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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追了八九十米，在夜色中看见前面有一片麦田，有人问“还追不追啊？”，连长张起旺说“不追了，回去”。刚往回走，从后面麦田里飞过来一排子弹，把张起旺打死了。
张起旺是二连的老连长，陕西清涧人，和刚牺牲的一连长廖振美一样都是老红军。张连长在战斗中头部受过伤，所以说话有点结巴，耳朵也有些聋，要大声喊才能听得见，有时候别人和他谈工作，他笑咪咪直点头，其实什么也没听清，人家只好再去找指导员张存有说一遍。刘大爷自下连队就跟着张起旺，和他感情很深。把张连长往下抬的时候，战士们都哭了。指导员张存有（他和张起旺是同乡，49年4月牺牲）说：“同志们，不要哭，守住阵地、多消灭敌人，为连长报仇”。
况团长和李主任也到阵地上来鼓舞士气。他俩审问了俘虏，知道我军当面的是伪二十二团的两个营，由于连夜急行军掉队了不少，所以人员并不完整。但据说，伪暂八师的其他部队也正在赶来。况团长告诉大家：分区胡乃超参谋长正指挥部队攻打双村营，只剩最后两个堡垒了。骑兵团三连和四连马上就要到达，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守住阵地，保证二十一团完成攻坚任务……就在这时，听见双村营那边“轰隆”好大一阵爆炸声响，战士们都说“好啦好啦，又干掉一个大堡垒”。
其实，这个爆炸声并不是什么好事。当时，二十一团准备清除敌人工事前的鹿角障碍，再对一所石头房子进行爆破，现成的炸药包填药量不合适，战士们就拿来四五个炸药包临时分包改装。不巧遇到敌人冲出来反突击，扔过来一颗手榴弹引爆了炸药，当场把周围的指战员全部炸死，二十一团也不得不暂时停止攻击。
凌晨三点，四连进入了防御阵地。他们的驻地距离双村营最远，所以最后到达。在此之前赶到的三连被当作预备队，五连则负责守马桩。四连的五挺机枪都还在手里（这也是因为他们住得远，机枪没有借出去），况团长指定四连长李树茂统一指挥阵地上的三个连，并再三交待追击时不要追得太远，能消灭多少算多少，关键是要守住阵地。
四点多钟，天已蒙蒙亮了，四百多名伪军从正西方向开始进攻。这一次敌人很小心，采用了交替前进的方式，端着枪走几步就跪下观察，让后面的再往前走……机枪不停地掩护射击，还有“特级射手”朝阵地上打冷枪。不管敌人怎么弄，八路军依然是沉着冷静等待着。
敌人靠近到五六十米左右，李树茂命令“打！”，机枪、步枪立即同时开始射击。伪军往后退了一段距离，又在督战队的压迫下返回来，冲到离阵地三十米处。八路军再次以密集的火力压制住了敌人。
刘大爷正在甩手榴弹，指导员张存有跑过来推着他喊：“快到一连那边去！”，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忙带着人就走，跑了一截才看见，西南方向又上来了伪军一个营，正以密集队形向一连冲击，并且已经接近了阵地前沿。团长况玉纯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了最前线，挥舞着手枪高喊：“不能退，不能退！共产党员带头冲上去！把敌人打回去”。
二连汇合到一连和团警卫排中间，拼命与敌人搏斗，刘大爷手榴弹扔光了就跳出战壕拼马刀，马刀插在敌人身上来不及拔出来就用驳壳枪打，手枪子弹打光了又拣起步枪拼刺刀……等终于把敌人打退了，才发现自己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来。一回头，看见指导员张存有也累得吐了血。
清点人数，阵地上一连和二连加起来只剩下63人。李庭桂主任问况团长要不要把三连调上来，他摇了摇头，只是命令后面的连队送一些弹药来。
四连也把敌人打退了，李树茂见了团长还说：“就是你吩咐的不让追远，结果害得我们连没缴获到机枪”，大家都笑了。
战士们立即进行伤亡人员的救护和后送工作，这场战斗骑兵团没有后勤支援，这些工作都要靠自己完成。轻伤员可以不下去，但重伤号是一定要送走的，否则会影响部队情绪。
