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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解元身世不明，大约是金章宗时人。“解元”是当时人对文士的通称。《西厢记诸宫调》是根据唐元稹的《莺莺传》传奇改写而成。原作情节的重要改变，是张生与莺莺双双出走，结成良缘。这个改变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在思想内容上是重大的进步。这部作品一共用了十四种官调，一百九十三套组曲，结构严谨，曲折多致，从事件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了人物性格的特征和思想感情的变化。胡应麟称它：“精工巧丽，备极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鼻祖。”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长篇组曲，被誉为“北曲之祖”。董西厢在讲唱时合琵琶而歌，所以又叫《西厢挡弹词》或《弦索西厢》。表演时，弹奏和念唱是由一人兼擅的。
（四）戏 剧
宋代的戏剧，统称作杂剧，但已没有完整的剧本流传，内容与结构都不能详知。金代称为院本，即“行院之本”。扮演戏剧的人多为倡伎，演员们所住的地方称作行院，他们的演唱本即称作院本，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元杂剧。它的科白即表演动作与对话部分，承袭了院本的体制；曲即唱词部分，则明显地源于诸宫调。它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宋、金的叙事体改变成为代言体：二是在曲调上更多的采用了民谣小曲。元杂剧的形成，是我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元杂剧基本上是一种歌剧，演出时添加一些科白，借以表述剧情，使场面显得生动活泼。曲词也就是唱词。元剧唱词一般是由同一宫调中的几支曲子或十几支曲子组成的套曲。每一支曲于都由韵律铿锵的长短句组织而成，有其一定的格式，但在定格之外，可以增加衬字。句尾十之八九都押韵。在形式上既自由，又复杂，声律上也很优美。套曲一韵到底，配合科、白，便成为一折（相当于一幕）。元剧一般由四折组成，另外可加“楔子”，置于各折之前或之间，充当开场或过场的作用。通常一个剧自始至终都由一个角色演唱，即由正未或正旦唱曲。但在各折中他所扮演的人物可以不同。由正末唱的叫未本；正旦唱的叫旦本。其他角色充当配角，只有宾白。剧本的最后有二句或四句诗对，叫“题目”“正名”，用以点出剧本的主题。
元杂剧产生在金元之际，到元成宗时而臻于极盛。它是宋金以来的戏剧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土壤中生长繁荣的。邾经《青楼集序》，说：“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自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金元之际，连年战乱，社会上的一些文人不愿或不能仕进，借编写杂剧以抒发愤闷。他们和广大城市居民多有联系，有的即与演员们一起，粉墨登场。因此，他们的作品能从各个方面比较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下层群众的思想感情。
金元之际的杂剧，在山西一带最为流行。元初发展到大都路（今河北地区）。元朝灭宋后，又传入江南。
元代的杂剧作家，有姓名可考的有一百七八十人，见于记载的杂剧作品达七百三四十种。实际的数目当然还要远远超过。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一百六十余种。元杂剧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二期。成宗大德以前为前期，以后为后期。前期的人才最盛，都是北方人。白朴可能是最早的杂剧作家，字太素，号兰谷，山西隩州人。生于一二二六年，死于一三○六年以后。与关汉卿、马致远等同称为杂剧大家。白朴写过杂剧十六种，现存三种。他的代表作《墙头马上》，描写一对青年男女自由结褵的离合故事，最后由官居尚书的公公和婆婆牵羊担酒向儿媳“陪话”，才又重新完聚。故事情节曲折，是出色的佳作。
