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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唐王维创水墨山水（破墨），发展到后梁的荆浩、失仝，已超出李思训的青绿山水一派，占居统治地位。水墨画通过皴擦的变化和墨色的渲染，描绘出苍劲挺秀的山木岩石，和蒸郁苍茫的山岚烟雨，气韵泱然，富于表现能力。李成、董源、范宽都是北宋初水墨山水画的大家。李成善于以直擦的皴法，写齐鲁地区的“平远寒林”。《宣和画谱》说：“于时凡称山水者必以成为古今第一”。董源以平淡天真之笔，状写江南秀丽的景色。《画鉴》说他的画“得山之神气，足为百代师法”。他们都是由五代而入宋的画家。
稍后的范宽，初学李成，进而认识到“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他旅居终南、太华，“览其云烟惨淡，风月阴雾难状之景，默与神遇，一寄于笔端之间”。《图画见闻志》把他与李成、关金并列，认为“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熙宁年间的郭熙，不仅是独步一时的优秀山水画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所著的山水画论（见《林泉高致集》），大部分是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经验总结。米芾、米友仁父子创水墨淋漓的所谓米点山水，世评小米的画，“点滴云烟，不失天真”。
南宋初年，青绿派山水又一度盛行，其代表作家有李唐、刘松年、赵伯驹等。以后，著名的画家马远、夏珪，师法李唐，他们在格局上脱胎于青绿，而参用水墨，调和两派，笔法苍劲，水墨淋漓，具有独特的风格。
花鸟画——北宋的花鸟画承五代黄筌、徐熙两派之后，黄筌的儿子居睬，徐熙的孙子崇嗣、崇矩，仍然各树门户。郭若虚在论黄、徐同异说：所谓“黄家富贵”、“徐熙野逸”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形成，是由于他们的环境和地位所决定的。黄氏父子一直给事宫中，多写宫苑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富丽精致是必然的。徐熙是江南处士，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不华不墨是其本色。由此而发展成为黄居睬的钩勒填彩，被奉为院体的标准；徐崇嗣以丹铅叠色渍染（没骨法），为在野派的领袖。但后来在发展中两派日趋融合。神宗时，赵昌、崔白都以写生擅长，风格一变。此后的著名画家是宋徽宗赵佶。徽宗是北宋亡国之君，昏于政事，却寄情书画，用力甚勤。他的作品在工整之中，神形兼备。所画的鸟，多用黑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于缣素，晶莹欲动。
他对花鸟的习性，也观察入微。南宋的花鸟画，仍然沿袭工整细润的画院风气，不过，简淡纤细的趣向也日渐明显了。
风俗画——以广大社会生活为题材的风俗画的出现，是宋代画史上一个有意义的创举。北宋未年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是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在长达五百余公分的画卷里，作家以墨骨淡彩设色，运用朴实的写实手法，生动地描绘了开封都城汴河两岸繁忙的都市生活。市面上鳞次栉比的商店，街道上车马负贩的人流，以及运河上穿梭往来的船只，都再现在卷上。它不单是艺术的珍品，同时也是研究宋代城市的宝贵资料。
诗余墨戏的文人画——北宋由于文同、苏轼、米芾等人的提倡，文人士大夫在诗酒之余，以游戏的态度，纯任天真，率意作画。画面是由简笔水墨写成的林木窠石、梅兰竹菊，以及简笔的山水人物。于是形成一种词人墨客，在“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时遣兴寄意的墨戏画。苏轼所写的竹子，从根到梢，一笔而出。其兴之所至，完全不受“形似”、“格法”的限制，和院画的工整细润之风正好相反，开后世写意派的先声。
