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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用吐、下法，以及汗后、吐后、下后出现的变证及治疗，这些多属《汤液经法》原文。显然是张仲景及其弟子们，是继承了汉前的经方治法、经验教训。同时还加入了《汤液经法》没有的内容，即论广时加入新的见解，而突出之点是，在少阳病篇特别强调了不可吐下（笫264条）、不可发汗（笫265条），这就表明了只能用以小柴胡汤为代表的和法。这样再结合笫148条分析，可看出《伤寒论》在病位概念上，与汉前的《汤液经法》有了明显不同，即除了有表里外，还有半表半里概念。这样经方辨证，原只用八纲，辨证时只有“抽象”，而加入半表半里理念，“乃具实形”，而形成了完善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由经方的发展史可知，六经辨证的形成，是辨方证的规律总结，是八纲辨证理论的升华，有了六经辨证更能指导正确辨方证，刘渡舟老师评价胡希恕先生：“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得力于仲景之学也。”赞扬了胡希恕先生医术高明，更赞扬了六经辨证的科学性。
以上通过分析六经提纲，明确了六经提纲出现于《伤寒论》由仲景弟子加入，说明了是六经名远在商周已出现，为何用其名、其原始名义有待探讨，但六经提纲出现于东汉，赋予了实质内容。通过分析第148条，可知汉前经方只用八纲辨证，病位理念只有表、里，虽有六经名，但未形成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而张仲景及其弟子意识到了其间尚有半表半里理念，由八纲抽象，变“乃具实形”而成六经辨证理论体系。因此，亦可知经方六经辨证论治理论，是在古代方证积累的基础上，由方证积累，进而进行分类而形成的，其理论是基于八纲，是张仲景及其弟子认识到了，表里之间尚有半表半里病位，这样使八纲辨证变成为六经辨证。这也说明了，汉前虽有六经名，但六经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实质，至东汉才得以形成。
《伤寒论》书中，还涉及外邪（又称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气血营卫、津液、瘀血、痰饮、食毒、脏腑等理论，还有更独特的理念，如“阳气（阳）”，是《内经》及其他中医著作中所没有的独特理念。这些理论在经方辨六经、辨方证时起着一定作用，有时起着关键作用，是经方辨证论治中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方的主导理论体系是辨六经和辨方证。
经方用药有特点，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经方自身就不能正本清源。经方医学在东汉流传时出现危难，西晋以后以《内经》释经方（《伤寒》），遂不明经方理论实质，也就不认识用药特点。因此，正本清源，把经方与时方对比，考证经方用药起源及指导理论，必不可少。
经方用药与时方用药的理论体系不同
经方用药与时方不同，早已引起中医界注目，如清代的徐灵胎，查阅大量医学文献，考证中医学术源流，认为经方与时方用药有明显不同，为此特立专著《本草古今论》垂教后世，深受中医界推崇。
“本草之始，昉于神农，药止三百六十品，此乃开天之圣人与天地为一体，实能探造化之精，穷万物之理，字字精确非若后人推测而知之者，故对证施治其应如响。仲景诸方之药悉本此书，药品不多而神明变化，已无病不治矣。迨其后，药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为七百二十品，后世日增一日，凡华夷之奇草逸品试而有效，医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书，至李时珍增益，唐慎微证类本草为纲目，考其异同辨其真伪，原其生产，集诸家之说而本草更大偹，此药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则亦后人试验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广，然皆不若《神农本草》之纯正真确，故宋人有云：用《神农》之品无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后世所增之药则尤有不足凭者；至其注释，大半皆视古方用此药医某病，则增注之古方治某病，其药不止一品而误以方小，此药为专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己意推测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实非此药之功而强著其效者，种种难信，至张洁古、李东垣辈，以某药专派入某经，则更穿凿矣！”这短短的400字，不但论述了经方与时方用药不同，更提示了经方起源于远古，与后世草率药物归经明显不同。如再参看徐灵胎专论《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就很容易了解到，经方用药与时方用药之所以不同，主要是理论体系的不同。
经方用药起源于神农
传说“神农一日遇七十毒，”是先民与疾病斗争真实写照的缩影，标明我们的祖先，在寻找、积累应对疾病有效药物时，是根据症状寻找相对应有效的药物，经历了反复探索和艰苦漫长的历程。《神农本草经》的撰成年代和作者是谁，至今仍不清楚，但公认其为我国最古最早的经方著作，代表了我国医药的起源。其实其与《伤寒论》一样，该书不是一个人、一个朝代所完成的，但其起始于神农时代是历史事实。
《本经》所以依托神农之名，一是确与神农有关；二是因在神农时代虽没有文字，但已积累了不少防病治病知识，后世记载其内容权当属于神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说：“神农时代大约距今10000年前到5000年前”，即在黄帝之前。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9年至1984年对河北省蔚县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出6处房屋形制基本相同，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半地穴式建筑，这些房屋，都是在生土层上向下挖约50厘米，四壁和居住面都用草拌泥进行抹平，然后用火焙烤，居住面平整而又坚硬，火堂位于屋子的中央。同时又发现许多石器、陶器等属仰韶文化（神农时代）。又于1995年在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遗址考证，恰好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也与史书中记载的神农氏时代相对应。这些考古资料证实了，我们的祖先在神农时代，生活于大自然环境中，逐渐适应环境、认识大自然，体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理。
