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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回家了，但我没路费。本来，这几天下来，我倒是攒下了不少钱；但我不能不请你吃饭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
乔叶的话又让钟楼心里没底了。他抬眼看了看他，那脸上还是没有杂质。
“呃，女蜾你给我80元，不，180元，我就去。反正我在这儿又没熟人。”乔叶自暴自弃地说。
钟楼强忍着心中的惊讶跟他讨价还价。、他仍然不相信乔叶真的愿意替他干这件事。“你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那纯粹是个恶作剧。”他急急忙忙地冲我解释，“我都快离婚了，要那玩意有啥用！”但他决意试试这个流浪艺术家的生存能力。他对乔叶说除非疯子才会出那么高的价钱。乔叶说如果不是钟楼捣乱，他今天上午肯定能赚 100多块钱，那180元包括了他一个上午的误工补贴。钟楼说他没有以扰乱社会秩序罪逮捕他，已经很宽容了。最后钟楼说：“好吧，就给你120元，但我要最好的那种。”于是他们就成交了。“你能保证我不会在那儿碰到熟人吗？”临出发前乔叶不安地对钟楼说。“尸你在杭州有熟人吗？”钟楼不耐烦地反 问。乔叶想了想，说没有。
“我看着他穿过马路，朝对面那家商店走去。现在想起来，他是送死去的。”钟楼像讲述一个梦境那样对我说。
回到杭州后，我像破烂王翻腾垃圾箱那样找遍了杭州市内所有的公共场所，终于在六公园的一条长椅上找到了那个瞎眼乞丐。但他很有责任心，非要我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就是乔叶，才同意我带走他的萨克斯。“你弯下腰来。”他命令道。我顺从地在他身边蹲下，他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是你，”他点点头说，“只有你这样的男人才留那么长的头发。”说罢将那三个连在一起的骨灰盒交给了我。我回到解放路和延安路交接的人行地下通道，脖子上挂着乔叶的萨克斯，脚边放着那三个连在一起的骨灰盒。偶尔有路过的人往那盒子里扔个硬币。我不会吹这玩意儿，所以只好那样站着。我偶尔也会闭上眼睛，乔叶当时的心情便如疯长的青藤迅速爬遍我的全身。快11点时，那个女店员果然来了。她用诧异的目光瞧着我。我想，我让她想起乔叶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我冲她微笑着，她也冲我微笑了。当天晚上，我们在我的公寓里尽情地做爱。第二天，当黎明的微光从窗帘的缝隙间透过时，我发现了她的屁股上有一个小小的疤痕。“跟我说说这个伤疤的来历。”我对她说。她微微笑了起来。我闻到从她的口中散发出早晨特有的酸味。
“那时候我还是个婴儿，”她说，“我母亲抱着我从街上走过。我突然哭了起来。我母亲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哭。过了好久才发现我的屁股在流血。到医院检查，发现我中了气枪子弹。”
“我们一直不知道那是谁干的。”她最后补充道。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接口说，“不是我干的。”
她咭咭咕咕地笑了走来，“乔叶你真逗，那时你才多大啊！”她说。我吓了一跳。这时铃声响了，她一把抄起电话。
“我敢打赌你打错了。你找谁？”她再一次按她习惯的那样冲着话筒说。
我听到电话里的人报我的名字。
“瞧，我没说错吧，你找的人不在这儿。”
她很不耐烦地朝话筒嚷嚷。她的声音听上去就好像这个世界上走动的都是白痴，而她对此无可奈何。
“真奇怪，上回那个人打来电话，好像也是说找马炜。这个马炜是谁？”她嘀咕道。
“谁知道？爱谁谁。”我说。然后，她便兴致勃勃地讲起了她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朋友乔叶时的情形。她说当她听瞎眼乞丐说乔叶被一个警察叫走时，微微有些失望，另外还有些担心，毕竟乔叶看她的眼神里有许多令她感动的东西。让她意外的是，她刚来到她上班的那家药店不久，就看到乔叶推门进来了。开始她以为他是来找她的，但很快就发现并非如此。她看到乔叶有些紧张。、“他的头快低到肚子下面了。”他显然在找一些他需要的药品。他从柜台的那一头，一直找到她所在的这一头。“但他还是没有注意到我，因为我戴着大口罩。”她说。按店里的规章制度，她们是得把自己的嘴脸捂得严严的。他终于抬起了头。他的脸红得要命，“一双眼睛像个无助的孩子。”她心疼地说。他还是没有认出她来。事实上他几乎不敢正眼瞧她。“请给我拿一打……”他这样说，但还没说完就住嘴了，因为“我摘下了口罩，好让他认出我来”。
