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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说，弃虚华之词，求落实之处，获得实效，即笔文于书”。
杨■生平著作计有《知本提纲》、《论蚕桑要法》各10 卷，《经国五
政纲目》8 卷，《豳风广义》4 卷，《修齐直指》1 卷。《经国五政纲目》
和《论蚕桑要法》两书未见。现存只有《知本提纲》、《豳风广义》和《修
齐直指》。张元际《补印知本提纲序》说：《知本提纲·农则》为杨■“一
生之最得力，又恐未详也，作《修齐直指》申言农，《豳风广义》专言桑”。
《知本提纲》约成书于乾隆三年（1738）之前，比官修的《授时通考》
略早。全书10 卷，分14 章，其中的“修业章”有一部分专讲农业生产技
术。据杨■说，这书是给初学之人读的，所以文字写得较通俗易懂。又为
了便于背诵起见，正文很少。详细说明全在注解，所以注文的字数远远多
于正文。注文是杨■的学生郑士铎在其指导之下写的。书前有杨■的序，
作于乾隆十二年（1747），书也是在这一年付刻的。光绪三十年（1804）
张元际又用原刻版补印过一次。书中有关农业部分，近人王毓瑚将之编入
《秦晋农言》中印行过。《知本提纲·农则》一开始为总论，论述农业的
地位、功能等传统重农思想，最后说：知识分子也必须关心农业生产，“士
民不分”，同时强调“在学校不可一日不讲”。杨■把农学知识纳入中国
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定为学生必修的“四业”（农、工、礼、乐）之首，
实为士、农结合的教育措施的开创。“前论”之后接着是“耕稼一条”，
主要为谷物生产技术，包括耕道、布（播）种、移栽、耘锄、天时、园圃、
土壤、灌溉；“桑蚕一则”，包括栽桑和养蚕；“树艺一条”，主要讲树
木、果、蔬、花、药和竹类等的栽种、压分、接博；“畜牧一条”论述牛、
马、猪、羊、鹅、鸭、鱼和蜜蜂等的繁殖和饲养；“后论”则再次强调农
业之重要，说：“耕夫、织女，治天下之人也；耒耜、机、杼，治天下之
具也。”总观《知本提纲·农则》的最大特点，是作者尝试从中国传统哲
学之一的“阴阳五行”说中去寻求农学理论，把“金、木、水、火、土”
改为“天、地、水、火、气”；自立新义，认为“天、地、水、火”为“原
本至纯。。一而不分”的材体，称做“四有”或“四精”；“气”既是一
种材体，又发挥着联贯四精结合成新体的作用，四精中天、火属阳，地、
水属阴，阴阳各半，借气的作用，交互相会，和谐流通，生化万物。杨■
把经他所修改了的“阴阳五行”运动变化，作为解释宇宙间一切事物生长
化育的理论根据，也用之作为论述作物的生长发育和农业技术的基本原
理。《农则》所述农、桑、树、畜等农业生产各部门的技术原理和技术方
法，自成体系，反映出明清之际，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概貌和农业科学技
术状况，确可视为出色的农学著作。
《豳风广义》成书于乾隆五年（1740），由巨兆文、史德溥二人为之
校订文字，然后捐资付刻，乾隆七年（1742）刻成。此为宁一堂刻本，有
陕西巡抚帅念祖的序，还有杨■同乡刘芳的序和其门人巨兆文的跋。以后
陕西、河南、山东都重刻过。后来又有《关中丛书本》。1962 年，农业出
版社出版了郑宗元和郑辟疆的校勘本。全书分上、中、下三部分。卷之上，
着重论述桑树的地宜、栽桑、种桑和盘桑条法、压条、分桑法、栽地桑法、
修科树法、接桑法等；卷之中，记述了养蚕器具等的准备和各种蚕具，以
及择种、浴种、初蚕下蚁、饲养、上簇、摘茧、蒸茧，直至缫丝；卷之下，
第一部分谈蚕丝的织■和机械，此外，还附有养槲蚕法；第二部分为畜牧，
主要是家畜、家禽的饲养和疾病治疗的方法；还有一些关于园艺方面的论
述。这本书的特点是处处从陕西关中地区的条件和实用出发，例如特别介
绍了杨■在当地发现的一个桑树优良品种，比优良的南桑还好。书中还把
中国古今南北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比较，总结出陕西地方养蚕的适宜时间在
