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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与牙侩——宋代商人按行业组成商行，元代也仍然继续。元人流传所谓“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之说，以表明各行业组织之众多。陶宗仪《辍耕录》还记载各商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各行商人更加严密地保护着本行的利益。
宋代商业贸易有牙人从中媒介。金朝规定：南宋商人在榷场交易，不得从中克取厚利。元朝灭宋后，一二八六年规定：“除大都羊牙及随路买卖人口、头匹、庄宅，牙行依前存设，验价取要牙钱，每十两不过二钱，其余各色牙人，并行革去。”（《通制条格》卷十八）对牙侩活动的限制，有利于商人的直接贸易。
水陆交通 元朝疆域广大，水陆交通都有重大的建设，主要是大运河的修通、海道的开发和陆上驿站的设立。
运河的重修——隋炀帝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宋金时，早已淤塞不通。元建都在大都，灭宋后，从江南北运的货物由浙西入江淮，从黄河逆水至中滦（封丘）旱站，然后陆运一百八十里至淇门入御河。转运装卸，劳费甚巨。于是改由任城（济宁）开河，分汶水至须城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运至直沽。但这也因海口泥沙壅塞，不便通行而罢废。又改由东阿陆运二百里至临清入御河，劳费更巨。一二八九年（至元二十六年），采韩仲晖、边源的建议，从安民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临清开河，入于御河，全长二百五十余里。建牐三十一座，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命名为“会通河”。隋代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迂回转折，新运河全程缩短了九百公里。一二九一年，又用郭守敬的建议，引大都西北诸泉水，在金旧运粮河基础上重加修凿，东至通州，入于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四里，建坝牐共十一处，计二十座，命名为“通惠河”。这样，江南的货物就可以经杭州水运直抵大都。南北大运河的修通，主要是为了朝廷的财富需求，但它对沟通南北经济，繁荣大都商业，都有着极大的作用。大都百姓需用的粮食，多半都是靠运河运来。但运河初开，岸狭水浅，只能允许一百五十料的船只通航。富豪权势之家，往往造大船达五百料，充塞河面，阻碍航行；又强令不时开牐，更影响航运。大运河的运输量还远不能满足大部的需要。很大一部分江南货物，仍需要依靠海运。
海运——南宋时，海运已有较大的发展。宋金之间，严禁海上交通，但沿海人民依然私自贩祟，往返于山东与江浙海港之间。一二七六年，伯颜入临安，曾令朱清、张瑄等将南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由海道载入京师。一二八二年，伯颜忆及海运南宋图籍的事，命上海总管罗壁、朱清、张瑄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载粮四万六千石，由海道运至京师。但这次航行，因风信失时，次年始至直沽。海运试航成功后，忽必烈立万户府二，任朱清、张瑄经划海运。一二八七年，又立行泉府司，专管海运，此后海运益趋繁盛。元朝规定，以嘉兴、松江每年秋粮及江淮、江浙财赋岁办粮充运，每年二月由长江口之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在直沽交卸完毕之后，海船在五月返航，复运夏粮，八月再回航。为了航运的安全，又开始实行了设标指浅的办法。当时海船大者可载八九千石，小者二三千石，运量从初年的四万余石递增到三百三十余万石。据明人邱濬的估计，南粮北运，“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大学衍义补》）。有元一代，海运始终是保证财赋的重要手段。官府备置海船九百余艘，船户八千余，分纲航运。官造的海船不足则征发民船，强征水手，名义上是由宫府预付雇值，实际上是强迫征用。
