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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势复叛。明成祖自知失策，在愤恼中一意孤行，一再举行不明敌情也并非必要的亲征，终至身死军中，为天下笑。明成祖在北征中结束了他的一生，明王朝也由此结束了对蒙古的北征。
（五）皇位之争与宣德诸政
一、仁宗的短暂统治
明成祖病死，随行的文武臣僚集议，秘不发丧，护送遗体至开平。由大学士杨荣驰赴京师向皇太子奏报。
八月，太子高炽命皇孙瞻基去开平奉迎，在军中发丧。太子高炽（仁宗）在京师迎成祖遗体棺殓，奉遗诏即皇帝位。改明年年号为洪熙。
明仁宗是成祖的长子，太祖时册封为燕世子。成祖起兵夺位，奉命驻守北平。成祖即位后，一四（四年召至南京，立为皇太子。成祖几次出征，均奉命监国。成祖次子汉王高煦随军北征有功，多次谗构高炽，太子詹事蹇义和辅导太子的黄淮、杨溥等东宫官属先后被罪系狱。成祖病死，仁宗随即释放夏原吉，即位后恢复夏原吉原职，倚为重臣，咨议朝政。因谏阻北征系狱的刑部尚书吴中和黄淮、杨溥等都自狱中释放。仁宗为稳定统治，锐意擢用东宫旧臣和阁臣。恢复成祖时罢废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等尊职，以公侯伯尚书兼领。武臣中英国公张辅掌中军都督府加太师。文臣中蹇义在成祖末年得释，进为少傅兼吏部尚书，杨荣原曾在东宫为谕德，加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进为太常寺卿，又擢为工部尚书。阁臣杨士奇曾任太子左谕德，成祖时也因太子被谗入狱，不久获释，进为少保兼华盖殿大学士，擢礼部侍郎，又进为尚书。原右谕德金幼孜加太子少保仍兼文渊阁大学士，任户部右侍郎。黄淮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又进为少保户部尚书。他们大都是仁宗东宫旧臣，兼尚书衔后，仍是皇帝左右的辅臣，但禄位提高，职任也加重了。
明成祖在位二十二年，继承太祖的基业，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但一些过猛的弊政也不免积怨臣下，愤抑难平。一是即位之初，对惠宗朝的旧臣广加诛杀，以至株连亲族，处置过于严酷。一是晚年一意北征，严惩谏臣，劳师费饷，招致边境不宁。仁宗力求缓解积怨，诏令礼部将建文诸臣家属因获罪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等处为奴者，一律释免为民。建文诸臣外戚全家获罪流放戍边者，只留一人，其余全部放还。以前因言事失当而充军者也予赦免。谏阻北征获罪的臣僚，已相继释免起用。阿鲁台于仁宗即位三月后，遣使臣贡马。仁宗给予回赐并派中官持诏书往谕阿鲁台，有其前过，令通使往来如故。又遣使招谕兀良哈官民，仍前朝贡，听往来生理。
明成祖迁都北京，群臣多持异议。迁都后三月，皇宫奉天殿等三大殿起火焚毁。群臣应诏上疏，多称迁都不便。主事萧仪激切陈言，竟被处死。言官数人被贬官或下狱。一四二五年三月，仁宗诏令北京诸司复称行在。四月，命皇太子瞻基去南京居守，作还都南京的准备。五月，仁宗病死，年仅四十八岁。死前命召皇太子回北京，传遗诏即位。
仁宗在位不满十月，曾力图矫除积弊，有所作为，鸿图未展而早逝。在位期间，起用文臣，组成了中枢统治机构，为明王朝此后的施政，奠立了基础。
二、皇位之争
皇太子瞻基奉召回京。六月初抵芦沟桥。户部尚书夏原吉、礼部尚书吕震与太监杨瑛奉仁宗遗诏来迎。六月十二日在北京即皇帝位。改明年年号为宣德。瞻基（宣宗）早在一四一一年即由成祖立为皇太孙，曾随成祖三次北征，深得成祖喜爱。辅导仁宗的阁臣黄淮、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等都曾受命辅导皇太孙，讲授经史。老臣夏原吉也屡侍太孙，往来两京。仁宗即位，皇太孙立为皇太子，朝野视为当然。仁宗崩逝，宣宗由皇太子即帝位，也自然得到东宫旧臣的拥戴。但即位不久，汉王高煦即起兵夺位，明王朝又出现了皇位之争。