关汉卿，号已斋，约生于金末。他可能原居山西解州，以后来到大都。所以，《录鬼簿》说他是大都人，《析津志》说他是燕人。他在元朝没有任过官职，《录鬼簿》说他是“太医院户”，大约是系籍医户。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剧作家，并且“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亲自参加演出活动。元朝灭宋后，他去到杭州，约在成宗时死去。他写过杂剧六十几种，现存十五种，对元杂剧的形成与发展，贡献最多。他所写的杂剧，结构谨严，人物性格鲜明。一些剧作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窦娥冤》大约是他晚年写成的代表作。剧中描写一个孤苦善良的少女窦娥，被屈含冤而被处斩。临刑前愤怒地控诉：“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元曲选》本）。剧中窦娥的恨天骂地，正是对元朝统治下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揭露，是反映了作者的心声。《拜月亭》剧描写金宣宗时人民的流离，实际上是直接揭露蒙古侵金所带来的灾祸。《望江亭》《救风尘》两剧分别描写改嫁的州官夫人和仗义勇为的妓女。她们都是机智英侠，勇于和邪恶势力较量，与南宋理学统治下“三从四德”的妇女形象迥然不同。关汉卿剧作的题材极为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但他往往把理想的完满结局，寄托于“明主”“恩官”，这又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局限。关剧的曲文，造语遣句，清新蕴藉，文采风流，在金元词曲中亦是上品。元人钟嗣成著《录鬼簿》为剧作家立传，列关汉卿为首。明初贾仲明称关汉卿为“梨园领袖”“编修师首”“杂剧班头”。关汉卿是元代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戏剧家，也是当时的剧作者和演员们公认的首领。
马致远，字千里，号东篱，大部人。元世祖时，曾任过江浙省务官，大约是在一二八五年以后。成宗时，他曾参与组织“元贞书会”，著有杂剧十三种，现存七种。金元之际，全真道在北方地主文人中传播，马致远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他的剧作中，消极遁世的思想时有表露。他长于写抒情的悲剧，语言平易而情致深浓，自成一家。他的名作《汉宫秋》描写王昭君在出离汉境后，投江而死。匈奴单于与汉朝重新和好。剧中指责汉王朝文官武将“在被金章紫绶”，“都宠着歌衫舞袖”，边关有事，“没个人敢咳嗽”。毛延寿“叛国败盟，致此祸衅”。这是一个悲剧，情节不合于历史的实际。但它在元朝统治下演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明臧晋叔编辑《元曲选》，以《汉官秋》为首篇，给予颇高的评价。《中原音韵》作者周德清论元曲制作，以关、白、郑（光祖）、马为代表。大抵成宗以后，马致远是继关汉卿而起的最有影响的剧作者。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平事迹不详。他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成宗大德年间。撰剧十四种，现存三种。他的代表作《西厢记》，以董西厢诸宫调为蓝本，把唐代《莺莺传》中的轻薄少年改写成忠实于莺莺的“志诚种”，以张君瑞中状元，“庆团圆”而结束。《西厢记》以争取婚姻自主为主题，成为六七百年来流传最广的佳作。全剧共五本二十一折（一说第五本为后人续作），实际上是由五个四折的剧本联成一个长剧，首尾条贯。这就有足够的篇幅，便于描写情节的变化和人物的思想感情，戏剧冲突也得以向多方面展开。这种长剧的体制，为杂剧发展为“传奇”，开辟了道路。
大德以后的剧作家，成就较大的是郑光祖（名德辉）。他的作品以历史剧为多，但代表作爱情剧《倩女离婚》构思新奇，富于浪漫色彩。无名氏的剧作《陈州粜米》揭露权豪势要的横行与百姓的冤苦，塑造了为民除害申冤的清官。清官戏在元代大量出现，是昏暗的现实社会中人民大众的政治理想的反映。元仁宗朝实行科举，提倡理学。此后出现的一些剧作，宣扬伦理纲常，成为理学的宣传品。但以北宋梁山泊起义为题材的剧作，也在此时陆续出现。宋江、李逵、燕青等为主角的戏剧，逐渐流行，使他们成为人所熟知的人物。
大德以后，杭州代大都而成为戏剧的胜地。北方的许多剧作家陆续迁来杭州。陈旅《送扬州张教授还汴梁》诗：“花边细马踏轻尘，柳外移舟水满津。莫向春风动归兴，杭城半是汴东人”。杂剧在杭州盛行，是以拥有北方观众为基础的。但是，成宗以后，南曲也逐渐吸取北曲而得到发展。
