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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艺术欣赏”这门课上，一般美国同学的态度近乎冷淡。那个女老师，只看
她那纯美国式的衣著风格，就知道她不是一个有著世界观的人，看书也相当狭窄。
我猜，在美国著名大学中，这样的人是轮不到做教授的。
以前也上过西班牙的“艺术课”，那个马德里大学的教授比起这一位美国老师
来，在气势上就不知要好多少。
主要是，那个美国老师，把教书当成一种职业，对于艺术的爱之如狂，在她生
命中一点也没看见。我就不喜欢她了。
我知道，老师也不喜欢我。第一次上课时，我报出一大串伟大画家的名字，而
且说匣在某时某地看过哪一些名画的真迹。那个气量不大的女老师，深深的看了我
一眼，我当时就知道完啦。
小小的西雅图，有人容不下我。
同学们，怎么交朋友，都谈不上来。人家讲话，他们只是回答∶“是吗？是吗
？”不肯接口的。冷得很有教养。
那个犹太同学阿雅拉本身是个画家，因为先生被派到波音公司去做事一年，她
好高兴的跟来了。也只有她和瑞恰，加上我，三个人，下课了就叽叽喳喳的争论。
阿雅拉不喜欢具象画，我所喜欢的超现实画派，正好是她最讨厌的。我们经常争辩
的原因是，彼此说匣哪一幅名画或哪一个画家，两个人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背景来。
可以争，只因为旗鼓相当。
后来我要离开美国了，阿雅拉很难过很难过。她拿起久不动的相机和画笔，特
别跑到西雅图城里去拍照，以照片和油彩，绘作了一幅半抽象半具象的街景送给我
，算是一种“贴画”吧。
这幅《西雅图之冬》我非常喜爱，其中当然也加进了友情的色彩。目前正在等
著配个好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阿雅拉在西雅图已经开过了一次个展，报纸给她好评，也
卖掉了一些画。没多久以前，阿雅拉回到以色列去，我回到台湾。我们通信，打电
话，约好一九八九年由我去以色列看看她和瑞恰，我们正在热切的盼望著再一次的
相聚。
“如果他是亚当，那时候上帝并没有给他胡子刀，他的胡子不会那么短。”我
说。
“这个时候亚当才造好了不久嘛！还没有去吃禁果呢。”荷西说∶“你看，他
们还不知道用树叶去做衣服，以此证明。”
“吃了禁果还不是要刮胡子。”我说。
那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小摊子面前，就对著照片中这一男一女讲来讲去的。
因为价钱不贵，而且好玩，我们就把这一对男女买回家去了。艺术性不高的小
玩意儿罢了，谈不上什么美感。
这一对男女被放在书架上，我从来没有特别去重视他们。
有一天跟荷西吵架，没有理由的追著他瞎吵。吵好了，我去睡觉，就忘了这回
事。我的生气是很短的，绝对不会超过五小时以上。如果超过了，自己先就觉得太
闷，忍不住闷，就会去找荷西讲话，如果他不理，我就假哭，我一哭，他就急了，
一急就会喊∶“你有完没有？有完没有？”我也就顺水推舟啦，说∶“完了，不吵
了。对不起。”
有一次也是吵完了，说声对不起，然后去厨房弄水果给荷西吃。厨房跟客厅中
间迅一个美丽的半圆形的拱门。道了歉，发觉荷西正往那一对luoti（被禁止）人形走过去，好
像动了他们一下，才走开。
我跑过去看看人形，发觉他们变成面对面的了，贴著。我笑著笑著把他们并排
放好。
以后我发觉了一个秘密，只要荷西跟我有些小争吵或说我吵他，那对luoti（被禁止）
人形的姿势就会改变。是荷西动的手脚。
吵架的时候，荷西把他们背靠著背和好的时候，就贴著，面对面，平日我擦
灰时，把他们摆成照片上的站姿。等到我不知觉的当儿，他们又变成面对面的了。
这个游戏成了我们夫妻不讲话时的一种谜语。有一天，我发觉荷西把那个“我的代
