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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天，克利斯朵夫发见所谓钢琴是件旧货店里买来的破烂东西，声音象吉他；——而肉店里的小姐用着又粗又短的手指在键盘上扭来扭去，连这个音和那个音的区别都分不出，神气似乎不胜厌烦，不到几分钟就当着人打呵欠；——母亲还在旁监视，发表她那套对音乐与音乐教育的意见：——克利斯朵夫委屈之极，连发怒的气力也没有了。他垂头丧气的回去，有几晚连饭都吃不下。仅仅是几星期的功夫，他已经到了这田地，将来还有什么下贱的事不能做？当初也何必那么愤愤不平的拒绝哀区脱的工作？他现在做的事不是更丢人吗？
一天晚上，他在卧室中不由得流下泪来，无可奈何的跪在床前祈祷……祈祷什么呢？他能祈祷什么呢？他已经不信上帝，以为没有上帝了……但还是得祈祷，向自己祈祷。只有极平凡的人才从来不祈祷。他们不懂得坚强的心灵需要在自己的祭堂中潜修默炼。白天受了屈辱之后，克利斯朵夫在他静得嗡嗡作响的心头，感觉到他永恒的生命。悲惨生活的浪潮在生命的底下流动：但这悲惨生活跟他生命的本体又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一切的痛苦，竭力要摧毁一切的痛苦，碰到生命那个中流砥柱就粉碎了。克利斯朵夫听着自己的热血奔腾，仿佛是心中的一片海洋；还有一个声音在那里反复说着：
“我是永久，永久存在的……”
这声音，他是很熟悉的：不论回想到如何久远，他始终听到它。有时他会几个月的把它忘掉，想不起内心有它强烈单调的节奏；可是实际上他知道那声音永远存在，从来没停过，正如海洋在黑夜里也依旧狂啸怒吼。如今他又找到了那种镇静与毅力，象每次沉浸到这音乐中的时候一样。他心定神安的站了起来。不，他的艰苦的生活一点没有可羞的地方；他咬着面包用不着脸红；该脸红的是那些逼他用这种代价去换取面包的人。忍耐罢！终有一天……
可是到了明天又没耐性了；他虽是竭力抑制，终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因为那混账而放肆的小丫头嘲笑他的口音，故意捣乱，不听他的指导，他气得大发雷霆。克利斯朵夫怒吼着，小姑娘怪叫着，因为一个由她出钱雇用的人胆敢对她失敬而大为骇怒。克利斯朵夫把她手臂猛烈的摇了几下，她就嚷着说他打了她。母亲象雌老虎般的跑来，拚命的吻着女儿，骂着克利斯朵夫。肉店老板也出现了，说他决不答应一个普鲁士流氓来碰他的女儿。克利斯朵夫气得脸色发白，羞愤交加，一时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把那个男人，女人，小姑娘，一起勒死，便在咒骂声中溜了。旅店的主人们看他狼狈不堪的回来，立刻逗他说出经过情形，使他们忌妒邻居的心借此痛快一下。但到了晚上，街坊上都传说德国人是个殴打儿童的蛮子。
克利斯朵夫又到别的音乐商那里奔走了几次，毫无结果。他觉得法国人不容易接近；他们那种漫无秩序的忙乱把他头都闹昏了。巴黎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受着专制傲慢的官僚政治统治。
一天晚上，他因为一无收获而垂头丧气在大街上溜跶的时候，忽然看见西尔伐·高恩迎面而来。他一心以为他们已经闹翻了，便掉过头去，想不让他看见。高恩可是招呼他：“哎！你怎么啦？〃他一边说一边笑。〃我很想来看你，可是我把你的地址丢了……天哪，亲爱的朋友，那天我竟认不得你了。你真是慷慨激昂。”
克利斯朵夫望着他，又是诧异又是惭愧：“你不恨我吗？”
“恨你？干吗恨你？”
他非但不恨，还觉得克利斯朵夫把哀区脱训斥一顿挺好玩呢；他的确大大的乐了一阵。哀区脱和克利斯朵夫两个究竟谁是谁非，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估量人是把他们给他的乐趣多少为标准的；他感到克利斯朵夫可能供应大量的笑料，想尽量利用一下。
“你该来看我啊，〃他接着说。〃我老等着你呢。今晚你有事没有？跟我一块儿吃饭去。这一下我可不让你走啦。吃饭的都是咱们自己人：每半个月聚会一次的几个艺术家。你应当认识这些人。来罢。我给你介绍。”
克利斯朵夫拿衣冠不整来推辞也推辞不掉。高恩把他拉着走了。
