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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大学微言-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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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高宗就另下一道诏书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可是当时与“程门”有关的学者,也是开初推荐秦桧的名臣胡安国,又上疏为“程学”辩护说:“孔孟之道,不传久矣,因(程)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这当然又引起另一些儒学大臣的反驳,反而弄巧成拙。

    评朱子所谓“帝王之学”
    南宋高宗初期用儒学相号召的文化教育政策,就在这样的争辩不定中过了二十多年,但二程之学的门人弟子,高谈心性微言的学风,已经大行其道,在年号“绍兴”的三十二年间,有“程门”的再传弟子朱熹,自己主动“上封事”(当时的密奏名称),首先提出;“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细必照,则自然心诚意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接着第二点,提出安内攘夷的理论。第三点,提出政府官吏的管理治权的根本,还需朝廷的正确决策等等。朱熹的这篇奏疏,除了他首先提出《大学》开头的“格物致知”为帝王学的根本以外,其余所论国家天下为政之道的见解,不但现在看来很平凡,在当时看来想必也很平凡。而且朱熹当时的官职,只是一个“监南岳庙”的“监官”,等于现在湖南衡山的宗教局长,虽然已有“程门”传人学术上的名声,但到底还是官卑位小,人微言轻,当然是石沉大海,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在后世推崇朱子学说的人看来。便认为是无上的高见,因为他首先提出《大学》的“格物致知”为帝王之学,是为儒学出身的学者引起足以自豪的心态在作祟了。
    其实《大学》的本文,只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并非说《大学》就是做天子的帝王学啊!它是说做国家第一领导人的皇帝也好,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好,不管做什么,必须先要学好做人,以修身为本才对。至于由修身而外发为治国平天下之学,是做学问一贯的道理。并不是说,必须要出来做官,做事业发财,甚至要做国家的第一领导人,当上皇帝才是“明德”的学问啊!否则,著作《大学》的曾子,他自己为什么不出去做皇帝,而且也不肯随便去做官,做事业发财呢?
    总之,学问修养是一件事,做皇帝或做官或发财,是另一件事。有学问修养的去做皇帝或做官,做事业发财,当然是好事。但没有学问修养而能做个好皇帝或好官,那也就是真学问真修养。有学问修养,不得其时而行,就不出去做官做事,自守善道,做个规规矩矩的人。或者以“师道”自居,随缘教化后生而“止于至善”,这也正是“大学之道”的一个典型,例如曾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啊!
    话说朱熹,他在宋高宗的时期,并没有得行其道,高宗死后,由孝宗赵眘登位,有恢复中原之志,准备讲武,设置武举十科,并以朱熹为“武学博士”。因为他对高宗“上封事”的书中,也讲过有关恢复的事,所以便给他这个官衔。但还没有开始讲武,宋朝又与金人修好谈和,而且朱熹又和当时的宰相及大臣们议论不合,因此就罢官。史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进讲者七,知无不言”,然因与韩侂胄等意见不合而罢官。当宋光宗赵惇的最后一年,才再召朱熹为侍讲。跟着就是宁宗赵扩即位,韩
    侂胄当权,宋室朝廷也正闹严禁“伊洛之学”,视之为“伪学”。因此,又罢免了朱熹的侍讲和修撰的官职,再过九年,朱亮以七十一岁的高龄过世了。