表”，头朝上向天仰著，我一气，把他也仰天给躺著，变成脚对脚。没过几天再去
看时，两个人都趴在那里。
本来没有什么道理的两个小人，因为先生的深具幽默感，成了家中最有趣的玩
具。
这一回卖掉了那幢海边的家回到台湾来，当我收拾行李的时候，把这对人形用
心包好，夹在软的衣服里给带回来。
关箱子的时候，我轻轻的说∶“好丈夫，我们一起回台湾去罗！”
每次圣诞节或者情人节什么的，我从不寄望得到先生什么礼物。先生说，这种
节日本意是好的，只是给商人利用了。
又说，何必为了节日才买东西送来送去呢？凡事但凭一心，心中想著谁，管它
什么节日，随时都可送呀！
我也深以先生的看法为是，所以每天都在等礼物。
有一天先生独自进城去找朋友，我不耐那批人，就在家里缝衣服。先生走时，
我检查了他的口袋，觉得带的钱太少。
一个男人，要进城去看朋友，免不得吃吃喝喝，先生又是极慷慨的人，不叫他
付帐他会不舒服的。就因为怕他要去一整天，所以又塞了几张大钞给他，同时喊著
∶“不要太早回家，尽量去玩到深夜才开开心心的回来。不要忘了，可以很晚才回
来哦！”
站在小院的门口送他，他开车走的时候挥了一下手，等到转弯时，又刹了车，
再度停车挥手，才走了。
邻居太太看了好笑，隔著墙问我∶“你们结婚几年了？”我笑说∶“快五年了
。”那个太太一直笑，又问∶“去哪里？”我说∶“去城里找朋友。”邻居大笑起
来，说我怎么还站在门口送生离死别似的。我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哗一下红了
脸。
没想到才去了两个多钟头吧，才下午一点多钟呢，先生回来了。我抬起缝衣服
的眼睛，看见他站在客厅外面，伸一个头进来问∶“天还没有黑，我，可不可以回
家？”
“当然可以回家罗！神经病！”我骂了他一句，放下待缝的东西，走到厨房把
火啪一点，立即做午饭给他吃。
做饭的时候，问先生∶“怎么了，朋友不在吗？”先生也不作声。上来从后面
抱住我，我打他一下手臂，说∶“当心油烫了你，快放手！”
他说∶“想你，不好玩，我就丢了朋友回来了。”
等我把饭菜都放在桌上，去浴室洗干净手才上桌时，发现桌上多了一个印度小
盒子，那个先生，做错了事似的望著我。
我一把抓起盒子来，看他一眼，问∶“你怎么晓得我就想要这么一个盒子？”
先生得意的笑一笑。我放下盒子，亲了他一下，才说∶“可是你还是弄错了，我想
要的是个（又鸟）心形的，傻瓜！”
先生也不响，笑笑的朝我举一举饭碗，开始大吃起来。等我去厨房拿出汤来的
时候，要给先生的空碗添汤，他很大男人主义的把手向我一伸天晓得，那个空
碗里，被他变出来的，就是我要的（又鸟）心小盒子。
这一回，轮到我，拿了汤杓满屋子追他，叫著∶“骗子！骗子！你到底买了几
个小盒子，快给我招出来。”
八年就这么过去了。说起当年事，依旧泪如倾。
那半年在中南美洲的旅行，好似从来没有错过一次印地安人的“赶集”。
常常，为了听说某个地方的某一天会有大赶集，我会坐在长途公车里跟人、动
物、货品、木头挤在一车。有时膝上还抱著一个满头长虱子的小女孩。
虽然这种长途车很不舒服，可是为著赶集的那种快乐和惊喜，仍然乐此不疲的
一站一站坐下去。
最长的一次车，坐了三天两夜，沿途换司机，不换乘客。
为著那次的累，几乎快累死去，更可怕的是∶他们不给人上厕所。
任何事情，在当时是苦的如果只是（禁止）上的苦，过了也就忘了。回忆起来只
会开心，有时还会大笑。
照片中的娃娃，看上去很怕人，好似是一种巫术的用具。
其实它们不过是印地安人手织的老布，穿旧了，改给小孩子玩的东西。
南美的赶集，是一场又一场奇幻的梦。睡在小客栈中，不到清晨四点吧，就听
见那一群群的人来啦！我从旅社的窗口去看那长长的队伍，那些用头顶著、用车拉
著、用马赶著而来卖货的印地安人，那挤挤嚷嚷的嘈杂声里，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在
依旧黑暗的街道上活彤生的泼了出来一般叫人震动。