谷雨前三四天。为便于广泛宣传，书中附图很多，所讲内容都是本于经验，
切实有据，不作空谈，而且文字浅明易懂。书前杨■写给当地政府的陈条，
列举北方可以种桑养蚕的道理四条，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开拓当地民间生
产领域的热情。
杨■觉得《知本提纲》分量过大，童蒙不易记诵，于是把修身、齐家
部分提纲挈领地缩写成《修齐直指》一书，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印。
清末，经刘光■（古愚）作评，用《修齐直指评》的题名付刻，得以流传
下来。有《柏经正堂刻本》、《烟霞草堂遗书续刻本》和《关中丛书》本。
近人王毓瑚编的《区种十种》中也有节录。这本书，由杨■的门人临潼齐
倬做注解。书中讲到“五常”，有“以此树艺，无不畅茂；以此畜牧，无
不蕃息。。”等数句，其下注文阐述耕种、养畜、育蚕等的原则后，又进
一步申论耕、桑、树、畜的具体技术，有颇为详尽的发挥。从农学观点说，
很有价值。
杨■虽为200 多年前的一个知识分子，但其处世的品德即使是在今天
至少也有两方面要予以肯定。其一是在从事农桑技术的总结研究方面，重
亲自试验，不轻信传闻。他说：“农桑著述颇多，但知文者多未亲身经历，
亲身经历者多不知文。所以多略而不详，繁而不要，用之多无实效，总由
耳闻而未尝身试也。”他开辟养素园，在园中“凡种桑、养蚕、畜牧、粪
田之事都精心探讨，躬亲验习”。“区田”是一项古老的农业技术，历代
不乏人探讨，明、清时因人口增加较快，不少人再度提出发展这种古老农
艺，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摸清区田的功效，杨■就带领学生，专门用
区田法种了一亩麦子，一切严格按照区田法的要求去做，结果在一亩地上
收到了一千斤麦子。再如，古书上记载的一种桑树无性繁殖法，杨■在自
己试验地里如法培育，结果没有一根成活。于是他经过多年试验，改变培
育方法，终于获得成功，他总结经验说：“腊月里埋条春栽”和“九月盘
栽”成活率最高。其二是在处人处事上，杨■务实际，反对虚华，他说：
“凡我学人，莫读虚华不实之书，须求落实；经济之典，不徒玩味其理，
又必身亲其事。”尚书陈宏谋，乾隆年间抚陕，听说杨■之成就，“学为
实学，业为实业”，就邀他到省里，研讨学问，讨论实业，并“代为纳粟
入太学，手题堂额楹联，以旌其居”。一时名声雀噪，达官显宦慕名求见
者，门庭为塞。然而，杨■不为虚荣所动，只是尽力辅助省里倡议栽树、
植桑、养蚕，无聊的应酬一概谢绝。杨■热心助人，服务乡梓，反对旧俗，
也是深感人心的。为解决家乡人的穿着问题，他从种桑开始，经过13 年的
辛苦试验示范，才取得成效。本村距城镇较远，贸易不便，影响乡人生产，
他就相地集众建立集市。农村缺医少药，杨■即探索脉理，熟习针炙，“尝
针里人肠胃之疮。。疗久弃之痿症，起数载之沉痼”，他还精于兽医，“邻
牛误吞钉，先生开一方，药仅常品，钉应时下，医者不解”。他主张简化
繁琐的封建礼仪，改革社会弊俗，“尝约先儒礼论酌立丧祭仪式，又疾女
子裹足为弊俗，请禁未果，皆自行于家”。杨■平生嗜好读书，临终时遗
嘱家人，不要为他棺殓穴葬，把遗体安放在养素园内他晚年藏书读书之处
明经洞的石床上，用生前喜好的书籍覆盖，然后在明经洞内砖墙砌隔。杨
■去世后，道光帝（1821—1850）曾手谕褒嘉，命祀乡贤祠。光绪二十年
（1894）兴平知县杨宜瀚筹建专祠，定每年农历四月四日为祭祀日。自此
纪念仪式年年不绝，一直延续至1958 年。
文献
原始文献
＇1＇（清）杨■：知本提纲，崇本斋刻本，1747。
＇2＇（清）杨■：豳风广义，农业出版社，1962。
＇3＇（清）杨■：修齐直指，财政经济出版社（区种十种本），1955。
研究文献
＇4＇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
＇5＇李凤岐：关中农学家——杨■，见《农史研究》第8 集，农业出版
社，1989。
徐大椿
傅芳
徐大椿又名大业，字灵胎，晚年号洄溪道人。江苏吴江人。清康熙
