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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空间观念
时间与空间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一致性。在小说中，时间观念上的同时性可以通过空间观念上的立体性显示出来。例如，如果同时描写好几处地方发生的动作，小说中的时间必然是静止的，这就是时间上的同时性。可是从空间上来说，小说中描写了多处地方发生的事情，因此具有立体感。萨特就充分利用了这种写作技巧，也可以说，他创造性地发挥了这种空间观念。
萨特在《自由之路》第二部《延缓》中，采用了极其特殊的空间技巧。作者的笔由一个画面跳到另一个画面，中间没有起承转合，有时在同一节中跳跃，有时在同一句话中就表现了两个地方的不同动作。作者最多曾同时描写二十个地方的动作进程，使许多评论家为之咋舌。这种所谓立体感的手法，有如钟表的机件，一环扣一环，一个齿轮带动一个齿轮，使整个钟表里的机件都运转起来，使读者读后不由眼花缭乱。在作品中人们看到，在 《延缓》中，有的动作画面从巴黎跳到华沙，又从华沙跳到柏林。不仅如此，有时主人公马蒂厄的动作与他的朋友的动作混合在一起，甚至他们的动作与达拉第、黑索里尼及希特勒的动作又混为一体，难解难分。作者主要目的在于展示慕尼黑事件在各种人物身上所产生的心理反应。作者的另一层意思，是要使读者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全世界各色人种，都在关心、谈论或参与一个同每个人都有关的巨大事变。作者试图把大战前夕欧洲的气氛经过浓缩后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从小说的描写中可以看到，主人公马蒂厄发现全欧洲的人民都在同一个时间内行动起来了，他感觉到了集体力量的伟大。
不能否认，存在主义的超空间的描写是一个独特的创造，尽管这种立体画面看起来很费劲，却能使读者耳目一新。
其四，作者、小说人物和读者的三位一体观
存在主义作家认为，小说的整体观念在于作者、小说人物和读者三位一体的结合。作者不能撇开读者来写小说。作者的观点不应该是先验的，还必须通过读者来检验，只有当小说展现在读者面前时，在小说人物的活动过程中读者和作者双方才能共同发现人物的面貌。为此，萨特提出了“自由”的命题，即作者、读者和人物的意识活动，要用“自由”这根尺子来衡量。当然，活的人（作者和读者）与虚构的人（小说人物）不可能同等看待。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造了具有真实感的人物，人物必须为读者提供对生活的想象，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接受这种想象，而这一切只有人物可以无拘无束地行动时，才能达到一致。萨特在一篇文章中批评了莫里亚克，说他“不是小说家”。为什么呢？因为“他象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小说是一个人写给许多人看的。上帝可以透过表面观察实质，对上帝来说是毫无小说、艺术可言的，因为艺术是靠外表而存在的。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也不是。”他认为作者不能把自己看得比广大读者都更聪明，不能认为自己是可以洞察一切、未卜先知的，因为你归根结蒂只有一个人，而读者却是许多许多。因此作者不应自以为是，代替人物说话，代替读者解答疑难。问题应当在人物活动的过程中来解决。不要牵着人物的鼻子走，通过人物的嘴巴说出作者自己的话来，如这样，人物就成了一个傀儡，恩为作者的传筒和工具。作者爱自己甚于爱人物，这样的人物是不会受到读者欢迎的。这无非是说，作者不能越俎代疱，应当给人物以行动和说话的自由，给读者以想象的自由。自由是一把尺子，也是把作者、人物和读者统一起来的纽带。存在主义这种作者、人物、读者三位一体的论点，对后来的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很大，接受理论、阅读活动及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也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现代文学中作者与读者这样迥异于传统文学的崭新关系，如布斯就认为，在小说中，作者直接的、无中介的介入是拙劣的，因此，他提出了“隐含的作者”这一重要概念，亦即小说世界中一个作者潜在的“替身”，一个“第二自我”。换言之，任何小说中尽管都有作者的存在，但较之于传统小说作者直接出来的简单形式，现代小说中作者的介入更为复杂、隐蔽和精巧，介入的方式也随之变了，作者并未在小说的大千世界中销声匿迹，这就是“隐含的作者”。布斯之所以得出作者介入的非直接性这一结论，是基于如下假设：“小说的阅读有”一种基本要求，读者需要知道，在价值领域中，他应站在哪里，——即需要知道作者要他站在哪里。这种从总体上来控制诱导读者的功能必须由“隐含的作者”来承担，因此，“隐含的作者的传感和判断应视为是伟大作品的构成材料。”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布斯包括存在主义作家创作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传统的内在联系。但是，应该提出，存在主义作家作者、人物和读者三位一体的理论相对于后来的现代派小说理论还较含糊，这就决定了它在存在主义作家的具体操作中各有侧重和迥异。
存在主义与道家思想
在法国现代文学中，存在主义是与道家思想联系最为密切的文学流派。然而，就其渊源而言，法国文学与存在主义的联系则早就源远流长。十九世纪以前，法国文学就已经开始从中国的道家思想中汲取营养了，西方人把中国称为“首德之邦”，其道德的概念就来自老子的《道德经》。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伏尔泰对中国哲学思想推崇备至，他曾从元杂剧《赵氏孤儿》中获得灵感，创作了诗剧《中国孤儿》。在这个剧本中，他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塑造了一个雄才大略、英武过人的英雄成吉思汗，但这个剧本的巨大艺术重心在于赞颂中国的传统道德。所以，从表面看伏尔泰借鉴了元剧剧，毋宁说实际起主导作用的还是道德，即他的理解的中国的道德观。伏尔泰同时在自己的小说《查第格》中也借鉴、甚至活用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故事。
黑格尔对道家思想的肯定对道家思想在西欧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他说：“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人以认识道的各种形式为最高学术。”道家思想在西方特别是在法国的广泛传播的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在现代对法国象征派诗歌乃至当代作家，也都有或深或浅的影响。下面仅就它与存在主义的关系谈一下。