他们走进大街上的一家饭店，直上二楼。克利斯朵夫看见有三十来个年轻人，大概从二十岁到三十五岁，很兴奋的讨论着什么。高恩把他介绍了，说他是刚从德国牢里逃出来的。他们全不理会，只管继续他们热烈的辩论。初到的高恩也立刻卷了进去。
克利斯朵夫见了这些优秀分子很胆怯，不敢开口，只尽量伸着耳朵听。但他不容易听清滔滔不竭的法语，没法懂得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重大的艺术问题。他只听见〃托拉斯〃，“垄断〃，〃跌价〃，〃收入的数目〃等等的名辞，和〃艺术的尊严〃与〃著作权〃等等混在一起。终于他发觉大家谈的是商业问题。一部分参加某个银团的作家，因为有人想组织一个同样的公司和他们竞争而愤愤的表示反对。一批股东为了私人利益而带着全副道具去投靠新组织，更加使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一片声的嚷着要砍掉那些人的脑袋，说什么〃失势……欺骗……屈辱……出卖……〃等等。
另外一批可不攻击活人而攻击死人，——因为他们没有版权的作品充塞市场。缪塞的著作最近才成为公众的产业，①据他们看来，买他著作的读者太多了。他们要求政府对从前的名作课以重税，免得它们低价发行。他们认为，已故作家的作品以廉价倾销的方式跟现存艺术家的作品竞争是不光明的行为。
①作家的继承人于作家死后仍可享有著作权若干年（年限由各国法律规定），满期后即无所谓版权，出版家均可自由翻印，等于公共产业。
他们又停下来，听人家报告昨天晚上这一出戏和那一出戏的收入。大家对某个在欧美两洲出名的老戏剧家的幸运羡慕得出神，——他们非常瞧不其他，但忌妒的心尤甚于瞧不起的心。——他们从作家的收入谈到批评家的收入，说某个知名的同文，只要大街上某戏院演一出新戏，——（一定是谣言罢？）——就能到手一笔不小的款子作为捧场的代价。据说他是个诚实君子：一朝价钱讲妥了，他总是履行条件的，但他最高明的手段——（据他们说），——是在于把捧场文章写得使那出戏在最短期间不再卖座而戏院不得不常排新戏。这种故事教大家发笑，但谁都不以为奇。
这些议论中夹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字；他们谈着〃诗歌〃，谈着〃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名词，和钱钞混在一起无异是“为金钱而艺术〃。而法国文坛上新兴的掮客风气，使克利斯朵夫尤其着恼。因为他对金钱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提到文学——其实是文学家——的时候，他已经不愿意往下听了。可是一听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克利斯朵夫又留了神。
问题是要知道雨果是否戴过绿头巾。他们絮絮不休的讨论雨果夫人与圣·伯甫的恋爱。过后，他们又谈到乔治·桑的那些情人和他们的价值。那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最关切的题目：它把大人物家里一切都搜检过了，翻过了抽斗，看过了壁橱，倒空了柜子，最后还得查看他们的卧床。批评家非要学洛尚当年伏在路易十四和蒙德斯朋夫人的床下，或是类①乎此的方法，才算无负于历史与真理。——他们那时都是崇拜真理的。和克利斯朵夫同席的一般人都自命为真理狂：为了探求真理，他们孜孜不倦。他们对于现代艺术也应用这个原则，以同样渴求准确的热情，去分析时下几个最负盛名的人的私生活。奇怪的是，凡是平常决没有人看到的生活细节，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仿佛那些当事人为了爱真理的缘故，自己把准确的材料提供出来的。
①蒙德斯朋夫人之有宠于路易十四，得力于洛尚侯爵；洛尚乃嘱蒙德斯朋代向路易要求炮兵总监之职。此处谓洛尚在朝中弄权窃柄，出入宫闱。