我们的祖先在生活中难免疲劳受寒，引起头痛、恶寒、发热等症状，用火考感到舒服、熏烤或热熨皮肤，使汗出而解；或服碗热汤、热粥同时盖上棉被汗出而解；或用草药煎汤熏洗而解、或用生姜、葱、大枣等煎汤热服及加盖棉被取汗而解（也因之经方又称“汤液”），或用大黄、芒硝可以解除便秘之苦……当时虽没有文字，但积累的经验被流传于后代，当有文字后便记载下来。《本经》所记载：“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显示了神农时代用药总结。因这些医药知识产生于神农时代，称之为《神农本草经》当不徒有虚名。
值得注意的是，经方用药与时方用药因起源不同，因而其认知方法则不同。关于经方治病特点，《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即根据人体患病后出现的症状，选用对应的药物治疗。
著名经方家胡希恕先生明确指出，依据“症状反应”：“中医治病，之所以辨证而不辨病，是于它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的，因为中医发展远在数千年前的古代，当时既没有进步科学的依据，又没有精良器械的利用，故势不可能有如近代西医面向病变的实质和致病的因素，以求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只有凭借人们的自然官能，于患病人体的症状反应，探索治病的方法经验”，即经方用药是根据“症状反应”，而时方是源自《内经》的病因病机、经络脏腑。
今仅就对“伤寒”和“中风”的理解可见其一斑，经方的认知方法是据症状反应，即伤寒为：“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疼、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中风为：“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即皆认为是发热或不发热的表证，治疗用麻黄、桂枝等发汗、解表、解热；而时方、后世注家，如成无己、张志聪等，以病因病机解释，则认为：“伤寒是伤于寒”，“中风是中于风”。因伤于寒，则治用辛温散寒，但有发热则不能用辛温，认为桂枝、麻黄“不可用于有热证的病例”，与经方有明显不同，其治疗用药亦就有了显著区别，成为后世不理解经方用药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方用药理论是八纲六经
后世因不能正本清源，误于王叔和在《伤寒论》序中加入了“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等内容，故认为中医的理论都来自《内经》，以至于认为中医治病都要依据经络脏腑、五运六气，甚至提出：“不明经络脏腑，动手便错”来对待经方用药，对此，徐灵胎以专论批判，明确指出：“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实际明确了经方不同于《内经》的理论体系，即不是用经络脏腑、五行运气理论，而是用八纲、六经。
一些考证资料已明确了经方发展史，在神农时代，即以八纲为理论，根据人患病后出现的症状，用对应的药物治疗，先是积累了单味药治病即单方方证的经验，其代表著作即《神农本草经》。后来渐渐认识到，有些病需要2味、3味……组成方剂治疗，这样逐渐积累了用什么方，治疗什么证，即复方方证经验，其代表著作即《汤液经法》，发展至汉代，对病位概念进一步细化，即“量疾病之浅深”由表、里增加了半表半里概念，因而产生了完善的六经辨证理论，其代表著作即《伤寒论》。
初跟胡老抄方，常听胡老说：“这个哮喘病人是大柴胡汤合桂枝茯苓丸证”；“这个肝炎患者是柴胡桂枝干姜汤合当归芍药散证”，并见其方总是原方原剂量，很少加减，疗效确很好。感到很奇怪，于是请教胡老，胡老笑曰：“辩方证是辨证的尖端。”当时因为习惯于用脏腑经络等辨证方法，故对其言不理解。胡老看透了我的心思，因此常利用星期天给我讲解《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其方剂的特点、适应症，这样渐渐有所领悟。
在《伤寒论》中第34条“桂枝证”、第101条“柴胡汤证”等，有以方名证的范例，因此，方证是《伤寒论》的精华。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逐渐体会到，不论是脏腑辨证、经络辨证，还是八纲六经辨证，最终都要落实在方证上。也就是说，有无疗效，决定于方证对应与否。例如八纲和六经，虽然是辨证的基础，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也能够制定施治的准则，但在临床治疗、确保疗效上，是远远不够的。具体来说，若已辩明为太阳病，其治疗原则是汗法，但发汗的方药是很多的，是否任取一种发汗药即可治之有效呢？当然不是，中医辨证，不仅是辩八纲六经而已，而更重要的是，还必须通过它们辩方药的适应症。如太阳病治须发汗，但发汗必须选用适应整体情况的方药。更具体的讲，除太阳病的特征外，还要详审患者其他一切情况 ，选用恰当、有效、适应整体的发汗药，这样才能有可能取得预期的疗效。即如，太阳病，若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则宜用桂枝汤；若无汗、身体疼痛、脉紧而喘者，则宜用麻黄汤；若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者，则宜用葛根汤；若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则宜用大青龙汤。这些方剂，虽都属太阳病的发汗剂，但各有其固定的适应症，若用得不恰当，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方剂的适应症即简称为方证，某方的适应症，即称之为某方证。这即《伤寒论》的方证对应的理论和经验。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等。故胡老称“方证是八纲六经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效，起主要关键就在于方证是否对应。
经过胡老的熏陶，逐渐熟悉了方证，在临床治疗上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临床疗效有了显著提高，也更深刻的认识到方证的意义。如曾治一婴儿，感冒后只喝水不喝牛奶，家属很着急。西医检查治疗无效，转中医治疗。先以停食着凉给服至宝锭、保赤丹无效；又以脾虚服健脾汤药，治疗月余不效。诊得其脉浮数，苔白润根厚，有症见易头汗出，饮水或喝牛奶后常呕吐，一看便知此是五苓散证，予服一剂，汗止、吐已，但仍不爱喝牛奶，因尚有嗳气、腹胀等症知此时为茯苓饮证，随予服两剂而痊愈，转而一天能喝四瓶牛奶，其父母甚是感慨，立志要自学中医。又曾治一日本留学生，咳嗽二月余，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