如前所述，存在主义思潮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战争震撼了西方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并把它推向崩溃的边缘。一代青年苦闷、傍徨，象失落在大海荒岛之上一样。人们所一向崇奉的信条、宗教的教义，均在战争的炮火中荡然无存。他们为人生的虚无飘渺感到厌恶和烦恼。这个严峻的现实促使他们对人生做出冷静的思考和严肃的抉择，不再相信社会现实中还有什么真理，唯一相信只有自我。萨特是对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揭露得最彻底、抨击也最激烈的一位作家。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不是平等博爱而是尔虞我诈和互相倾轧，甚至在剧本中通过人物之口喊出了“他人即地狱”。他因此认为，自由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存在于人的自身之中，“存在先天本质”，人应“自由选择”，这些观点后来都成为存在主义的新的自由观。萨特认为每个人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英雄还是懦夫，不是由别人决定的，而完全应由他自己选择。意识到这种选择的必要性，并自觉进行选择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可见萨特的自由观是肯定人生价值的观念，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加强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复兴。这种自由观很接近于道家思想。
老子、庄子所研究和阐述的实质问题是人的“存在”与“自由”问题。道家是中国哲学中和思想史上最早侧重探讨上述问题的，道有所追求的思想境界实际就是人的存在同存在的和谐，亦即自由问题。老子所说的得道的圣人实际上是理想主义的自由人，庄子的《逍遥游》也指出万物在自然界的自由问题，“逍遥”本身的含意就是“自由”。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不是可以在现实中实现的自由，而是一种理想境界，他们所追求的圣人也只是一种理想的人格。他们所说的道也只是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
从理论上讲，作为存在主义理论基础的哲学论著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亦可译做《存在与无》）。萨特的这一哲学命题来自黑格尔的一句话：“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在存在和无之间的中间状态。”在萨特哲学中，“无”是包容万物的精神本体，“存在”只是“无”的一个现象，一个短暂的现象，一个在无的大背景中出现的小小的存在，它最终将归于无。存在主义所研究的就是人的短暂的存在在归于无的过程中的自由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存在主义在哲学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同道家“复归于无物”的思想很有共同之处。
从人生态度上说，存在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愤世观和厌世观也在不同程度上同道家思想接近。萨特早期的小说《恶心》中的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愤世态度也是很强烈的，他坐在花园的椅子上，看到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是那样心安理得，人们上班、下班安然自得，他就感到愤然，甚至产生了一种恶心感，因为他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是那样的荒诞，没有道理，而人们对这荒诞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因此，他愤世嫉俗，感到愤慨和厌恶。这种超人的思想固然和尼采的学说有联系，但也和老子的理想人格的某些特征很是接近。
《老子》第二十章中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照照，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们都兴高采烈，好象参加丰盛的筵席，又象春天登台眺望景色。而我独个儿飘泊不定，前途未卜。象个不知嘻笑的婴儿。众人都有富余，我独若有所失；我真是愚人心肠混混沌沌啊！世人都夸耀自炫，唯我昏昏昧昧；世人都精明灵巧，唯独我无所识别，我与世人不同，我从道中获得养分。）这里必须指出一点，法国人所理解的道家圣人（理想人格）不是如老子这段话中讲的混混昧昧，而是大智大慧的人。他与俗人格格不入，水火不容。如果简单说法国人所理解的道家的理想人格是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圣人，这和萨特的人物洛根丁在气质上相当相似。但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萨特后来的思想有很大转变，即转向强调积极行动的激进思想，这与道家思想又是相悖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比较的是萨特及存在主义的前期思想。
在处世的态度上，加缪《局外人》的主人公接近道家的“无为”思想，他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感到无所谓和麻木，他感到世上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他对母亲的死麻本不仁，对女友的爱无动于衷，他在糊里糊涂中杀了人，但毫无醒悟，直到宣判他死刑，他都不以为然。他感到所有这一切都与他不相干，因为他是这个荒诞世界的局外人，他早已超脱了这个荒诞世界。他这种看破红尘的大智大睿的超脱难道不象个入了道的圣人吗？老子曾透辟地说过“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国大诗人苏轼也曾喊出过“常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的苦恼。法国很多作象也描述过人世的苦难，而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以无比超脱的精神境界写出了局外人看透人生，把此间的繁劳、忧患，连同那个多事的躯壳一起抛弃！这难道不正是一个悟得“道”理、参破禅机的西方圣人吗？“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世界就是这样的荒诞不经，变幻莫测，人的肉体在这个世界上所得到的只是苦难和折磨，人们解脱苦难的唯一方法就是寻找精神寄托，找一个自我安慰的天地。这种天地就是道家的思想宇宙，也是存在主义的灵魂所在。它们相距二十几个世纪的两个大动乱年代里两个不同国度的思想家所得到的共同体验和思想升华，这就是存在主义与道家思想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最根本的联系。
法国同存在主义接近的一个诗人勒内·夏尔则在面对资本主义荒诞现实时产生出同道家思想相同的另一个思想侧面。夏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