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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鑫事件，使红队在上海威名大振，令叛徒和敌特谈虎色变。同时也使租界当
局如临大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紧急增加巡捕人数，公共租界还从美国高薪聘请
美军高级情报军官罗斯，担任总捕房政治部主任，专门对付共产党。
就这样，在二十年代的末期，国共两党在整体力量的对比上中国共产党尽管处
于绝对的劣势，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自身的政治保卫上，在情报和特工方面却占据
了先机，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正因为有强悍而高效率的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险，遭
受了一次次重大挫折，但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共中央机关始终安然无恙。
第 三 章
一
中共中央迁到上海以后，就藏身在租界里。这是一块国民党势力无法直接插手
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殖民政府”，公共租界的“政府”叫做
“工部局”；法租界的“政府”叫做“公董局”。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上海外
侨义勇队”，还有自己的警察。法院和监狱。
租界的警察局叫做巡捕房，隶属于工部局或公董局的警务处。公共租界设有中
央、老闸、新闸、虹口等十三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六千多人（据一九三
七年统计），每年所花经费经常占工部局全年预算的将近一半。法租界设有中央等
六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二千多人（一九三六年统计），所花经费经常占
公董局预算的三分之一。巡捕和侦探中有英国人、法国人，他们大多是各级头目。
经常在街头路口巡逻的多是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缠着包头巾的印度人（属于公共
租界）和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即越南人，当时的上海人多这样称呼他们
，属于法租界）。不过，无论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大多数巡埔、侦探还是中国人
。
租界的法庭最初叫领事法庭，后来又出现所谓“会审公廨”，民国年间，又成
立所谓“特种法院”。这些法庭名义上由中国当局和租界兰局共同主持，但实际上
却成为工部局的附属机构，既不受中国当局管辖，也不适用中国法律。
上海租界内，人口众多而复杂，鱼龙杂混，又不实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查
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租界的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这些
，就为设立党的秘密机关，进行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
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巡捕房和上海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公
安局狼狈为奸，互通消息，共同缉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是，租界“国中之国”
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
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共产党
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就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共产党人的“安全系数”也为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
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状况，加之这里是中国产业工人和
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上海作为自己根据
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二大。四大都是在上海举节的。现在，当中国共产党陷入
空前的危险状态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又一次选择了上海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
“茫茫人海一身藏”中共中央隐蔽在大上海的哪－个角落里呢？
二
如今的上海市中心，也就是原来的公共租界中心地带，有一条福州路。这条东
西走向的大街在解放前叫做四马路。四马路与云南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座天蟾舞台
。无论六七十年之前，还是九十年代的今天，天蟾舞台都算得上大上海响当当的大
剧院。当然，今天的天蟾舞台早已翻修一新，非旧日面目了。
当年的天蟾舞台，东面隔壁有一幢那个时代上海常见的广式里弄住宅，住宅门
开在云南路上，门牌是“云南路４４７号”。这幢住宅的主人是谁，现在已不得而
知了，不过，房东的名字倒有记载。此人名叫周赍生，是个开业医生。他租下了这
幢楼，在一楼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招牌是“生黎医院”。开私人诊所用不了多少房
间，周赍生便将二楼的三间屋子转租出去，当上了二房东。
租下二楼屋子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湖南人。他在这里开了一家经营家乡湖南
土布土纱的商号，招牌上写着“福兴字庄”。这位“老板”看起来似乎有些钱，因
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却娶了一位年仅二十上下的“老板娘”。老夫少妻，在那个
时代是有钱的象征。
然而，就连楼下的二房东周大夫也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这对白天看起来恩
爱和睦的老夫少妻却分床而眠……
这一老一少夫妻俩是一对“怨偶”吗？不是。他们其实是一对假夫妻，是两个
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坐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福兴字庄”的“老板”，真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早在一
九一八年，他就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大革
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
东的老师徐特立很相似。
“老板娘”叫朱端绥，是熊瑾玎的小同乡，也是湖南长沙人。她虽然比“丈夫
”小了二十二岁，但是党龄却比他长两年——一九二五年就入党了。
这对假夫妻开的“夫妻店”，就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大脑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藏身之地。
所谓中央政治局机关，就是政治局常委们经常碰头和处理日常事务，以及政治
局成员开会的地方。那么，“福兴字庄”刚开张的时候，经常“光顾”这里的是些
什么人？换句话说，中共中央刚刚迁到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是由
哪些人组成的呢？
一九二六年，是中国现代上一个大动荡的年头，整个中国都在激烈地动荡，中
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也不例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着，变动着。
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闭幕时，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政
治局，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
国焘、苏兆征。
在九个政治局委员中，又选出三人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这三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一个新的班
子代替了。
六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临时中
央常务委员会，从一大以来一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因仍然坚持右倾错误，被停职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了五大选出的李维汉和张国焘以
外，又增加了三个人。他们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
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
他在会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并指定这位新的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位
后来居上的常委就是瞿秋白。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
任领袖。
“七一五”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在风云突变的局
势面前，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的一幢西式
公寓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六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改组。会议重新选举的中央
政治局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
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在两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推举出由三人组成的常委会，他们的排名顺序
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
上又有两人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周恩来和罗亦农。三常委变成了五常委。仅
仅半年时间，周恩来在政治局里的的身份就这样升升降降，由委员而常委，由常委
而候补委员。再由候补委员而升为常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便一直处于在中
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中，直至他离开人世。
经常光顾“福兴字庄”的，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政治局成员之外，还有一个人
，此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他
随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当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瞿秋白、周恩来等常
委处理中央工作。每逢政治局开会，都由他作记录。许多日常事务，也是由他处理
的。所以，他来这里的时间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要多。
“福兴字庄”是由熊谨玎一手建立起来的。熊瑾玎接受任务后，立即以商人的
身份四处觅房。几经周折，最后找到天蟾舞台隔壁的这三间房子。这个地方很适合
秘密工作的需要：它同天蟾舞台相连接，从戏院的楼梯可以直接到达房间。楼下是
医院，每天前来求医问药的人很多，来这里联络接头和办公的人员混在其中，一点
也不引人注意。房背后另有楼梯通向一条僻静的弄堂，出弄堂就是繁华熙攘的汕头
路，遇到紧急情况时转移起来十分方便。
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这样建立起来并很快开始启用。作为掩
护，熊瑾玎挂起了“福兴字庄”的招牌。当上了商号“老板”。
既然是“老板”，就应该有一位“老板娘”。否则，一个正当盛年的老板长期
鳏居，会引起旁人的怀疑。何况，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自然少不了机密文件，以
及各种办公用品，包括洗抄机密文件的密写药水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专人保管和
整理。熊瑾玎要管理机关，还要兼任他的中央会计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
中央就给熊“老板”择了一门“亲事”。为他配了一位“老板娘”。这位“老板娘
”就是朱端绶，她是从千里之外的汉口“远嫁”而来的。
中央政治局机关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后来出了叛徒，才被迫放弃。这
在当时为数不少的中央秘密机关中，是不多见的。
一九九Ｏ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登门看望了还健在的朱端绶。老人向她谈起了
当年开会的情景：
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
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
。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一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
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
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