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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时候，心里好像就有了这片阴影。
我爱了她一辈子，她只爱了我三个月。他说。
你现在的感觉呐？我问得很傻，可我就是想知道。
有点愤怒。他说完就告辞了。
送他到门口的时候，我问他的职业。他说是吹小号的，我付完房款的那一天，他失业了。
我应该在一个类似酒吧的地方，见过这个满头白发的小号吹奏者。他像孩子一样为不公平生气：我爱了她一辈子，她只爱了我三个月。
可气。
癸未手记
冯骥才
四 堡
心里一团如花似锦的猜想，在四堡灰飞烟灭。
这猜想源自建安版的图书。曾经看过一部宋代的余氏靖安刻本《古列女传》，让我对这南国的雕版之乡心醉至矣。
在宋代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中，福建的建阳一直承担着那片大地上文明的传播。其他几个雕版中心如汴梁、杭州和临汾，总是随着战乱与京都变迁或兴或衰，惟有这“天高皇帝远”的建阳依然故我。从遥不可及的中古一直走到近代。
我喜欢建安图书的民间感。它自始就服务于平民大众，也就将先民们的阅读兴趣与审美融人坊间。大众的文化总是要跳过文字，直观地呈现出图像来。于是建安版创造的那种“上图下文”的图书——比如著名的《虞氏全相平话五种》，至今捧在手中，犹然可以体味到古人读书时的快感。这种快乐被享受了近千年，并影响到 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的连环图画的诞生。
明代以来，杭州、吴兴、苏州，以及相继崛起的金陵派和徽派刻印的图书，一窝蜂地趋向文人之雅致，刻意地追求经典，建安图书却始终执拗地固守着它的平民性。大众日常消遣的故事、笑话、野史，农家应用的医书、药书、占卜、堪舆以及专供孩童启蒙的读物，都是建安版常年热销的图书。平民大众是建安图书最强大的支持者。正为此明代戏曲小说才得以广泛流行。应该说，明代小说的盛行，自有这些民间书肆中刻工们的一份功劳和苦劳。今天看来，这种由民间印坊养育出来的纯朴的气质便是建安版特有的审美品格了。
然而，建安图书真正的福气，是它至今还保存着一个雕版印刷之乡——四堡。中国古代雕版基地大都空无一物，只剩下建安这个“活化石”。它犹然散发着书香墨香文明之香吗？
当今文化遗存的悲哀是，只要你找到它—— 它一准是身陷绝境，面污形秽，奄奄一息。四堡也不例外。尽管它挂着“文物保护单位”的金字招牌，却没有几个人看重这种牌子，因为人们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挂这块牌子。
四堡身在闽西，肩倚武夷山脉，一双脚站在连城、清流、宁化与长汀交界处。地远天偏，人少车稀，这种地方正是历史的藏身之处。但现代化法力无边，近几年古镇热闹起来了，居然还冒出几家汽车修理店、发廊、音像铺和洗浴室，红眉绿眼地在大街两旁伸头探脑。传统的古镇都是一条大街贯穿其间，而传统的商业方式则是把各种农副产品堆在要道边，甚至将道路挤成羊肠小道来争抢生意。别以为雕刻之乡还有多远，只要从这儿跳下车，躲过车尾骡头，踩着坑坑洼洼的地面往道边那一大片湿乎乎的老房子里—·钻，就来到我心仪已久的雾阁村的“印房里”了。
令我吃惊的是，这里居然还完整地保留着二百年来声震闽西的印书世家邹氏的坊间与宅第。大大小小一百四十间房子，屋连屋，院套院，组成客家人典型的民居——“九厅十八井”。在四堡，这种房子都是一半用于生活，一半用于印书。可是，无论陪同我的主人，怎样指指点点地讲述哪间是客厅，哪间是印坊，哪间是纸库，哪间是书库，我也无法生出往日那种奇异又儒雅的景象来。
倘若留意，那又细又弯高高翘起的檐角，鸟儿一样轻灵的木雕斗拱，敷彩的砖雕，带着画痕的粉墙，还残存一些历史的优雅。但对于挤在这老宅子里生活的人们来说，早已经视而不见。历史走得太远了，连背影也看不到。高大的墙体全都糟朽，表面剥落，砖块粉化，有些地方像肚子一样可怕地挺出来；地面的砖板至少在半个世纪前就全被踩碎了；门窗支离破碎，或者早已不伦不类地更换一新；杂物堆满所有角落，荒草野蔓纠缠其间。唯一可以见证这里曾是印坊的，是一些院子中央摆着一种长圆形的沉重的石缸。它是由整块青石雕出，岁月把它磨光。当年的印房用它来贮墨，如今里边堆着煤块或菜，上边盖着木板；有的弃而不用，积着半缸发黑和泛臭的雨水。
