的想法太相像了，也就是说，安坐在墙壁缺口旁
的一把安乐椅上，将大大小小的猎物嘘赶至缺口，它们均在你猎枪的射
程之内。不，我购书的原则是不“守株待兔”。我不分寒暑，到处寻找
（不管有无可能），而主要是在伦敦找。当然，你的收集工作无需在伦
敦开始。你住在哪里，就可以在哪里收集。
我很想有一本富兰克林的《卡托少校》。不久以前，在我家乡县的
一所农庄小屋的顶楼里找到了一本。但不幸的是，直到它的价格猛升至
三百镑之后，我才从侧面知道了这条消息。但是，即使你的收集工作不
在伦敦开始，你也应该在伦敦结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好
的购书市场，当然不一定是最便宜的。
我买的第一本书是两卷本的蒲珀著的《荷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博恩版）。对一个男孩来说，这是一个不坏的开端。在我富干活力的
签字下面的日期是一八八二年，外加花饰。
我很喜欢这两本书。当我知道蒲珀并不是荷马时，我深感遗憾。从
此以后，我对于书就比较小心了。我们藏书家们也许也应等到学者们解
决这些问题后才开始买书。
我一直很喜欢蒲珀。阅读他的作品时你才思横溢，而不仅仅是在阿
卡迪的众多明星中踉跄前进。当有人问约翰生博士什么是诗时，他回答
说：“说什么不是诗要容易得多了。”争论了一会儿，最后他评论说：
“如果蒲珀不是诗的话，就用不着去寻诗了。”
几年之后，当我从奥斯卡？王尔德那里知道有两种不喜爱诗的方法
时——一是不喜欢它，另一是喜欢蒲珀——我发现自己并不完全准备改
变对蒲珀的看法。
一八八四年我第一次去伦敦。在那里，约翰生博士和查尔斯？兰姆
把我给吸引住了。之后的事就不可收拾了！
一八八四年的伦敦是狄更斯的伦敦。自我第一次在滨海区和霍尔本
一带闲逛以来，这里发生的变化比一百年以前要大得多。狄更斯的伦敦
消失得几乎同约翰生的伦敦一样完全。标界一块接着一块地消失了，最
后郡委员会和奥尔德威奇和金斯韦地区一起对其进行了彻底的大清理。
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同我的第一个书商，先是克莱门特客栈走廊、
随后是红狮走廊的老板弗雷德？赫特谈话的乐趣，但现在不会再有了。
可怜的家伙！一九一四年初我专程去拜访他，却发现人亡店空。他的三
兄弟都是书商，他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
从赫特那里我学了文献学的第一课。在他那里我买了我的第一本《圣
诞颂歌》，衬页是绿色的，上标着音乐唱名（而不是诗的诗节）。在价
格前我退缩了，它要三十先令。不久以前，我又看到一本，标价为二十
畿尼。从赫特那里，我还买到一本斯文朋一八六八年的《诗与芭蕾》，
书上有莫尼松盖的印记。赫特指给我看在二百二十二页上那十分奇怪的
铅字。那时，我没有听他的劝告，不肯花两镑多钱去买一本《孤注一掷》。
当时看来似乎等一等还聪明些，最后价格涨到四十镑（我后来就花了这
个价钱）。但我确从他那里花了五先令买了一封托马斯？哈代给他的第
一个出版商“老廷斯利”的亲笔信。信里的内容阐明了第一本书的主题，
因此我复制了这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哈代亲自处理他的书的出版
业务。
三十年前，当花几先令得到哈代的这封信时，我从未想到后来我会
拥有他最有名的小说中的一本的全部手稿。事情是这样的：过后不久，
出人意料地在伦敦出现了《远离狂乱的人群》一书的原稿。当宣布发现
这份手稿时，哈代写道，他“以为很久以前手稿已化为纸浆了”。原稿
只少一页。哈代先生补全了它。接着出现了所有权的问题。它被以送进
拍卖行的体面方式解决了。拍卖在大英红十字会进行。我不能说先前买
下它的书商正想把这本书卖给我，但我们两人都同意这是一件使任何收
藏者增光的事。尽管这是一份手稿，但涂改或另外加进去的话还是很少。
只有那些试图收齐哈代全集的人才知道要找到“原装帧的”《孤注
一掷》和《在绿林树下》是何等的困难。
我对收集书籍的兴趣与我对伦敦之爱一起逝去了。从一开始，伦敦
以它丰富的文学和历史的趣踪吸引了我。二十年前，那阴暗的十二月的
一天，我被人从一辆倾翻的马车中救出，送往圣巴黎塞洛缪医院治疗，
随后被诊断为“胫骨和腓骨连接处”受伤。我一直那么说，即使在那一
天我也对包斯威尔说：“有一座叫伦敦的城市，对于它，我有一种像最
最罗曼蒂克的爱人对待情妇那样强烈的感情。”
伦敦的书店一直是许多散文和韵文歌的主题。它能满足不同的胃口
和不同的花费。第一天我在霍尔本僻静小街那些可怜的小书店里搜索，
第二天就在格拉夫顿街和朋街的广阔天地里浏览。我在这里和在那里一
样乐此不疲。
我不能说：“八九年秋天，在伦敦我‘破产’了，”正是因为这个
简单的原因，那一年我没在伦敦。但是，我确实只有在心情轻松愉快而
且钱包像尤金？菲尔德那样鼓的情况下才会在伦敦长待的。其结果，是
受到了同样的诱惑。
我很熟悉老夸里奇。几年前的一个冬天，在午后饮茶的时候，在皮
卡迪利大街一家旧书店的一间冷而暗，但却塞满了无价之宝书籍的小房