元代绘画——元代文人处在蒙古贵族统治之下，往往以笔墨发抒胸中的郁结。这就使宋以来的文人写意画益趋兴盛。所谓“元人尚意”，求意趣而不重形似，是元代画风的特点。元朝著名的画家是赵孟。他自称刻意学唐人，提倡复古，对人物、山水、花鸟、鞍马和竹石，无不精工。作品以妩媚、工整和细润著称。他是院画“形似”、“格法”的集大成者，又是追求意趣的文人画的大家。盛大士说：“赵吴兴集唐宋之成，开明人之径”（《溪山卧游录》）。但作为元画的代表则当推元末的四大家：黄公望、吴镇、王蒙和倪瓒。他们把水墨山水画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境地，给明、清两代以巨大影响。元以前画山水多用绢素，使用湿笔，谓之“水晕墨章”。元后期诸家则纯用生纸，使用于笔皱擦，以水墨为主或加浅绛淡彩。这些手法成为后来画坛的专尚。明陈继儒在评元人画风时说：“元之能者虽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萧散耳！吴仲珪（镇）大有神气，黄子久（公望）特妙风格，王叔明（蒙）奄有前规。而三家未洗纵横习气。独云林（倪瓒）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而已。”（《妮古录》）倪瓒的画风，据他自己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神似，聊以自娱耳！”陈继儒所欣赏的正是这种逸笔草草的文人画风。同时的王冕，善作役骨花卉，又善画墨梅，万蕊千花，自成一家。
二、书法
宋太宗命侍书王著选集古先帝王名臣墨迹，编成《淳化阁帖》。其中真伪杂揉，缺乏鉴别，但帖法却从此大盛。帖学兴而导致古人笔法的消亡。所以，欧阳修说：“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又说：“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
宋人学步，多以唐颜真卿和五代杨凝式为归依，而上追右军。到苏、黄、米、蔡出，才正式确定宋代书法的局面。苏轼刻意创新，笔圆而韵胜。黄庭坚英俊挺秀，书得笔外意。苏、黄的书法都是以神韵见重的。米芾学古人笔法最勤，技巧为当时第一，用笔俊迈，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蔡襄以楷书见长，字体娇娆，有如多饰繁华的贵族少妇。宋徽宗也擅长书法，以所谓“瘦金体”自成一格。
元人书法崇尚复古，而以赵孟为巨擘。他的书法超迈唐人而直接晋人。
对于古篆、隶书、章草，也无不勤苦学习。因此，被誉为“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他主张书画同法，“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他的书，也同他的画一样，具有一种特有的妩媚而以韵胜。此外，康里子山善真行草书，得晋人笔意。鲜于枢善行草，与赵孟齐名。书法到宋季日趋衰敝，元代重得振兴，主要是得力于赵孟与鲜于枢二人。
三、雕塑
宋、元的雕塑，在风格上沿袭晚唐的传统，而趋于纤弱。
太原晋祠圣母殿中的侍女塑像，建造于北宋元祐时期，体态修长，娴雅纤秀，和唐人仕女的健美丰满形成明显的对比，典型地反映了宋人的风格。塑像情态各异，栩栩如生，表现了高度的现实主义手法。
元代崇尚喇嘛教，密教的雕塑艺术因此一度盛行，形成为元朝雕塑艺术的典型风格。居庸关过街塔的浮雕是其代表。元世祖忽必烈时，尼泊尔人阿尼哥入仕元廷，他长于画塑，又铸金人为像，两都寺观的神像，多出其手。刘元曾从阿尼哥学塑西天梵像，也称绝艺。这种作品都是以腰细、肉髻高为其特征。
第三节 学术著作
哲学与文艺呈现新发展的同时，宋代的文史学术研究也出现繁荣的景象。北宋至元初，陆续完成了一批卷帐浩繁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这显然是由于印刷术的发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也由于学术思想上出现了和理学的空谈心性正好相反的求实际与求完备的观念。由于宋太宗的提倡，宋初先后编成文史四大类书，成为大规模学术工作的开端。在学术研究中，历史学是最为发达的部门。宋元时代建立了纪述当代事迹的制度，并且陆续完成了纪传体的前代史《新唐书》和五代、宋、辽、金诸史。在后来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中，占有六种之多。《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通志》、《文献通考》等规模巨大的重要著作，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在历史编写体例上，突破了传统的纪传体，新创了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综合条贯的专史体等体裁。取材繁富、纪述求实、体制创新，成为宋元历史学的显著的特点。