汉王高煦谋夺皇位，由来已久。成祖起兵夺位，留世子居守。高煦随成祖转战南北，屡立战功。成祖立太子前，淇国公丘福曾数劝立高煦。解缙、杨士奇等文臣则称高炽仁孝。成祖不喜高炽，但极爱太孙瞻基，终于立高炽父子为太子、太孙。高煦封汉王，藩国云南。高煦不肯就藩，仍留南京，乘成祖北征，与近臣屡次谗陷太子高炽。又奏言解缙乘成祖北征，私觐太子，成祖将解缙下狱处死，株连朝臣多人。一四一五年，高煦改封青州，仍拒不就藩，受到成祖的斥责。成祖渐闻高煦有意夺嫡，私募军士。一四一七年三月徙封乐安（山东广饶），责令即日就藩。仁宗即位，曾召高煦来京朝见，仁宗病死，朝中传言汉王将起兵犯京，卫军整兵以待。宣宗来京，悉令撤去。宣宗自信有文武大臣的支持，不以高煦为意。
一四二六年八月初一日，高煦在乐安起兵夺位。立五军：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左军，高煦自率中军，世子瞻坦居守。又遣亲信枚青潜至京师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当夜缚枚青奏闻。乐安人御史李浚，父丧家居，也赶到京师，向宣宗奏报高煦乱谋。宣宗遣中官侯泰持玺书往乐安见高煦，信中说：“昨枚青来言，叔督过朝廷，予诚不信”。又说：“且传播惊疑，或有乘间窃发者，不得不备”（《国榷》卷十九），高煦遣百户陈刚上章，指责仁宗违旧制封文臣，又请诛奸臣夏原吉等。宣宗知高煦已反，拟遣阳武侯薛禄率军往讨。杨荣、夏原吉劝宣宗亲征，说：“兵贵神速，一鼓可平”。八月初十日宣宗亲统大营五军将士出征，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等扈从。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十九日前锋至乐安，次日宣宗率大军至乐安城外。高煦原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于济南起兵接应，被山东布政使与按察使阻止不得发。大军至，高煦护卫军不敢出，固守乐安城。宣宗大军发火炮（神机铳箭）攻城，声震如雷，城中战栗。宣宗以敕书谕降，射入城内。军心瓦解。二十一日，宣宗擒高煦，解回京师，禁锢于皇城内的囚室，名曰逍遥城，其后处死，因此案处死及充军者，二千余人。
宣宗出兵十日，迅速平定高煦，避免了一场争夺皇位的战乱。宣宗的统治稳固了。
三、宣德诸政
宣宗二十七岁即帝位，依靠曾经入值东宫的阁臣，继述仁宗稳定政局的大计，建立起明朝的统治。在位十年间，先后实行了几件大事。
控制藩王 汉王高煦之乱，曾经涉及成祖第三子赵王高燧。群臣上章劾汉王与赵王通谋事。宣宗将奏章送与高燧阅看。高燧惧，奏请交还常山中护卫。此后，楚庄王孟烷、蜀靖王友堉、肃康王瞻焰相继交还一至二护卫。诸王护卫军被削，此后不再增设。藩王失去军力，难以再谋反乱。宣宗进而颁布禁令，对诸王权力多方限制。
藩王不得如前干预地方行政，王府官员不得兼任地方官职。
藩王不得与朝内勋戚贵族联姻，嫁娶要选自民间，以防干预朝政。
藩王不得自行来京朝觐奏事。藩王及其宗亲族人如私自来京或越关奏事，要受到严厉惩治，直至废为庶人。
诸藩王之间不得会见。藩王在封地驻守，不得随意出城。清明祭祖须奏报朝廷允准。子女婚嫁也须奏经朝廷。
分封宗室是太祖定制，势难变改。诸王经多方控制，失去军政权力，或寄情诗文，优游自处，或广置田产，货殖经商。诸王子孙繁衍，多成豪富。明王朝每年还要给与宗禄和赏赐，也是朝廷财政的极大负担。
阁臣与巡抚 仁宗时，文渊阁之外，另建弘文阁，选儒士五人入值，侍论经籍，并铸弘文阁印，许以此印封白民事，翰林学士杨溥受命掌阁事。宣宗即位，罢弘文阁，命儒士四人仍还原任。杨溥与杨士奇等同值文渊阁。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又称内阁，以别于外廷。宣德元年（一四二六年）入值文渊阁的阁臣六人，杨士奇、杨溥、杨荣、黄淮、金幼孜等五旧臣，又新增原东宫左谕德张瑛为礼部侍郎、华盖殿大学士。次年二月，原东宫侍读陈山晋为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入阁，合共七 人，与成祖时阁臣人数相当。杨士奇历事三朝，受顾命辅立宣宗，在七人中最有声威，也最得宣宗的倚重。一四二七年，黄淮以老病辞官。张瑛在阁中少所建白。一四二九年，调任南京礼部尚书。陈山因少学术也被解除阁职，专授小内史（宦官）习书。一四三一年金幼孜病死，年六十四岁。阁臣只余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世称“三杨”。