这期间，双村营那边的枪声一直很激烈。骑兵们嘴里不说，心里确实有些着急，觉得二十一团进展得太慢了。不过，通过刚才的战斗，大家也意识到孙殿英的这个“王牌”二十二团，的确比一般伪军的战斗力要强。
早晨六点多，天已大亮，敌人又开始了新一轮进攻，这次，从西面和西南面总共上来了一个团的兵力。他们还是老一套，先用机枪掩护着，再从麦田里走几步蹲一下地往前拱。八路军依然是不动声色，放近了再打。这伙敌人明显不如刚才的伪二十二团，骑兵团一顿猛烈的密集火力打击，他们立马就败退了下去。
就在这时，日军炮兵小队的两门步兵炮响了，这完全出乎八路军的预料。据刘大爷说，当时部队根本没想到要防炮，机枪全都集中在了侧面。日本兵的炮打得很准，“卡—孔”一声就掀翻了机枪工事，连续“卡孔”几下，我军的火力点就没有了。
败退下去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反攻了回来。一连、二连抵挡不住，逐渐后退，伪军一步步追上来，并越过了四连的前方，这样，八路军的防线就成了个“Ｌ”的形状。看见伪军已经冲上了阵地，日军的炮火就转而轰击双村营去了。这时候，四连开始实施侧射，并趁着敌人慌乱迅速冲杀出来，把伪军切成了两截。一、二连也立刻转为进攻，夹击前面的敌人，骑兵用仅剩的一挺机枪猛烈压制后面的敌人。激战之后，八路军抓了三十多个俘虏，伪军们丢下七十多具尸体四下逃散了。
日军的炮火持续炮击着双村营。七点过钟，况玉纯团长和李庭桂主任召集干部们开会，通知说：双村营的敌人除小股还在固守以外，大部分已被消灭，但分区胡乃超参谋长也受了重伤。军分区首长已命令攻坚部队撤出战斗，要求阻击部队进行掩护，保证胡参谋长安全转移。
况团长说，在攻坚部队顺利撤出前，我们不能让敌人越过阵地，但阻击部队也要分批撤退。他命令：一、二连先撤，四连负责阻击。
团长让四连把阵地收缩到道沟一侧，靠近那座大庙，并且说侧后方的后张楼村有二十一团的阻击部队，可以进行交叉掩护。四连的干部说：“放心吧团长，无论用枪打用马刀砍，我们决不能让敌人通过阵地”。况玉纯很高兴，又交待了好些话，这才带着刘大爷他们撤了下来。
八点钟左右，阵地上又打响了。付集这里的绷带所和重伤号已经撤走，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二十一团那边的消息。九点钟，李庭桂主任从电台室出来喊：“可以了！任务完成了”。大家都很高兴。
可就在这时，四连通讯员马珠捂着受伤的肩膀跑过来，交给团长三个公文包，说：“我们连被敌人包围在道沟里了，李连长受重伤昏迷。马副指导员要我向团长报告情况，四连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况团长急了：“不行！一定要通知他们撤下来，一定要把他们撤下来！”
四连被困在大庙西侧的道沟里了。
四连的阵地是南北走向、不到 100米的道沟，位于大庙以西，距离付集大约二、三华里。上午9点，敌人展开了新一轮攻击，战士们顽强阻击，给予伪军很大杀伤，但敌人也察觉到我军防守兵力不多，所以受到打击之后并不完全退下去，而是粘在前沿附近爬着打枪，再从后面不断地发起进攻。四连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只剩下不足三十个人，逐渐退守到道沟的尽头。
道沟的尽头是大庙前的广场，穿过这个小广场向东不远，可以进入另一条通往付集的道沟，四连计划在这里坚守。部队刚往下退，突然打来一阵机枪，把道沟口的几个战士打倒，连长李树茂起身观察情况，也被子弹击中头部，立刻昏迷过去。
子弹是从南面的朱照村打来的。朱照村本来有二十一团的一个连防守，那是新编进的地方部队，缺乏战术协同观念，竟然没有通知骑兵团就转移了阵地。敌人援军得知八路军撤退，就乘机迂回到朱照村，在小楼上架起几挺机枪，用侧射火力，居高临下地封锁住了我南北道沟。四连毫无准备，顿时被打得趴在沟里难以动弹。