陆上驿站——自窝阔台以来，逐渐在广阔的领域内，建立起“站”的制度。《元史·兵志·站赤》说：“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驿站的设立，起初只是基于政治的、军事的需要，特别是边远各民族地区往来的需要。但驿站的广泛建立，却增进了各地的水陆交通。站有陆站、水站两种，以陆站为主。陆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牛、驴和车，东北地区又有狗站，以狗拉橇。水站主要是指内河的交通，工具用船。元朝中书腹里各路以及河南江北、辽阳、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云南、甘肃等行省所辖驿站共有一千四百处（其中水站约有四百二十余处）。此外，西北乞儿吉思、西南吐善等地，也都设有驿站，以便使臣往来。一二七六年，朝廷设通政院，统领各地驿站事务。各站设有馆舍，供使臣居住。驿站所在地，签发蒙、汉人民为”站户”，与民户分立，不纳赋税，但需供应驿站需用的车马和使臣的饮食。过往使臣凭借“铺马圣旨”（给驿玺书）或差使牌符，便可向当站的站户勒索酒肉，多方敲剥。站户承受的压榨是沉重的。
海外贸易——元朝的国外贸易，有陆路与海路两种，主要仍是经由海路的贸易。
西域交通的陆路，自辽、宋、夏、金对峙以来，长期受到阻遏。蒙古四汗国建立后，彼此交通，陆路由三道通往西方。一道由阿力麻里经塔刺思，取道咸海和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上的撤莱，由此或西通东欧各国，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越黑海至孔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基督教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在写给教皇的信中说，这是最短和最安全的道路，只用五、六个月的时间便可到达。第二道由阿
力麻里入河中，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伊朗境）而抵小亚细亚。第三道由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进入伊朗。由于西北诸王不断掀起战乱，陆路的三道时常阻塞。
海上通路由杭州通日本，顺风七日七夜便可抵达。由南海西通阿拉伯、东非的海路，也颇便利。元朝灭宋后，收降回回商人、宋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提举市舶蒲寿庚，命他招纳外国蕃舶商人往来互市。又令行省唆都招收海外诸蕃。元朝在东南沿海先后设置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等七处市舶司。海商在每年冬汛季风起时，领公据出海至所请之某国贸易，但不许越投他国；次年乘夏汛季风回帆，赶原市舶司抽分，在货卖时又取三十之一为商税。未请凭验而擅自发舶者，船物没官。元朝又曾实行官府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的办法。所获利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贸易人得其三。并规定“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官府对海外贸易直接垄断，但权贵豪商仍多违法经营。
海外出口贸易主要以金银、瓷器、丝绸为大宗；进口主要是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和药物。官府多次申令凡金、银、铜、铁、丝绵、缎正、销金绫罗、米粮、军器和男女人口等禁止私贩入番。一二九一年，又申令禁止泉州海船将蒙古男女贩运到印度和“回回田地”（中亚）。海外贸易中，贩运奴隶仍是一项常见的交易。
《元史》记载，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约有二十余国。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列举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处的地名一百处。行泉府司所管辖的海船有一万五千艘。海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非洲旅行家伊本·拔都他在记古里时写道：“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这些船可分三等：较大者三至十二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只船上有人员千人，即水手六百人，军士四百人；另附供应船三艘。此种船只仅刺桐（泉州）及辛克兰（广州）能制造，都制成三边，以三腕尺长的大钉钉牢。每只船有四个甲板和许多供旅客使用的附有更衣室及各种设备的公私船仓”。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元朝与南海诸国