乔叶的脸刷地—下白了。他的嘴张得大大的，“就像见了鬼一样！”“你想要什么？”她温柔地问。但乔叶只是那样大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猛地转过身去，拔腿就跑，差 点把药店的玻璃门撞碎。“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他到底想买什么。”女店员泄气地说。，
殡仪馆焚化室外的空地上聚集着来自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的萨克斯爱好者。他们自发地分成三个方阵，一个是高音方阵，一个是降E方阵，还有一个是降B方阵。那些金色的西洋乐器在早晨的阳光里跳跃着耀眼的光斑。当乔叶躺在担架车上，被几名仵作推过来时，那三个方阵开始奏起了曲子。还是那首 GoHome》。据说这是乔叶最拿手的节目。作为这个城市里的文化名人，他的萨克斯让所有15—50岁的公民为之倾倒。在这个城市里，人们不承认凯丽金，只知道乔叶。我的表妹中肯地分析说，男人喜欢他是因为他吹得棒，而女人喜欢他却多半因为他的头发。乔叶的头发是金色的，就像他的乐器。他们把他的金黄色长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摊在胸前。我和钟楼站在一起。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焚化炉发出荡气回肠的声响。钟楼说一般烧一个人得40分钟，但我们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等到他出来，当然那时他已经是一撮灰烬了，盛在一个木质骨灰盒里，由他老婆捧着。
那时候，上午的太阳已经暖洋洋地照着了，钟楼在我身边叹了口气，他看上去非常疲倦。他凑在我耳边轻声说，自从目睹乔叶死亡的全过程后，他每晚都在做梦，那些梦内容全都一样，只是画面光线明暗有些许变化罢了。他在那些梦中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拉出去枪毙，有时用五四式手枪，有时用气枪。我吓了一大跳，不由得伸手摸了摸他的后脑勺，摸到的却是他的大檐帽。他抬手将大檐帽摘下了，仰望天空。一缕灰色的云烟悄然从人们头顶飘过，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乔叶的灵魂。“他就这样在我的眼皮底下死了！”钟楼说。他是看着乔叶从那家药店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的，一头扎进延安路汹涌澎湃的车流中。那时候乔叶就像投进河中的一块石头，虽然藐小，却惊起阵阵波浪。各种各样的喇叭声以及刺耳的刹车声骤然响起。他斜刺里横穿来往6个车道的大街，慌不择路地朝钟楼奔去。在他身后，一辆高速行驶的小吨位的工具车死命刹车，车上装载着的玻璃向前甩了出去。这巨大的玻璃平展展地从乔叶身后追来，钟楼和许多人一起看到了那块索命的玻璃向乔叶追去时闪烁着的明晃晃的光芒。钟楼还看到了玻璃锋利的边缘被阳光映出血红的光边，仿佛乔叶的鲜血提前染红了那锋刃。然后乔叶的头就被砍下来了。乔叶直到倒在一家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脖子那儿还在喷血。
“我们出动了几乎所有的警力搜寻乔叶的脑袋，但一无所获。”钟楼向我介绍。他说这件事还惊动了杭州市人民政府。他们不能将一个没头的身体火化了，尽管这基本上是一具尸体了。后来有消息说乔叶的头回家，了。确切说乔叶的头从天上掉下来后刚好落在一辆神龙富康的车顶行李架上。这辆富康车恰好就是来杭州办事的绍兴车。护送乔叶的身体回家这件事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钟楼身上。他坐在乔叶的身体旁边，经常陷入一种想起来让他后怕的恍惚中。车到绍兴，他从当地警方手中查收了乔叶的脑袋。尽管已经秋天了，人们还是担心皮肉腐烂，因此将乔叶的头盛放在一只大号的玻璃干燥缸内，底下铺着一层碧蓝的硅胶粒子。钟楼小心翼翼地捧着乔叶的脑袋上了车，将他安放在他的尸体旁。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派出所的同事打来的。他们告诉他，那个偷乔叶钱包的小偷终于找到了。钟楼百感交集，冲着手机大声说： “替我好好修理那个小子！”
