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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食顷即成黄金。。。又以一铢丹华投汞一斤，若（或）铅一斤，用武火
渐令猛吹之，皆成黄金也。”
至于《太清神丹经》的内容，葛洪秘而未宣。但其上卷提及“九转神
丹”，所用原料有赤盐（含Fe2O3 的食盐）、艮雪（即水银霜，化学成分为
Hg2Cl2）、玄白＇即铅粉，化学成分为PbCO3·Pb（OH）2＇、飞符（成分不明）、
朱儿（即丹砂）等，又言最后所得产物须经“九转”，所以该神丹大约是反
复经九次升华的硫化汞，或许还含有氯化汞。其下卷记载的是“九光丹”，
实际上是分别烧炼丹砂、雄黄、白■石、曾青、慈石五种矿物而得到的五
种丹药。
在《金丹篇》中，葛洪另外还具体介绍了《五灵丹法》、《岷山丹法》、
《务成子丹法》、《羡门子丹法》、《五成丹法》、《伏丹法》、《赤松
子丹法》、《崔文子丹法》、《刘元丹法》、《乐成子丹法》、《李文丹
法》、《尹子丹法》、《太乙招魂丹法》、《采女丹法》、《稷丘子丹法》
等28 种“仙丹”的炼制秘诀。可见仅就葛洪个人当时所搜集到的丹经，就
可以窥知当时中国方士已进行了大量的炼丹化学实验，已总结了较完整的
一套操作规程，广泛地利用了各种矿物原料，制取到了不少化学制剂，观
察到了众多的化学变化。
另据《抱朴子内篇·黄白》又可知，到了东晋时期，中国炼丹家们希
图转变铜、锡、汞、铁等金属为黄金、白银的试验也已经作了广泛的探究。
葛洪说，其时已有“神仙经黄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余首”。所谓“黄”
即黄金，“白”即白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实现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他们确实炼制到了某些黄色和白色的金属，那么对古代的合金学应
该说也算是重大贡献了。葛洪说：“昔从郑公（郑隐）受《九丹》及《金银
液经》，因复求授《黄白中经》五卷。郑君言，曾与左君（左慈）于庐江铜
山中试作，皆成也。”如这话属实，那么他们就确实炼制到黄、白的合金
了。他在《黄白篇》中简略地公开了一些他所收集到的黄白术技艺，如《金
楼先生所从青林子受作黄金法》、《角里先生从稷丘子所授化黄金法》、
《小儿作黄金法》、《务成子法》等等，“足以寄意于后代”，例如其中
《青林子作黄金法》的要诀是：
“先煅锡，方广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盐和灰汁，令如泥，以涂锡
上，令通厚一分，累置于赤土釜中。率锡十斤，用赤盐四斤，合封固其际，
以马通火■之三十日，发火视之，锡中悉如灰状，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黄
金也。”
但这些“黄金法”都过于简略。而且由于道中戒律极严，规定“此道（指
炼制神丹、黄白）至重，必以授贤者，苟非其人，虽积金如山，地方万里，
亦勿以此道泄之也。”所以葛洪也不会在其书中把此项“绝技”合盘公诸
于众，因此我们今天就不能拘泥于这些文字，仅以它们为依据去揣度那些
“黄金”究竟是什么。
此外，葛洪在其《抱朴子内篇·仙药》中还对各种石芝、云母、雄黄、
诸玉、真珠、桂、巨胜、柠木实、松脂、菖蒲等等所谓仙药的特征、产地、
采集、性质、加工及服食法都有相当完整的说明，这些内容对研究中国古
代医药学、动植物学和矿物学也都是极为珍贵的资料，对今人了解道教丹
鼎派的思想和活动也至关重要。
在这部著作中，葛洪也记载了一些他的师祖辈和他自己以及其同时代
的方士们通过炼丹实践所了解到的一些化学变化。例如他说的“丹烧之成
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这是指以下两个反应：
HgS＋O2=Hg＋SO2
2Hg＋O2=2HgO
（HgO 颜色鲜红，葛洪误认作是丹砂HgS）
又如他说的“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
则指的是：
3Pb＋2O2=Pb3O4
Pb3O4＋2C=3Pb＋2CO2
再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而外变内不变也”，讲的显然是以
下的金属置换反应：
3CuCO3＋2Fe＋2H2O=3Cu＋2FeO（OH）＋3CO2
葛洪正是根据这些化学变化及其他一些观察或传闻，而提出“变化者，乃
天地之自然”，而坚信人的创造智慧和力量，既可以模仿宇宙天地间的千
变万化，又可制造出各种新鲜事物，导演出各种奇异的物类变化，从而论
证神丹可炼，黄金可作。
但须指出，《抱朴子内篇》中“金丹”、“黄白”、“仙药”诸篇的
内容，基本上都是葛洪从其师祖辈的传授所得，以及他周旋各州时会见诸
道友时的所见所闻，他自己躬身炼丹的记录则并不多。这是因为该部著作
是他在东晋初建武元年撰写成的。在此前10 余年中“会遇兵乱，流离播
越”，正如他在书中的叹怨：“《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
《金液丹经》一卷，郑君以授余。然余受之已二十余年矣，资无担石，无
以为之，但有长叹耳。”（《金丹篇》）“所承受之师非妄言者，而余贫苦
无财力，又遭多难之运，有不已之无赖，兼以道路梗塞，药物不可得，竟
不遑合作之。”（《黄白篇》）因此，《抱朴子内篇》中的丹方要诀和炼丹
试验既不可视为“葛洪本人的炼丹记录文字”，也不是他自己“作了一系
列研究之后所得的结论”。他晚年在罗浮山专心致志烧丹炼汞，潜心修行，
相信必有过一些探究成果，但可惜未见有著作行世。
关于金丹何以能致人长生久视，葛洪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盖
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对比，他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子不得还丹、金液，虚自苦耳。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
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
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
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
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扦其肉也。金丹入身中，
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敷矣。”（《金丹篇》）
关于长生成仙的方法，葛洪似乎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有他自已较独
特的见解。在诸种途径中虽然他首推金丹，但他又强调：“凡养生者，欲
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若未得其至要
之大者，则其小者不可不广知也，盖藉众术之共成长生也。”（《微旨篇》）
所以他指出：“服药虽为长生之本，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
