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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中，他继承张仲景关于六经分证的传统来处理外感伤寒病证。他尊张仲
景为“群方之祖”，用药“为万世法”，称张治杂病“若神”，因此，他
对六经分证十分推崇，如在治疗霍乱吐泄这类病时，主张以胃足阳明经来
统摄六经的辨证治疗，尊用张仲景原来的理中汤、五苓散、建中汤这一类
方子。在这一基础上，结合胃与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这
六条经的关系，在这些方剂中分别加入该经的用药。然而，他并不满足于
此，还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冶疗。如在人体同时感受风寒两邪时，张
仲景用的方子叫大青龙汤。在实践中，张元素认为大青龙汤对此证疗效不
理想，容易发生变证，经过反复实践，最终创用了九味羌活。据当时有关
医家记载，此方疗效如神，胜于张仲景的原方。
他强调治病时要照顾人体的胃气，不要多用峻烈泻利之品，否则后者
容易损伤人体的胃气，使脾胃败坏，功能失调，致健康受损。在张仲景《金
匮要略》枳术汤的基础上，他改用枳术丸，方中重用白术，而不如张仲景
重用枳实，目的就是照顾人体脾胃功能，促进其机能。如果消化吸收均强
健，自然能早日痊愈。这是张元素治疗一般杂病的主要原则，具有重要影
响。
在用药方面，张元素更具有自己的特色。他重视药物的炮制和归经。
所谓阴阳，是指药物的气和味，上浮和下沉，上升和下降。他认为就阴阳
的性质而言，药物的味和气、沉和浮、降和升分属于阴阳，因此，厚味的
药物起泄下作用，薄味的则具有疏通作用；厚气的药物使人发热，薄气的
药物使人疏泄。掌握这些原则，临床上才能运用自如。如气薄的药茯苓可
以利小便，味薄的麻黄可以发汗，都体现了这些原则。他还指出植物药的
根茎具有上升的性质，其根梢则下降，因而主张用于人体治病时，上部疾
病宜用根茎类药，而下部病症则宜用根梢类药。他还认为利用人工炮制的
方法，对于药物的这些特性能产生影响。如黄连、黄芩、黄柏一类苦寒药，
用酒炒之后，药性可改变而使之上升到头面及皮肤体表；用于胸腹部，则
可用酒浸洗；如果要治下肢的病症，则不必加以炮炙，生用就可以。可见
同一种药物，炮制后其药用有如此大的差异。他还认为药物的补泄作用与
其气味及所作用的五脏六腑对象不同而有所变化。如以脏腑而论，肝胆这
两个器官对四气五味的反应是温补、凉泻、辛补、酸泄；心和小肠则是热
补、寒泻、咸补、甘泻；命门和三焦与心和小肠相同；肾和膀胱则是寒补、
热泄、苦补、咸泻；脾和胃则是温热皆补、寒凉皆泻、甘补、苦泄；肺和
大肠则是凉补、温泄、酸补、辛泻。这些见解为后世多数医药学家所推崇
和遵循。
张元素在用药上还提倡药物归经和引经报使的理论。由于在临证中，
他很重视六经的辨证论治，所以他又提出了药物的归经问题，亦即某种药
归入某一经或某些经，治病需选择其相同的归经药。以头痛及火热这两证
而言，凡头痛者，一般用川芎治疗，如不愈，则应视头痛的部位不同而选
经用药。如属太阳经，应选羌活；阳明头痛，选用白芷；少阳头痛用柴胡；
厥阴头痛用川芎、吴萸；少阴头痛用细辛。同是一种火热症也要分辨其病
位在何经何脏，如心火要用黄连来泻火，肝火用柴胡，肺火用黄芩，脾火
用白芍；胃火用石膏，小肠火用木通，膀胱火用黄柏，肾火用知母。中医
的方剂组成，在古代就十分严谨，称为君臣佐使，以表达方中各药之间的
关系。一个方子有了君臣佐药的配伍，还要有使药的引导，使方剂的作用
直达病症所在地，这种应用通达特经的使药，张元素称它为“引经报使”，
如手、足太阳经，要用羌活、藁本引经，手、足少阳经，要用柴胡引经，
足阳明经要用升麻、葛根、白芷，手阳明经也用白芷，足太阴经用芍药，
足少阴经用独活、桂枝，手、足厥阴经用柴胡，手太阴经用白芷、升麻等，
手少阴经用独活。这种引经报使的理论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明清
医家，对这一问题都很重视。
张元素从医学到药学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尊古但并不拘泥于古。
他认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古代与后代的情况不尽相同，现时的疾病与古
代的也有所不同；如果仍死板地用古代的方子来治疗现时的疾病，是难于
奏效的，这就是他所说的“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
他提倡革新，在他的影响下，金元时期曾出现学术争鸣的繁荣局面。有人
认为，在他以及金元时期刘完素、张子和、朱丹溪、李东垣等人的推动下，
“医道于是乎中兴”，其影响不容忽视。他的门徒如李东垣，王好古、罗
天益等人，都是一代名医。他重视胃气为本的学术思想，李东垣发展了他
的观点，成为有名的“补土（脾胃）派”，后世称张元素这一学派为“易水
学派”，称他们的医学主张为“易州张氏学”。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称赞
他是“大扬医理，灵素以下，一人而已”，影响之深，由此可见。