愈来愈发僵的克利斯朵夫，想跟邻座的人谈些别的事。但谁也不理睬他。他们固然向他提出了几个空泛的关于德国的问题，——但那些问题只使克利斯朵夫非常诧异的发觉，那些似乎很博学的漂亮人物，对他们本行以内的东西（文学与艺术），一越出巴黎的范围，就连最粗浅的知识都没有；充其量，他们只听见过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例如霍德曼，舒特曼，李勃曼，施特劳斯（是达维特·施特劳斯呢，约翰·施特劳斯呢，还是理查·施特劳斯？）他们搬弄这些人名的时候非①常谨慎，唯恐闹笑话。并且，他们的询问克利斯朵夫也只是为了礼貌而非为了好奇心，那是他们完全没有的；至于他的回答，他们压根儿就不大想听，急于要回到那些教全桌的人都开心的巴黎琐事上去。
①霍德曼与舒特曼均为近代德国小说家兼剧作家。李勃曼为近代德国画家，地位相当于法国之玛奈。达维特·施特劳斯为十九世纪德国神学家，以倡导耶稣仅能称为哲学家之说有名于世。约翰·施特劳斯为十九世纪奥国作曲家，以轻快的圆舞曲著称。理查德·施特劳斯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最大的作曲家。
克利斯朵夫怯生生的想谈谈音乐。可是这些文人中没有一个音乐家。他们心里认为音乐是一种低级的艺术。近年来音乐风行一时，未免使他们暗中着恼；但既然它走了运，他们也就装做很关心。有一出最近的歌剧，他们尤其谈得上劲，差不多认为有了这歌剧才有真正的音乐的，至少也得说是开了音乐的新时代。他们的愚昧无知与冒充风雅的脾气最适宜接受这种思想，因为那可以使他们无须再知道下文。歌剧的作者是个巴黎人，——克利斯朵夫还是初次听到他的名字，——有几个人说他把以前的东西全部推翻了，把音乐整个儿革新了，重新创造过了。克利斯朵夫听了直跳起来。他巴不得真有天才出现。可是这种一举手就把〃过去〃推倒了的天才，那还了得！好厉害的家伙！怎么能有这等神通呢？——他要人家解释给他听。那些人既说不出理由，又给克利斯朵夫问个不休，便把他交给他们一群中的音乐家，那位大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而他立刻和克利斯朵夫提到七度和弦九度和弦一类的名词。古耶所懂的音乐实际和史①迦那兰所懂的拉丁文差不多……
①近代音乐之和声，除常用四度五度和弦之外，亦多用品度九度；故此处讥人侈言七度九度为表示自己懂得近代音乐。
“……你不懂拉丁文吗？”
“不懂。”
“（兴高采烈的）Cabricias，arci thuram catalamuss，singulariter……bonug，bona，bonum……〃②
②典出莫里哀喜剧《非做不可的医生》。史迦那兰冒充医生，至病家诊病，知主人不懂拉丁文，乃信口胡诌，首四字纯出杜撰；后数字则从初级拉丁课本上随意拾缀而来，根本不成句，无意义可言。见原剧第二幕第四场。此典在法国已为家喻户晓之成语。〃你懂拉丁文吗？〃一语，常为讹诈外行之意。
一朝遇到了一个〃真懂拉丁文〃的人，他就小心谨慎的躲到美学中去了。在那个不可侵犯的盾牌后面，他把不这桩公案以内的贝多芬，瓦格纳，和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攻击得体无完肤（在法国，要恭维一个音乐家，非把一切跟他不同的音乐家尽行打倒，做他的牺牲不可）。他宣称新艺术已经诞生，过去的成规都被踩在脚下了。他提到一种音乐语言，说是巴黎音乐界的哥仑布发见的；这新语言把全部古典派的语言取消了，因为一比之下，古典音乐已经成为死语言了。
克利斯朵夫一方面对这个革命派音乐家暂时取保留的态度，预备看过了作品再说；一方面也对大家把全部音乐作牺牲而奉为音乐之神的家伙大为怀疑。他听见别人用亵渎不敬的语气谈论昔日的大师，非常愤慨，可忘了自己从前在德国说过多少这一类的话。他在本乡自命为艺术叛徒，为了判断的大胆与直言无讳而激怒群众的，一到法国，一听最初几句话，就发觉自己头脑冬烘了。他很想讨论，但讨论的方式很不高雅，因为他不能象一般绅士那样只提出论证的大纲而不加说明，却要以专家的立场探讨确切的事实，拿这些来跟人麻烦。他不惮进一步的作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他愈说愈高的声音只能教上流社会听了头痛，提出的论据与支持论据的热情也显得可笑。那位批评家赶紧插一句所谓俏皮话，结束了冗长可厌的辩论，克利斯朵夫骇然发觉原来批评家对所谈的问题根本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