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1693 年6 月18 日）生；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四日
（ 1772 年1 月8 日）卒。中医学。
徐大椿家原为有声望的世家大族。祖父名■，康熙年间任翰林检讨，
参加纂修《明史》工作。大椿青年时习儒，为诸生。凡天文地理、音乐武
术均有研究。20 岁时从学于周意庭先生，是年通过县试，后因故被革除生
员资格。其时他的三弟患痞症，使他有机会与名医讲论医学并研制药物，
后四弟、五弟又相继病故，他的父亲也悲悼成疾，乃发奋研读医书。自《内
经》以至元明医家著作，皆广求博采，精心钻研，50 年间，经他批阅之书
约千余卷，泛览之书达万余卷，可见其治学之勤。在临床中，治疗效果也
好，因而医名鹊起，甚至怪症痼疾，亦多效验，远近慕名前来求治者很多。
乾隆二十五年（1760），文华殿大学士蒋文恪患病，高宗召其入都为蒋诊
治。徐氏检查后直言蒋氏的病已无药可救，高宗欣赏他的朴诚，欲留他在
京工作，经再三恳求，才得返回故里，后隐居于吴山眉泉。乾隆三十六年
十月又被召入京，其时徐氏正病卧在床，病稍愈，即由其子徐■陪同前往，
抵京三日后病逝。乃诏赐白金，赠儒林郎职。
徐氏生当康、乾盛世。其时，统治者为控制人们思想，一方面设科举、
办学堂、兴八股以宣扬正统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对有碍清
统治者之思想、言论严加控制和防范，限制言论、创作、出版的自由，故
考据学盛行，此风亦严重影响医学界。徐氏鄙视这种以八股制艺求取功名
利禄的道路，在他入学后的一次岁试时，因发泄这种厌恶情绪，而被学史
开除。从此他摆脱了科举束缚，专心于医学的研究及古典医著的考证，旁
及天文、历算、史地、音乐、武技、水利等。如在雍正二年修浚塘河，以
及乾隆二十七年泄太湖下流时，政府曾采用徐氏建议，省工且有成效。
徐大椿治学态度严谨，主张“凡读书议论，必审其所以然之故，。。
方不为邪说所误”（《医学源流论·邪说陷溺论》）。针对当时医界受明
末温补学派影响，医生崇尚薛己、赵养葵、张景岳等温补说，用补成风，
并有执一二个温补方而通治百病者，因而著《医贯砭》予以评责，虽然不
免有矫枉过正之言，但对纠正滥用温补之弊是有益的。他认为学习医学必
须从源到流，重视理论学习，提倡先熟读《内经》、《本草经》、《伤寒
论》等经典，以明经脉脏腑、药性之理及制方之义，然后博览《千金》、
《外台》以下各书，以取长补短，才不至为后世偏杂驳乱之书所惑。他更
提倡在理论上力求“全体明”，于临床主张“精思历试”，重视理论联系
实际，并据此以撰“治人必考其验否论”之篇；他在《医学源流论·诊脉
决生死论说》中说：“病名有万，而脉之象不过数十种，。。何能诊脉而
即知何病？此皆推测偶中，以此欺人也。”反映了他实事求是之精神。
在学术上，他提出“五脏之真精”是“元气之分体”，“元气之根本
所在”在“命门”之说，阐明了元气与命门、脏腑的关系，他又将元气与
生命的关系比喻为薪与火，置薪于火，薪尽火也灭。40 岁以前，人体是元
气渐盛；40 岁以后，元气日减，故他治病很注意顾护元气。他说：“若夫
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盖元气虽自有所在，然实与脏腑相连属者也。。。。。
故人之一身，无处不宜谨护，而药不可轻试也。若夫预防之道，惟上工能
虑在病前，不使其势已横而莫救，使元气克全，则自能■邪于外。若邪盛
为害，则乘元气未动，与之背城而一决，勿使后事生悔，此神而明之术也”，
可见徐氏采用祛邪安正和补气养正之法来顾护元气，是对扶正法之发挥。
徐氏主张识病求因，他在《兰台轨范·序》中强调“欲治病者，必先识病
之名；能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由生，。。然后考其冶之之法，一病必
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从而批评了“自宋以还，无非阴阳气血，寒热
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