    总之,朱熹生当南宋新朝的初期,经高宗到宁宗四代半壁江山的皇朝,主战与主和的战略纷乱、忠奸邪正的政党相争。他抱有以圣学匡正时弊的目的,处于无可奈何的局势之中,但仍然坚守二程“伊洛”之学的师承,自以“主敬”的修养、主张“道问学”以达贤圣的宗旨,始终不变。实在也足为后世学者的楷模。他的一生对儒家经学的著作不少,但最用心得力的应该算是《大学》、《中庸》的章句。换言之,他把原本《大学》、《中庸》另加分章编排,自作注解。他自己并没有说,只有我朱熹所编注的《大学》、《中庸》,才是空前绝后的孔门正宗心法,后世必须以此为准。但他编注的《大学》、《中庸》,却变为后世元、明、清六七百年来的御用范本,用它来牢笼天下学者进取功名的思想,成为不可另有其他见解的意识形态。应该说这并不是朱熹的本心,这是元、明、清三代那些“不学无术”治国当家皇帝们的过错。尤其是明朝开国之初的和尚皇帝朱元璋一手造成的罪过。

    主张学以致用的名儒
    事实上,当南宋初期四代帝王的八九十年之间,和朱熹一样,同为当代的名儒学者,同样具有以正学救时的用心,同时也在讲学传道授业者,并不少数。
    例如在中国文化史上,或是儒家理学史上最有名的陆九渊(象山),便和朱熹有正好相反的治学观点,他是主张学问修养之道,以“尊德性”为主,但得其本,就不愁其末了。朱熹主张的“道问学”,是由集成学识,加以理性的精思推理而到达“形而上”道的境地,是从舍本逐末入手,恐怕终生不得要领。“尊德性”是先行证入“明德”的“自证分”,自然可以贯而通之,达到一切学问的本际。因此,才有在历史上著名的朱熹与陆象山在江酉的一场“鹅湖之会”,互相对话,辨证真理的学术会谈。结果是各有胜论,难定一是。朱陆异同的“鹅湖会辩”,可以说是南宋初期儒家理学家们“理性主义”在逻辑上的论辩,是为后世学者所称道的盛事。从西方欧洲的文化史来说,这时还正在经院哲学探究神学的阶段。从陆象山、朱熹死去的二十年后,西方的哲学家培根才出生(培根生于公元一二一四年,正当宋宁宗嘉定的第七年)。看来也很有意思。
    其实,在南宋初期,如以朱熹、陆象山两人代表理学家的注重心性微言以外,其他的名儒学者也不少。尤其是调和朱陆之间的吕祖谦(东莱),后来列为浙东“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另如“永康学派”的陈亮(同甫),以“功到成处便是德,事于济处是有理”的事功主张,与朱陆异同之争,更为突出。如其自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异同,原心于秒忽,较理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主,晬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这些话很像孔门弟子子路的豪情壮语。因为他有志急切于事功,所以曾与当时退居浙南的军事学家而兼诗人的辛稼轩往返,纵论国是。辛稼轩在他走后,用自己的经历,作了一首《破阵子》的壮词寄给他,可以说不是赞许的意思,还是劝勉他“知止而后定静”的成分居多。原词是: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另如吕东莱、陈同甫之间的“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水心),大致都主张学以致用,不大同意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空言义理。其他还有“闽中学派”、“宁波学派”等等,也各有所长,各有专著行世。有人说:“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出生在乱世和衰世的时代。”如果以这个观点来看南北宋的文运,似乎觉得哲学和文学又太多了一点。但到了南宋建都杭州百年以后,十三世纪的后期,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的主流,也都如“强弯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了!由于理学的兴起,传统儒学的“五经”正义的经世致用之学,也已渐形没落。禅宗从临安大慧宗杲禅师以后,也已进入“说理者多,行证者少”的情况。道家有与朱熹同在福建武夷山的白玉赡,被后人推荐为继南宗张紫阳真人的正脉以后,也就转入元朝初期王重阳和长春真人邱处机所创的“龙门派”的道教了!