也许，前世，我曾是个印地安女人吧，不然怎么看见这种景象，就想哭呢？
逛市集是逛一辈子也不会厌的，那里面，不只是货品，光是那些深具民族风味
的人吧，看了就使人发呆。他们，太美了，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深刻的。
特别喜欢印地安人的小孩，那种妈妈做生意时被放在纸箱子里躺著的小婴儿。
有一次在玻利维亚，看上了一个活的小女孩，才七、八个月大，躺在纸盒里瞪著我
，很专注的盯住我看。那双深黑的大眼睛里，好似藏著一个前生的故事。我每天走
路去看那个街头的婴儿，一连看了十几天，等到要走的那天，我盯住婴儿看，把她
看进了我的灵魂，这才掉头大步走去。
带回台湾来的是三个布娃娃，布娃娃做的是母子型，母亲抱著、背著她们心爱
的孩子。
有趣的是，那个价格，如果母亲之外又多做了一个孩子，就会卖得比较贵。
照片中左边的母亲抱了一个男孩，右边的母亲抱著一个比较大的女儿，背后还
绑了另一个更小的，做得太松了，背后那个小孩子的头，都吊垂著了。是秘鲁老城
古斯库得来的。
一共带回来三个，其中之一，送给了史唯亮老师的孩子史撷咏，也是一位
作曲家。
今年，在金马奖的电视转播上看见史撷咏得奖。当时，为他快乐得不得了，同
时想起，那只送他的印地安娃娃，还被他保存著吗？
一件衣服，也可以算是收藏吗？
不，应该不算收藏。它，是我的宝贝之一。
我的女友巴洛玛，在西班牙文中，她名字的意思，就是“鸽子”。
巴洛玛是我去撒哈拉沙漠时第一个认识的女朋友，也是后来加纳利群岛上的邻
居。她的先生夏依米，是荷西与我结婚时的见证人。
大漠里的日子，回想起来是那么的遥远又辽阔，好似那些赶羊女子嘹亮的呼叫
声还在耳边，怎么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
当时，留在沙漠的西班牙人，几乎全是狂爱那片大地的。
在那种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瓦斯、没有食物的地方，总有一种东西，使我们
在那如此缺乏的物质条件下，依旧在精神上生活得有如一个贵族。
巴洛玛说过，她死也不离开沙漠，死也不走，死也不走。
结果我们都走了，为著一场战争。
离开了非洲之后，没有再回去过，而命运，在我们远离了那块土地以后，也没
有再厚待我们。三年的远离，死了荷西。多年的远离，瞎了巴洛玛。
这个故事，被收录进已经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倾城》里去。在那本书里，有
一篇《夏日烟愁》写的就是巴洛玛和她家人的故事。
在巴洛玛快瞎之前，她丈夫失业已经很久了。她，天天用钩针织衣服，打发那
快要急疯了的心乱。有一天，她说要给我钩一件夏天的白衣服，我并不想一件新衣
服，可是为著她的心情，我想，给她织织衣服也好，就答应了她。
巴洛玛是突然瞎的，视神经没有问题，出了大问题的是她因为家里存款眼看就
要用光而到处找不到事做的焦忧。
在那之前，她拚命的替我赶工钩衣服，弄到深夜也不肯睡。有一天前襟钩好了
，她叫我去比一比尺寸，我对她说∶“不要太赶，我不急穿。”她微微一笑，轻轻
的说∶“哦，不，我要赶快赶快，来，转过身来，让我再看你一眼！”
我说∶“你有得看我了，怎么讲这种奇怪的话呢？”
巴洛玛怪怪的笑著，也不理会我。
这件照片中的衣服，三、四天就钩好了，我带著这件衣服回台湾来度假。等到
再回加纳利岛上去时，邻居奔告我，说巴洛玛瞎了，同时双腿也麻痹了，被丈夫带
回西班牙本土属于巴洛玛的故乡去。那以后的故事，在《夏日烟愁》里都写过了，
是一篇悲伤的散文，我喜欢文中的那个村落和人物，可是我不喜欢我心爱的女友瞎
了。
后来，寄了几次钱去，他们音讯少。一年来一封信，写的总是失业和那不肯再
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