间里，他向我承认他对儿子艾尔弗雷德的担忧。这个非凡的，被称为书
商中的拿破仑断定，当艾尔弗雷德长大后，将永远不能经营这项业务。
“他对书毫无兴趣。当他不得不工作，以保持由我保证的成为世界最大
书商的地位时，他却无意吃苦。”公平地说，夸里奇对自己的声名十分
自豪。
这位老人对时来运转时他的儿子子承父业并发扬光大的情况知道得
何等少啊。当艾尔弗雷德继承了书店业务之后，还是用他父亲的名字，
表现出他父亲的全部热情和精明。当他为伯纳德？夸里奇的名字增光时，
他可能使全世界，也使自己感到惊奇。这样，当他死去时，由于公众对
此表示出不寻常的关注，英语世界的报纸都登载了有关他的生活和死亡
的详情。
最令爱书者快乐的收集书籍的基地是查林十字路。这是一条新街，
建筑单调，又脏又乱。但街两边每隔一家就是一家书店，耐心的读者常
常由于找到特别感兴趣的东西而得到报偿。
几年前的一天，我找到两册正方的对开的手稿，用旧的软摩洛哥羊
皮装订。由于磨损已破烂不堪。手稿的题目是《莱福德？雷迪维乌，或
一位老祖母的饶舌》。经查，这是一种专门查人名的词典。其中的一册
作了大量的改动和删节，另一册显然是誊清本。虽然两册手稿均无署名
表明谁是作者，但一眼就可看出两册均是皮奥泽夫人清晰而醒目的手
迹。价格低得不值一提，我很快付了款把手稿带回家。几个月之后，我
读了一本小册子，爱德华？曼金写的《皮奥泽轶事录》——这是有关思
罗尔——皮奥泽夫人的第一本书。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我读到了这样的
话：
一八一五年初，我拜访了住在巴思的皮奥泽夫人，以核对一份
手稿。她通知我说她正准备出版这份手稿。简单交谈几句之后，我
们坐到了一张桌子旁。桌上放着两册手稿，其中一册是她亲自抄写
的她的著作的誊清稿，一手好字非常漂亮。题目是《莱福德？雷迪
维乌》。写这样一本书的主意来自一六五七年印刷的一本旧的小册
子，它按字母顺序讲述男人和女人的名字，以及名字的来源。皮奥
泽夫人的著作多少按这样的构思处理：教名，即名字，比如说查里
蒂；接着是它的词源；显赫的或无名的同名人的轶事；适当的警句；
传记梗概；短诗插图；等等。
我读了十二至十四条，发现特别有趣和新颖，充满了活力。全
部条文配有希伯莱文、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凯尔特
文和撒克逊文的语录。所有的资料都充满了学究气，知识性强。每
一页都聪明地进行了压缩，编成了我期待的那种很受大众欢迎的
书。她现在七十五岁了，我当然要向她表示祝贺，不仅祝贺这本著
作本身，而且祝贺她书法惊人的美丽和变化多采。她看来对我感到
满意，希望我向伦敦的一些出版商提到那份手稿。之后我这样做了，
把这部作品送给一位同样杰出的作家去鉴别和充实，但我们未能和
后者达成一项协定。此后，我没有再听到过《莱福德？雷迪维乌》，
也不知道现在这份手稿可能落入了谁手。
片刻之后，这份手稿在我手里了，我怀着新的兴趣检查了它。
我的秘密揭晓了。我尽我所能收集有关人的有趣的书——那些称为
“寻出处的”书，但是，由于我反对用外来的词，有一次我要求布赖恩？莫
尔的教授霍尔布鲁克博士为“出处”这个词找出一个对应的英语词。“我
将造一个出来，”他说，“我想你是知道where—abouts（行踪）这个词
的。”我承认我知道。“用whence—abouts（根源，来处）这个词怎么
样？”我想这个同造得很好。
在最近几年，名人赠书成为风气，其理由很简单。每一本书都是独
特的，虽然有的书比其他的书更独特。我对那些被某本空白页或者扉页
上有作者的题词的书所诱惑的人的忠告是“满足这迟疑不决的想法吧”
——而且马上。当这样的书对银行的存款造成可怕的损害时，我遗憾的
只是自己的经济状况而不是自己过分的铺张。
有一天，我看到阿诺德的《书信录》。他在一八九五年花了七十一
美元买了济慈一八一七年《诗》的赠送本，一九○一年他拍卖此书得五
百美元。几年以后，一本给济慈的亲密朋友查尔斯和玛丽？考登？克拉
克的、同样的题献书要价一千美元，我刚开始筹集此款，这本书就永远
地消失了。包斯威尔给乔舒亚？雷诺兹的题献本《约翰生传》成了我已
故的朋友哈里？怀德纳的藏书而不为我所有，对此，我一直后悔不已。
看来这些书都写着“我决不再次拍卖”。
但是我的记录并非全是失败的记录。我的那本《名利场》赠送本的
“来处”是颇有趣味的。威尔逊的《萨克雷在美国》一书中讲到了它的
故事：
这个大人物使小学生们感到快乐。在演讲旅行中他访问了费
城。他送给其中一个男孩五美元的一个金币。男孩的母亲反对收下
那枚金币，而萨克雷徒劳地想使她相信这一类的施舍在英国是司空
见惯的。经过一番讨论之后，那枚金币给退了回来。但三个月之后，
那孩子喜出望外地收到一本《名利场》，他看到横贯书的扉页的是
用工笔小楷写的他的名字：亨利？里德，附亲切的问候，W。M。萨克
雷。一八五六年四月。
几年前的一天，当在皮卡迪利大街闲逛时，我被一家店铺橱窗里的
报纸剪贴给吸引住了。那份剪贴让顾客注意里面陈列着一册约翰生和多
德来往信函的亲笔件。我花了几个小时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