生活在这拥挤的黏湿的腐朽的空间里，是一种煎熬。特别是电视屏幕上闪现着各种华屋和豪宅的时候，人们会憎恶这里，巴望着逃脱出去，盼切现代化早日来到，把它们作为垃圾处理掉。
这就是发明了印刷术的古国最后一个“活化石”必然的命运么？
应该说连城县和四堡镇还是有些有心人的。他们将邹氏家族的祠堂改造为一座小型博物馆，展示着从四堡收集来的古版古书，以及裁纸、印书、切书、装订等种种工具。还将此地雕版的源起、沿革、历代作坊与相关人物，都做了调查和梳理，并在这小展馆中略述大概。可是当我问及现存书版的状况时，回答竟使我十分震惊——只有一套完整的书版！难道这块生育出千千万万图书的沃土已然资源耗尽，贫瘠得连几套书版也找不出来？
其实并非如此，直到今天，无孔不入的古董贩子还在闽北和闽西各地进村人乡、走街串巷去搜罗古书古版。我忽然想起在天津结识的一位书贩子，书源甚厚，原来一些外地的小贩专门在晋、鲁、冀等地挨村挨户为他收集木版小书，然后装在麻袋里背到天津来，被他整麻袋买下。四堡人穷，自然就拿它们换钱。在四堡人的心里这些书版不值几个钱，“文革”时使它生火烧饭和取暖。河北芦台一带，人们还拿着带凸线的画版当做搓板洗衣服用呢！文化受到自己主人的轻视才是真正的悲哀。
四堡的雕版印刷肇始何时，仍是一个谜。但它作为建安版的一个产地，自然属于中华雕版印刷史源头的范畴。特别是宋代汴京沦落，国都南迁，文化中心随之南移，负载着文字传播的印刷业，便在福建西北这一片南国纸张的产地如鱼得水地遍地开花。我国四大发明中的两项——纸张与印刷，始终密切相关。明清两代五六百年，建安图书覆盖江南大地，这也正是四堡的极盛时代，连此地妇女民间服装也与印书有关。她们的上衣“衫袖分开”，非常别致。每每印书时套上袖子，印书完毕就摘去袖子，如同套袖。这种服装如今在民间还可以找到。可是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石印与铅印技术相继传人，四堡的雕版便走向衰落。当一种历史文明从应用到废弃的过程中，最容易被视为垃圾而随手抛掉。四堡的这个过程实在太漫长了，人们早已把遥远的历史辉煌忘得一干二净。从大文明的系统上说，中华文明传承未断；但在许许多多具体的文化脉络上，我们却常常感受到一种失落！
在连城、龙岩、泉州和厦门，我都刻意去古董店来观察建安书版的流散状况。很不幸，在四堡见不到的书版，在这些商店里很容易地见到。买一块雕工美丽的书版用钱不多。我收集了一些书版和插图版。其中一套清代同治甲戌年（1874年）《太上三元赐福宝忏全卷》，刀法相当精到，使的不过是两瓶酒钱。据说港台有人专门来福建买建安书版，韩国人与日本人更是常客。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书版的买卖一度很红火。现在冷下来，因为好的书版差不多卖绝了。一位贩子对我说：“你出大价钱也买不到明代的版子了。你得信我。这东西我干了十几年。我是专家。”
我相信他的话。这些年文化遗存大量流失的另一个负面，是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专家眼光的贩子来。他们甚至比专家更具鉴别与辨断力。在金钱的驱动和市场的渴求中，他们深入穷乡僻壤，扎进山村水寨，走街串巷，寻奇觅宝，他们干的也是一种田野作业，而且不怕吃苦，又肯用力，见识极广，眼光锐利。由于他们是自己掏钱花学费，自然练就了不能掺杂的真本领。
反过来，由于长期对文化的轻视，受制于经费的拮据，便捆住了专家们的手脚。在这些文化沃土上，到处是古董贩子，反倒很少看到专家的身影。
对于四堡来说，一边是文明的中断，人们对先人创造的漠视；一边是没有专家来把历史的文脉整理出来，连接到当代人的心灵中。而四堡现有的书坊不会坚持太久，残剩在民间的古版又会很快地灭绝。照此说来，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这个曾经发明了印刷术的古国就不再有 “活态的见证”可言了？ 那么，谁救四堡呢？