药，能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而在行气中，他认为：“其大要
者，胎息而已。”（《释滞篇》）再者，他认为房中之术也是必要的，“所
以尔者，不知阴阳之术，屡为劳损，则行气难得”。而房中之术“其大要
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释滞篇》）除了以上道教方术之外，他还强
调：“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
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欲求仙者，要当
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
种说教则又是他头脑中儒家思想的反映了。
关于宇宙万物的根源，他认为都是依靠气来生成的，人也包括在内。
他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
（《至理篇》）他所谓的“气”是指充满宇宙间极其细微的原初物质。关于
形与神的关系，他认为有形的人体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他说：
“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
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
气竭则命终。”（《至理篇》）所以他的结论是精神依存于形体。这些则是
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不过这些见解很可能是从东汉《太平经》接受而来
的。
葛洪在热衷于炼丹术的同时，勤奋地钻研医术，可以说是东晋时期对
我国医学贡献最大的古代杰出医学家。
他在医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著有一部百卷本的《玉函方》，虽
然此书后来失传，但从他的自序可知，此书是他在“周流华夏九州之中，
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凡为百卷，名
曰玉函”。他的另一部医著是《肘后备急方》，后代做了一些整理，至今
仍然流传，从这部著作可以看到葛洪在医学上所做的伟大贡献。《肘后备
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经梁代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
以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再度修订整理，更名为《广肘后备急方》，现今流
传的版本，即是经杨用道增订的。从这个版本基本上还能分辨出葛洪本人
的医学成就。
1．可贵的医学思想
葛洪皈依道教，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醉心于炼制仙丹，追求长生不
老。在这个过程中，他为了广泛收集资料，也为了寻觅理想的炼丹场所，
曾经“周流九州之中”。在与民间广泛、深入的接触中，他深感民间疾病
的发生和传染，常常因为缺少医者，而又无简易的自疗方法，只好坐以待
毙。他深感有必要编撰一部简易应急的医方书。在《肘后备急方》序言中，
他深有感慨地说：鉴于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秩、黄素等这些古代经
方，大多卷帙浩大，有的竟达千卷，非常混杂烦重，而且很难求得一部这
类巨著；加上这些著作中所用大多珍贵的药品，也非一般贫穷病家所能办
得到的。因此，他在自己已有的一百卷《玉函方》的基础上，收集各种简
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在不得已需要用药时，也都是选用一些价廉
效显、山村僻壤易得的药物，有的根本不需到市肆去购买，都是一般草石
之品，所在皆有。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他编撰成《肘后备急方》3 卷（后世整理成8 卷）。
书名“肘后”指可随身携带于臂肘之后，“备急”则多用于急救之病症，
这与现代之“急救手册”具有同等的含义。葛洪的医学思想具有可贵的群
众性。药品用的是廉价易得之品，治疗技术也力求简便易行，如对古代的
针灸技术，他只倡用灸疗法，因为针术非一般患者所能掌握，而灸术则人
人可做。施灸部位（穴位），他总是通俗、明确地提出大致的位置，如“两
乳间”、“脐下四寸”，而绝少用穴位名。这样，就达到了他自己所说的：
“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这也就是《肘
后备急方》之所以能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
2．在传染病学方面的成就
传染病，尤其是急性传染病，古来已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总
结了当时在发热性传染病方面的成就，为人们所推崇和遵循。张仲景的诊
疗系统，素以严谨著称。葛洪基于自己的医学思想，认为张仲景及其所遵
循的《黄帝内经》那一套不适用于穷乡僻壤，更何况伤寒学体系已不能完
善地驾驭全部发热性传染病的诊治。他指出古代治疗伤寒的麻黄汤、桂枝
汤、柴胡汤、葛根汤、青龙汤、白虎汤等20 多张方子，都是“大方”，复
杂难备，因而另行设计了一些简便易行的效方，以应贫穷山村之需。
自古以来，都把热性传染病归入伤寒，认为是伤于寒邪所致，且有“冬
伤于寒，春必病温”的说法。医界一般也都在这个窠臼里转圈。葛洪敢于
跳出这个圈子，提出“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这里应注意的一
是“疠气”，一是“相注”。由于《肘后备急方》重在提供易简方剂，不
是论述医理的专著，所以他对“疠气”并未深入论述，但他已经跳出伤寒
的藩篱。这一学说到了明代，发展成“疠气”说及“杂气”说，从而建立
了温病学派的新学说。葛洪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温病学说的先河和萌芽。
至于“相注”，则是指这些“疠气”所致的病症，能互相染易，明显是指
传染病。正是在这种不满足于“伤寒”的新的思想指导下，使他在我国传
染病学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葛洪对许多急、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是首次记录，
其中有的甚至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这些疾病包括：
（1）天花：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提到：那一年有一种流行传染病，
发病时，全身包括头面都长疮，不多久就遍及全身，全身发红似火，随后
疮里灌脓变白，如不很好治疗，大多死亡；如果不死，病愈后，留下疮疤
并变为黑色。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