十万个为什么
■ 马 炜
鲜花
卖花的小伙子手脚很麻利，一转眼，已将一张透明塑料纸妥妥帖帖地裹在了那束花的外围，还用双面胶粘住。等陶沙从皮夹子里掏出钱，一大捆花便结结实实地杵在了他的面前，好像打了发胶的美女的青丝。能不能用塑料袋或者旧报纸包一下？陶沙问，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捧着花在街上转悠，也太不像话了吧！小伙子回头找了一圈，啥也没找着。从来也没有人将花放入塑料袋里或者用报纸包着的。嗨，现在买花的先生多了去了，小伙子说，这叫时尚。来；我再免费给您添一朵，拿上走吧。
陶沙愁眉苦脸地将花倒提着，来到街上。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街上人很多。尽管亮着街灯，但所有的脸仍然模模糊糊。陶沙脱下西服，将花裹在西服里边，这样，就没人知晓他带花了。只是那束花将西服衣襟撑开了，他拎着西服走在街上，好像一个莽撞的杀手拎着马马虎虎掩藏起来的狙击步枪，去完成他的使命。
最伤脑筋的是怎样将花送到白珠手上。
白珠一行十几个人，是到这个北方城市来协助安装一台巨大的天文望远镜的。这台射电望远镜的直径有95米，必须在那次天文奇观出现之前安装并调试完毕。再过几个月，千年一遇的天文奇观将要发生，而这里是最好的观测点。有人说，这个干燥的北方城市整个儿就是一座天然观象台，除了是专业的观测点外，还是天文发烧友的圣地。白珠她们到这里已经快一年了，陶沙是东道主代表，负责接待。东道主将日程安排得很宽松，尽管在那个奇观出现之前，他们要将那个大得令人头皮发麻的玩意儿组装起来，他们仍有充裕的闲暇时间来干自己的事。但即便如此，一开始陶沙和白珠还是不怎么来往，只是吃饭的时候在餐厅碰碰面，就像两个只是为了吃饭才露面的饭桶。有一天女饭桶问男饭桶，我能不能拿我的红烧肉换你的油焖笋？男饭桶说当然可以，我赚了！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对话。
他们的进一步接触是由于这个北方城市的干燥气候。在南方，雨总是下个不停，空气便因此总是湿润的。南方人在这样湿润的空气中奔波，就像不知疲倦的鱼游来游去，一旦游到北方，就受罪了。女鱼就流了鼻血，就问男鱼是否也流鼻血了。男鱼说他也流了，但他的血小板指数很高，血还没流出鼻孔就凝结了。他们的对话就这样多了起来。陶沙是三年前来到这个城市的。三年前，陶沙在网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就试着将自己拍到的一张日本间谍卫星照片发了过去。这家天文台二话没说就录用了他。如今，他已经渐渐忘却了南方潮湿的空气。他认为自己是个健忘的人。听说，白珠在工程结束后也要留下来，调动手续都已办妥。这个城市不仅是天文爱好者的圣地，还是所有失意者的避风良港。陶沙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无论哪方面；但白珠不一定是。她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呢？
他们住在距离观测台不远的一幢小楼里。每 当有譬如狮子座流星雨啦、日食啦、七星聚会啦、水星凌日啦等天文奇观出现时，这里总会成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天文学家相聚的地方。所以这幢小楼人气很旺，修建得十分精致，褚红色的墙壁i攀满了碧绿的爬墙虎，远远看去，就像中世纪的堡垒。小楼的前面，有个简易篮球场。四周还有修剪得很考究的花木。她的房间在他的楼下。她和一个十分健谈的高级工程师同住一间。陶沙受聘后住在顶层的一个小套里。由于这次来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就把一个来自西北新婚不久的软件专家安排进了他的小套，谁让他是个光棍呢？也就是说，他必须将花送出去，否则就得扔掉。他总不能将花带回房间吧？那样的话那个年轻的软件专家会把眼睛瞪得比脑袋还大。陶沙站在黑暗的楼下，拨通了白珠的手机。你下来一下好吗？我就在楼下篮球场，他说。好的，我这就下来，她说。她的话语很柔顺，这让陶沙信心倍增。
陶沙很喜欢她说话的声音。虽然他们来自同一个城市，但他并没有用家乡话跟她交谈。事实上，他没有告诉她他们是同乡。一方面是因为他莫名其妙地恨着那种方言，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样也算是对她留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