    可是宋儒的道学,从出入禅道的樊篱,以《大学》、《中庸》为主导的“性理微言”,犹如异军突起,势不可遏。其中尤以朱熹所尊奉“伊洛学说”,并自创立以“道问学”为主导的性理学风,更为一般后起学者所欢迎。自朱熹以后,有真德秀和魏了翁二人。皆宗奉朱子的学派,最为杰出。虽然宋室的政权,已在风雨飘摇,垂垂欲堕的情势之中。但被历史认为促使宋朝灭亡的先后三大名相,如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也都是忠奸莫辨的人物。其实,是因为他们复兴无功,建国无能,又在学术思想和政治作为上矛盾冲突,就弄得灰头上脸,遗臭万年。不管南宋的朝政如何紊乱,但在宋理宗时期,真德秀仍以儒家理学可以救时的用心,作了一部名著《大学衍义》,极力推祟“大学之道”便是千古不易的“帝王之学”。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为四大纲领,引证经训,大旨在端正领导人皇帝的“君心”,严肃宫廷的齐家之道,排弃幸进者的当权执政等三个要点,都是针对宋室术代衰乱的情形而立论,所以更被当权者所忌惮。史称其“立朝十年,奏疏数十万言,皆切中要务”,终亦不免遭受排挤出局的必然结果。
  我们姑且大略介绍南宋宁宗庆元六年,朱熹死了,韩侂胄当权的阶段开始,正当公元—二○○年后的七八十年之间,北方的金国亡于蒙占族的元朝。南宋末代的宰相贾似道求和于蒙古,反而促使南宋早亡于元。这些历史往事,都是发生在十三世纪的阶段。也正是人类文化在东西方历史上造成一个偏见的论点,那便是由成吉思汗的西征,造成西方人至今误解东方人为“黄祸”,以及附会基督教《圣经》上所说的魔鬼,与东方中国龙的图腾,连在一起,谬论连绵,形成畏惧和仇恨东方人和中国人的偏见心态。
    当然在西方的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因为不大明白中国历史,从来没有人做详细的研究,理出公平的理念。中国本土的学者,也往往随便跟随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凡是中国人便统称蒙古族。也不仔细研究分析中国各民族,尤其是汉族,它和印第安族与蒙古族祖先的血缘传统关系等等。希望将来的学者能正视这些问题,不要认为是不相干的事,而忽赂过去,造成人类之间的大误会。因小失大,恐怕为将来世界上有些人借此挑起种族主义,或有色人种的战争,那就更加罪过了!
    现在我们简单地了解十三世纪这一阶段的西方历史故事:当在一二○三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的第三年,即一二○六年,蒙古族的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诸部,自称“成吉思汗”。同年,东罗马帝国建希腊帝国于尼西亚。一二○九年,法兰西斯派修道士会成立。一二一二年,西班牙十字军兴。一二一五年,英王公布大宪章,世界才有宪法之始。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一二二二年。蒙古灭回回国(花剌了模),成吉思汗西征军逼近印度。一二二四年,蒙古降伏南俄罗斯诸侯。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死亡。一二三七年,蒙古人进入俄罗斯。一二三八年,西大食建格拉纳达王国。一二四○年,蒙古将领拔都征服俄罗斯,于第三年建钦察汗国。一二四—年,蒙古大破欧洲诸国联军。一二四五年,教皇英诺森第四派蒲郎卡皮泥东来。一二五○年,埃及马木路克朝兴起,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埃及奴隶王朝。同年,法王路易第九派罗伯鲁克到蒙古和林。一二五四年,第六次十字军终结。德国大空位时代开始。一二五八年,蒙古灭大食阿拔斯朝,开建为依儿汗国。一二六四年(甲子),忽必烈在中国北京正式建都,改年号为至元。一二六五年,英国创立国会,是为世界上有国会之始。意大利诗人但丁出生。一二六九年,元朝才由帝师藏僧八思巴根据藏文创作蒙古字。一二六○年,法王路易第九发起第七次十字车,到一二七二年终结。一二七三年,德国哈布斯堡家族开始。路德福第一被选为德帝(德国的大空位时代结束)。三年以后,即一二七六年,南宋灭于元朝。一二九五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仕于元朝,后返抵威尼斯。我们大略看了这些对比的东西方历史文化,既很奇怪也很有趣,好像十三世纪,便是成吉思汗的世纪,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到此划分界限,成为黯然失色,大不如前的转折时代。

    成吉思汗为何西征?
    从中国远古史上研究中华民族上古氏族社会的渊源和分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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