历史学的发展，推动了金石考古学和目录学这两个新学科的形成。地方志的编修和地图的绘制刊刻，也是学术研究中的新成就。由于经学和历史学、金石考古学的发展，使音韵学和训沽学开拓了领域。
下面简略介绍各学科的重要学术著作。
（一）北宋四部文史总汇
宋太宗灭北汉，巩固了宋朝的统治。他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也注意提倡学术，聚集南北文士，编纂前代文史典籍。太宗时先后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大类书，真宗时又编纂《册府元龟》，总称为宋代“四大书”。
九七七年三月，宋太宗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将北齐祖孝征《修文殿御览》，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唐高士廉、房玄龄《文思博要》等古代的类书和其他文籍，“参详条次，分定门目”，编为类书。太平兴国八年（九八三年）十二月撰成，共一千卷，原名《太平总类》，改名为《太平御览》。全书分天、时序、地、皇王、偏霸、人事、兵、职官等五十五部、四千五百五十八类，是一部规模巨大的大类书。此书所收古籍一千多种，后世多无传本，赖《御览》而得以流存。
宋太宗又命取《道藏》、《释藏》及野史、小说等，编为一书。九七八年八月编成，共五百卷、目录十卷，赐名《太平广记》。全书分为神仙、女仙、道术、方士、童仆奴婢、幻术、妖妄、神、鬼、草木、畜兽等九十二大类，一百五十多小类。全书采录自汉代至宋初的笔记、小说、野史等近五百种，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小说和有关社会经济、典章制度的资料，是重要的古代小说总集。
九八二年九月，宋太宗以前代名家文集，数量甚多，不加铨择，难以流传，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直学士院徐铉、中书舍人宋白等分类编纂，收取精华。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十二月书成，共一千卷、目录五十卷，名为《文苑英华》。此书上承梁《昭明文选》，采录梁末至唐代的诗、文一万九千一百零二首，分赋、诗、歌行、杂文、启、书、疏、序、论、议、墓表、行状、祭文等三十七类。每类之中又分若干子目。如赋类，即分天象、岁时、地、水、帝都、邑居、宫室等四十子目，保存了南朝梁末至唐代的大量诗文，是古代的诗文总集。
一○○五年九月，宋真宗又命刑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王钦若，右司谏、知制诰杨亿编修历代君臣事迹，一○一三年书成，共一千卷，赐名《册府元龟》。全书自上古至五代，分部门顺序排列。共分帝王、闰位、僭伪、将帅、邦计、学校、刑法、内臣、牧守、外臣等三十一部，部有总序；一千一百零四门，门有小序。另有目录、音义各十卷。收录古代史籍，兼取经、子二部著作，唯不取说部。宋真宗为本书的编纂，亲定义例，书成后又署名作序。真宗在给王钦若的手札中，说此书：“非独听政之暇资于披览，亦乃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各有鉴戒。”编纂此书出于政治目的，但对宋以前的史籍做了很多辑佚和校勘的工作，特别是保存了唐、五代的许多原始史料，是一部可贵的史料汇编。
北宋在太宗提倡下，开编修类书的创例。南宋时，王应麟编辑《玉海》二百卷，分二十一门。多采宋代历朝实录和《国史》、《日历》，辑录了宋代的许多史事，为他书所未详，也是一部重要的类书。
（二）历史学著作
前代史的编修 北宋时期继续编修唐代和五代十国的历史，并对旧史重新作了一些整理。金朝继承汉人修史的传统，曾编修辽史。元朝完成了宋、辽、金三史的编纂。宋金元时代不断进行前代史的编修，成绩是显著的。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宋初，薛居正等人受宋太祖之命，编撰梁、唐、晋、汉、周五代史，九七四年成书，共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此书多据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五代通录》等史籍，仿照《三国志》体例，保存了五代十国时期的丰富史料。
唐会要和五代会要——唐朝人编纂过几种当代会要，但唐宣宗以后，记载阙如。北宋初，王溥采录宣宗到唐未的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