交通的枢纽。由此而东至于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于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各国商人经南海来元朝进行贸易。广州、泉州、杭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侨居；元朝的商民也有不少人侨居在南海诸国。
第七节 皇位争夺与统治的衰败
元朝自成宗以后到韩林儿、刘福通发动农民大起义的近半个世纪中，长期陷入皇位争夺的纷争，先后更换了八个皇帝。蒙古宗王的武装反乱在成宗时基本上停止。蒙古贵族内部的纷争主要表现为对皇权的争夺。这种争夺，又和在汉地实行汉法的贵族与蒙古草原贵族保守势力的斗争结合到一起。元朝统治集团一直处在变乱之中，动荡不稳。
世祖、成宗无法解决的财政危机，武宗以后各朝继续恶化。钞法的混乱造成经济的崩溃。人民遭受着日益严重的压榨。政权腐败，贪贿成风，整个社会处在极度黑暗的统治之下。
驻守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地区的蒙古军兵，与汉人杂处，凭借特权，流连享乐，日益削弱了作战的能力。在蒙古贵族的权力争夺中，钦察、阿速、康里等军兵，逐渐起着重要的作用。
历代蒙古皇帝都不通晓汉语文。仁宗、文宗相继提倡汉文化，特别提倡程朱道学，讲述伦常以维护其统治。但由于蒙古草原贵族势力的强大和贵族内部行汉法与反汉法斗争的反复进行，元朝统治者一直没有象辽、金那样趋于汉化。但也由于此，元王朝始终未能建立起对汉族人民的稳固的统治。
在沉重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下的各族人民，不断掀起了反抗元朝统治的武装起义。
（一）皇位之争与尚书省的重建
一、武宗即位之争
成宗铁穆耳皇后弘吉刺氏失怜答里生子德寿。一三○五年六月，成宗立德寿为皇太子。同年十二月，德寿病死。一年以后，大德十一年（一三○七年）正月，成宗病死，无嗣。贵族们只能在皇侄中选择皇位的继承者，因而发生争夺，又酿成贵族间的火并。
一二九九年，失怜答里后病死，成宗立伯牙吾氏卜鲁罕为后。成宗多病。卜鲁罕后参予政事。一三○六年，成宗将其兄答刺麻八刺（已死）妃弘吉刺氏答吉及其子爱育黎拔力八达贬于怀孟。成宗死后，卜鲁罕与左相阿忽台等谋立安西王忙哥刺（忽必烈第三子）之子阿难答为帝。阿难答承袭父封，统治秦蜀之地，信奉伊斯兰教，因而与信奉喇嘛教的成宗不睦，但得到色目官员的支持。成宗死前几日，阿难答与宗王明里铁木儿等已赶来京师，策划奉卜鲁罕后称制，然后拥阿难答夺取皇位。但是，右丞相哈刺哈孙等蒙汉官员则拥戴真金的儿子答刺麻八刺的两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海山自一二九九年领兵与海都作战，多立战功，封怀宁王。这时驻戍阿尔泰山，镇守北边。哈刺哈孙密遣使臣，北迎海山，南迎答吉与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又封闭府库、收京师百官符印，称病不署文书，以待海山兄弟的到来。爱育黎拔八达在怀孟，得密报后，与讲儒学的师傅李孟商议。李孟回答说：“支子不嗣，是世祖的典训。”“殿下当奉大母，急还宫廷，以折奸谋，固人心。”一三○七年二月间，爱育黎拔力八达奉母妃入京师，派遣李孟与右相哈刺哈孙合谋，不等海山军至，先行举事。
卜鲁罕原定三月初三听政。三月初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乘马入宫，哈刺哈孙自朝中出迎，捕阿难答，斩阿忽台等谋臣。爱育黎拔力八达监国，以李孟参知政事，并派遣使臣往迎海山。
镇守北边的海山在二月间得报后，三月初，到达和林，召诸王集议。诸王推戴海山称帝。海山说，我母、我弟都在大都，等诸亲毕至，再议。当他听到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自称监国行使号令，十分不满。札鲁忽赤阿沙不花奉使至野马川见海山，陈说答吉及爱育黎拨力八达遣使之意，说：“监国所以备他变，以待陛下，臣万死保其无他。”五月间，海山领兵到上都。爱育黎拨力八达随母来迎。蒙古左右部诸王在上都集会，决议废卜鲁罕后，出居东安州，赐死。又押解阿难答、明里铁木儿等到上都处死。会议推举海山在上都即皇帝位（武宗），以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作为海山的继承人。阿沙不花受命回大都处治阿难答余党。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曾经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