班长李元海想把受重伤的连长送下去，才到大庙广场边上就中弹身亡，战士白冒又赶紧跑过去把连长抱回来，刚进道沟，还没来得及放下伤员也被机枪打倒，牺牲了。副指导员马书龙说：“同志们，情况大家都看见，退路已经断了，现在我们只有一条，就是横下决心、死守道沟，寸步不退”。战士们都喊：“和敌人拼了！”
马书龙把连干部的公文包交给通讯员马珠和张致新，嘱咐说：“向团长报告这里的情况，四连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阵地上集中了全部火力压制住小楼上敌人的火力点，两个通讯员趁机往外冲，结果，张致新被打死，马珠肩部受伤，突了出去。
况玉纯团长立刻派三连进攻朱照村，要求他们拼死冲击小楼，无论如何也要给阵地上争取十分钟时间。他自己则带着警卫和通讯员进道沟去接应四连，刘大爷和一二连的几个干部骨干也赶紧跟在后面，大家都清楚，如果担任后卫的四连今天真的覆没在阵地上，给骑兵团士气和声誉的打击将会是致命的。
到了大庙的东面，听见四连正在对面道沟里激战，况团长命令团部通讯员小张去通知四连抓紧时间撤下来，还特别强调一定要把李树茂带下来。这小张，因为发型怪异得了个外号叫“小钢盔”，非常聪明灵活，他趁着刘大爷他们开枪吸引敌人火力的当口，一溜烟就跑进西面道沟里去了。
过了一会，三连在朱照村那边打响了，小楼上伪军的机枪立刻熄了火。刘大爷他们迅速向四连靠拢，一通手榴弹把阵地前的敌人打退，再交替掩护着往回撤。这时候，四连阵地上仅剩下十四个人了。
李树茂被抬了下来，刘大爷看见他头部右侧流着血，在耳边喊了几声，他睁开眼睛，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话来。团长赶紧派人往下送，还吩咐卫生员专门跟着李连长。“要保住他的命，他是四连的老人”。
听见这话，刘大爷不由得心里一缩。他想起自己三八年入伍时还没有四连呢，他们是在漳河店伏击战以后，改编“新兵独立营”成立的新连队。从那时候算起，四连初创时期的指战员，到现在真的只剩下李树茂一个人了！
（48年李树茂副团长牺牲。这意味着抗战前期在四连战斗的八路军战士已全部阵亡。也因为如此，马甲我在叙述骑兵系列的时候，虽然很想多讲讲骑兵四连的事迹，却总是苦于找不到第一手资料。我只知道，在抗战期间，曾经担任四连连长的有：特级战斗英雄李树茂，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姜福占和周开树。他们牺牲时，年纪最大的27岁，最小的21岁。）
四连的人撤下来，刘大爷他们三个在后面掩护着，最后撤出阵地。大刘先通过广场，马书龙和“小钢盔”跑在后面，马副指导员刚跳进道沟，身边的“小钢盔”却被一颗子弹打中后脑，一头栽到沟里，当场就牺牲了。团长正在前面等着，见面就问：“背的是谁？”，刘大爷说“通讯员小张牺牲了”。况玉纯立刻就要背“小钢盔”，大家抢着不让，况团长说：“他跟了我两年了，让我最后送他一次吧”。于是一直把小通讯员背了下去。
骑兵团退回到高平集，发现二十一团把这里当作了伤兵站。
二十一团也许是事先没预料到战斗的严酷性，所以只准备了中心救护站（绷带所），没有设置伤员转运站。这时候，场院上已躺着二三百位伤号，并且担架队还在不停的往里送。轻伤员还好办，救治以后就可以分散转移到群众家里，而重伤员却不行，老百姓不敢收，必须由医疗队照顾。没有床，伤员就成片地躺在露天场地上，鲜血染红了身体下面铺着的麦秸，染红了大地；有的战士不声不响就牺牲了。乡亲们烧水、洗绷带、抬伤员，儿童团的小孩子也忙着抱麦秸，运柴草，到处是鲜血和眼泪，气氛十分悲伤。
过了不久，刘大爷又听说，二十一团的老团长、军分区参谋长胡乃超也牺牲了。
刘大爷有个堂弟在二十一团，俩人一见面，堂弟就说：“唉，这一仗，可把咱们二十一团打残了……”。
其实，这一仗，也把骑兵团打惨了。
虽然在我看见的回忆文字中，没有一个骑兵战士愿意承认这一仗是失败了。我以为，这是老人们的固执。毕竟，他们在这场血战中拼搏出了全部的毅力，他们在精神上是正义者，在历史上是最终的胜利者，回顾往事，他们有权利保持自己的骄傲。
我尊敬老战士们的情感，但实事求是地说，双村营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