成祖时，入值文渊阁的文臣，逐渐参议国政，又多受命辅导太子。仁宗、宣宗时，前朝的阁臣既是东宫师保，又是受命辅立的重臣。权位更加崇隆，也更加受到新君的倚任。阁臣的职责，仁、宣两朝尚无明确规定，在侍论经史、草拟制诰之外，已从多方面参预军国重事。史籍所载以下事例，足以说明阁臣地位日益隆重。
咨议——阁臣原只备顾问。但仁宗传位太子，宣宗出平汉王、曲赦赵王、调免陈山以至举任官员、捐免租税等重大国事，均曾向杨士奇等阁臣咨议，然后决策实行。
建言——阁臣近在皇帝左右，便于上章建言。仁宗朝曾特许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密封言事。仁、宣两朝，杨士奇等曾多次上章建策。阁臣直接向皇帝建言，从而参预国事。
纠弹——纠弹原是谏官的职责。仁宗朝特赐阁臣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绳愆纠缪”银章，说：“朕所行，未善，当尽言。”宣宗朝杨士奇奏称“前诏减官田租，户部征如故”（《明史·杨士奇传》），是弹劾户部的一例。
决狱——洪武时定制，三法司审理重囚须奏报皇帝遣宫往决。仁宗曾亲谕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三法司决审多滥。诏命三法司“今后审决重囚，必会同三学士同审”（《仁宗实录》卷三）
军务——成祖时已命阁臣参预军务。宣宗朝出兵作战，均由阁臣参决。进士出身的杨荣，成祖朝即受命经办军务，与金幼孜扈从北征。进为文渊阁大学士后，随从成祖出塞，成祖将军务悉委杨荣。宣宗朝，杨荣首先建策亲征高煦，并随军出战。其后又随宣宗北巡，并曾将兵出击。
边事——仁、宣两朝的边事，北有蒙古，南有安南。或战或和，是军国重计，也由阁臣参预决策。
以上一些事例表明，仁、宣时期的阁臣，事实上已经通过不同形式，参预朝廷行政、监察、司法、军务以至对外事务等军国重事。由原来的侍读学士逐渐成为皇帝的辅佐。老臣户部尚书夏原吉、吏部尚书蹇义，于一四二八年十月特命停辍政务，仍原职禄，专备咨议。宣宗诏谕蹇、夏与杨士奇、杨荣：“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共宁邦家”（《宣宗实录》卷四十七）。蹇义、夏原吉与杨士奇等阁臣由是组成为皇帝左右最高的决策核心。
仁、宣两朝都标榜遵守太祖旧制。太祖定制的显著特点是：朝中撤消丞相，皇帝亲掌六部。朝外分封宗室诸王以屏藩皇室。但自成祖以来，这一旧制即在默默地演变。宣宗时，诸王经过几次削弱和控制，在军事政治上已不再有力量。朝廷中则在皇帝以下六部以上出现了主要由阁臣组成的辅佐皇帝的决策核心。这一政治格局的变动在宣宗朝已基本形成，为此后历代皇帝所继承和发展，对有明一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宣宗时在地方政体上的建置，是始设巡抚。
明太祖废行中书省，藩王分驻要地，各省设三司使，不相统属，以削地方之权。成祖遣御史巡行天下，渐成定制，但只司监察，不理政事。一四二一年，派遣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十三人巡行各地，称为“巡抚”，义为巡视地方，安抚军民。官无定员，事毕回朝。仁宗时，命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浙江。宣宗即位，周干还奏浙江土豪肆虐。一四二五年八月，宣宗命广西按察使胡概（原姓熊。《明史》作熊概）为大理寺卿，与四川参政叶春巡抚直隶及浙江诸郡（《宣宗实录》卷八）。次年，胡概捕送地方府县不能制驭的松江土豪、无赖、奸吏等至京，由都察院审理。一四三○年，宣宗因各地税粮隐漏，弊病甚多，命大臣举荐一批官员擢升侍郎衔，分别巡抚各地，总督税粮。（《国榷》卷二十一）吏部右侍郎赵新去江西，户部右侍郎赵伦去浙江，礼部右侍郎吴政去湖广，兵部右侍郎于谦去河南、山西，刑部右侍郎曹弘去北直隶及山东，工部右侍郎周忱去南直隶苏、松诸府。宣宗颁给敕谕，说：“敢有阻粮事者，皆具实奏闻。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宣宗实录》卷七十）巡抚有权处理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