祝允明《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也称为“永嘉杂剧”或“戏文”。入元以后，南戏仍很流行，据记载当时有一百六十八种剧本，现存的仍有十六种左右。南戏早期的唱词据宋词和俚谣巷曲杂凑而成，结构疏散，科诨较多，艺术形式比较自由而粗糙。北方杂剧南传之后，南戏吸收了北剧的某些优点，唱词采用联套的办法，减少了科诨，以便集中刻画人物。同时出现了南北腔合调的新唱腔，沈和、范居中都能作“南北腔”。北杂剧与南曲戏文的逐渐合流，形成南北曲兼用的体制，最后导致明人“传奇”的产生。这是中国戏剧史的一大进步。
一般说来：南戏的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个剧本没有固定的出数，可长可短，不象北杂剧那样通例作四折（少数有五折的）。每一出中也不象北杂剧那样通押一韵，更不机械地限制使用同一宫调中的曲牌。至于登场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不必由一人唱到底，完全按剧情的需要，可以由二人互唱，甚至数人合唱。这些改进使南戏较之北杂剧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便于表达故事和抒写感情，增强了戏剧的效果。
现存的南戏中比较著名的有《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拜月亭》等。北方杂剧题材广泛，为甫戏所吸收。《拜月亭》基本上是依据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改编而成。剧中描写蒙古侵金时期，金朝的青年男女蒋世隆与王瑞兰的悲欢离合。曲词优美动人，人物性格的描写比关剧细腻，内容也较丰满。这个剧本在南戏的发展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元末著名的南戏作家高明，字则诚，温州瑞安人。顺帝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年）举进士，在处州、杭州等地任过小官吏。一三五六年后隐居庆元南乡的栎社，以词曲自娱。他的名著《琵琶记》可能就是在这时候写成的。《琵琶记》写蔡伯喈和赵五娘的离合，是南宋民间广为流行的一个故事。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徐渭《南词叙录》里列举的宋元南戏剧目中，有《蔡伯喈琵琶记》和《赵贞女蔡二郎》二本，并注明“即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高明把原来的不忠不孝改为“全忠全孝”，颂扬纲常节义，充满程朱理学的说教。这显然是理学长期在江南传播的产物。但《琵琶记》中人物性格刻画细致，语言丰富多采。这些都标志着南戏已发展成熟，也标志着这个剧种已达到了顶点。明王朝建立后，“南戏”传入北方、乃由杂剧和“传奇”取代了。
（五）绘画与书法
一、绘 画
宋承唐、五代之后，绘画艺术呈现新的发展。郭若虚比较宋和唐、五代的差别，说：“近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释道画经过了魏晋隋唐以来的发展，题材已经陈旧。理学家以反佛道相标榜，影响所及，也造成释道画的衰落。山水花鸟则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南宋以后，山水画又代替花鸟画占踞画坛，成为一时风尚。这种变化，经元代而影响到明、清。
宋朝皇帝多重视绘画，有的本人便是优秀的绘画家或鉴赏家。北宋继承西蜀和南唐的画院制度，而扩大其规模，朝廷设立翰林图画院，罗致全国的画家，优予俸值，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创作环境。当时的画家多以能进入画院为荣。徽宗时，规定画院按太学考试的办法招收画家，入院后除学习绘画外，又兼修经、律、《说文》、《尔雅》等辅助学科，分三舍考试升降。院画在风气上，“一时所尚，专以形似”，“往往以人物为先”。粉本（画稿）必须先呈皇帝审看，“少不如意，即加漫垩，别令命思”。可见画院制度虽然为画家提供了条件，但精神统治是很严厉的。讲究“形似”和“格法”成为院画的特征。这对于画家的创作活动无疑是一种束缚。于是，在院外出现了所谓墨戏的文人画，他们要求脱略“形似”的束缚，信笔草写，以抒发个人的意趣。这种风气到了元代大为盛行。
山水画——唐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