客家土楼
能称得上人类民居奇迹的，一定有中国客家人的土楼。不管世界有多少伟大的建筑，只要纵人闽西永定和南靖一带的山地，面对着客家人的土楼，一准会受到震撼，发出惊叹。
这种巨型的土堡，带着此地土壤特有的发红的肤色，一片片散落在绿意深浓的山峦与河川之间。它们各异的形态不可思议。圆形的、方形的、纱帽形、八卦形、半月形、椭圆形、交椅形……最大的一座土楼占地竟有数千平米。遗存至今竟有三万五千座！
尽管人们对这种家族式和堡垒式的民居的由来猜测不一，我还是以为中古时代，时受强悍的北方民族侵扰的中原的“衣冠士族”一次次举家南迁而来时，心里带着过度敏感的防范意识，才把自己的巢修筑成这个模样。高大而坚固的外墙，下边绝不开窗，整座楼只开一个门洞，而且是聚族而居。是不是最初这些客家人与本地的原住民发生的激烈的磨擦——那种“土客械斗”所致？我分明感受到这土楼外墙曾经布满了警觉的神经。
定居于异乡异地的客家人很明白，家族是力量之源，是抵御外敌之本，也是生命个体的依靠与归宿，所以，他们把家族的团结和凝聚看得至高无上，甚至把祖先崇拜列在神佛的信仰之上。在每一座土楼里，设在正中的公共建筑都是一座敬奉列祖列宗的祠堂。不管各家土楼怎样安排内部的格局，也都必须严格地遵循长幼尊卑的伦理关系。来自中原的儒家的道德伦理是土楼最可靠的精神秩序。它使这些宗亲式的土楼奇迹般地维持了一二百年，甚至五六百年！ 像永定县高头镇高北村的承启楼和湖坑镇洪坑村的振成楼，人丁鼎盛时都在六七百人以上。一座楼几乎就是一个村落。一代代人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皆在其中。各有各的规范与习俗，分别生成各自的文化。进入每一座楼，上上下下走一走，不单内部结构、家居方式、审美特征乃至楹联匾额都迥然殊别。它积淀了数百年的气息和气味也全然不同，这种感觉每踏进一座土楼都会鲜明地感到。任何一座土楼的历史都是一部胜似小说的独特的家族史。在人类学家看来，土楼的内含一定大于它令人震惊的形态。它的魅力决不止于它外形的奇特，更是它的和谐、包容与博大精深。
土堡的“干打垒”的技术来自北方吗？如今，无论是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遗址还是燕北的古村落，那些残存的夯土建筑都已是断壁残垣，只有这里千千万万巨大的土堡，依然完好如初。客家人缘何如此聪明，懂得从此地土产中采集竹片、糯米汁和红糖，合成到泥土中，使得这些 “干打垒”的土堡历久不摧？现存最早的土楼竟然建于唐代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更别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大量的遗存，至今仍旧鲜活地被使用着。
然而土楼在瓦解！不是坍塌，而是内在人文的散失。
不管古代的客家人怎样的智慧，完美地解决了土楼的通风、防潮、隔音、避火、抗震、采光和上下水一切问题。但现代科学带来的方便和舒适无可比拟。于是人们开始一家一家搬出土楼，另择好地方，筑造新居。当前，客家人的后裔已经开始一次新的迁徙运动——和他们的祖先正好相反——他们在纷纷搬出土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必然愈演愈烈。等到人去楼空的那一天，这数万座曾经风情万种的民居奇观交给谁呢？交给旅游局吗？
在已经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振成楼、承启楼、奎聚楼等处，已然可以看到人烟稀薄的迹象；许多屋门上挂着一把大锁，有的锁已经锈红。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客家后人轻视自己的文化，人们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和更舒适的生活方式。而且还要看到，在西方伦理的影响下，宗亲的情感也只是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