他的著作很多，重要的有《珍珠囊》、《医学启源》、《脏腑标本药
式》、《洁古家珍》等。
文献
原始文献
＇1＇（金）张元素：洁古老人珍珠囊，涵芬楼影印本，1938。
＇2＇（金）张元素：藏府标本药式，双修馆刻本，1234。
＇3＇（金）张元素：医学启源，明正德刻本。
研究文献
＇4＇俞长荣：试论张元素的学术成就，中医杂志，3（1962），5，第38—41 页。
＇5＇沈仲理：易州张元素学说及其发展的探讨，上海中医药杂志，
4（1963），5，第28—33 页。
＇6＇金寿山：试论“易州张氏学”，中医杂志，4（1963），6，第36—
40 页。
郑樵
刘昌芝
郑樵字渔仲，学者称其为夹■先生。福建兴化（今福建莆田）人。
北宋崇宁三年三月三十日（1104 年4 月26 日）生；南宋绍兴三十
二年三月七日（1162 年4 月22 日）卒。动植物学。
郑樵出身于仕宦之家。据郑惠元《郑氏族谱》记载，其曾祖郑子堂“补
太学，中漕司举，复中本贯”。祖父郑宰，“熙宁三年庚戌（1070）进士”。
父亲郑国器是太学生。郑氏为地方望族，到郑国器时，家中还有不少田地。
郑国器将一部分田地卖掉，“筑下溪苏洋陂，灌田七百余亩，乡人德之”。
他的家庭经济来源就是靠地租、陂租的收入。
郑樵16 岁开始居夹■山（即东山，在福建莆田县西北），谢绝人事，闭
门读书。但南宋动荡不安的社会，使山居生活也不能平静。靖康元年（1126）
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宋王朝掌权
者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非常尖锐，百姓的抗金斗争热情则十分高涨。年
轻的郑樵和堂兄郑厚曾联名致书签枢密院事宇文虚中、给事中江常，表示
要以自己的才干为朝廷效力青年时的郑樵相当自负，他自信一旦得到起
用，一定能胜任朝政大事。但不论是宇文虚中还是江常，都没有提拔他们。
郑樵的爱国热情没有得到发挥的机会，从这以后，便专心致志于他的著述
生涯。
南宋时福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学术也相当发展，藏书尤其丰富，
为郑樵著书立说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在夹■山上刻苦读书的30 年中，曾周
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郑樵向他们借阅图书，和他们共同切
磋讨论。为了完成著述，他还结交了一些朋友。除文人学士和藏书家外，
还有看重郑樵的学问和他交往的李纲、赵鼎、张浚等。他的这一切活动都
是为了实现著述的目的。郑樵也希望有机会翻阅三馆四库的藏书，以充实
自己的著作，所以曾三次徒步献书朝廷。绍兴三十一年（1161）抄完《通志》
后，又进京献书，任枢密院编修。这时他得以入密书省翻阅书籍，可惜不
久被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这对郑樵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久便逝世了。
郑樵提倡实学，注重实地考察，他一生著作达84 种。但大部分散失，
只有部分保存下来，且多残缺不全。如《尔雅注》已没有图，《夹■遗稿》
只是一部不完整的诗文，《六经奥论》又有伪书的嫌疑。唯独《诗辨妄》
和《通志》幸运地完整流传至今。《通志》是郑樵的代表著，也是他学术
上最主要的贡献。不仅记载了古代的政治、经济等历史资料，而且涉及天
文、地理、植物、动物等领域，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这是郑樵在史学
上的贡献。该书中的二十略是精华。《昆虫草木略》就是二十略之一。它
是郑樵把书本理论与田野实践相结合，通过观察和调查写成的。《昆虫草
木略》共两卷。记载植物300 余种，动物130 多种。与以前记有动植物知
识的农学和医学著作不同，它是一部内容丰富，集中反映动植物本身特性
的专著，有如下特点：
一是重视观察、研究，不以辑录古籍资料为主。在郑樵作《昆虫草木
略》以前，涉及动植物的典籍有大约从战国时期汇集到西汉成书的《尔雅》；
魏时张揖的《广雅》；晋陆机（元恪）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郑樵
指出《尔雅》作者对《诗经》中的动植物名称的解释是以一物的今名解释
《诗》中的古名，如阅者不识今名为何物，仍不识《诗》中的古名。《广
雅》沿袭了《尔雅》用名词解释名词的方法。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
疏》，虽能联系实际，对动植物的别名、形态、生态、用途等进行说明，
但不如郑樵的《昆虫草木略》对动植物记载详实。正如郑樵所指出，陆机
是诗人，他虽为《毛诗》作《草木鸟兽虫鱼疏》但不懂动植物学，采访所
得资料很分散。而郑樵经过数十年的山林生活，通过深入实际，了解动植
物的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形态、生态习性，写成了《昆虫草木略》。由
于他重视实践，对动植物的观察、分析和研究，改正了前人许多认识上的
错误。如，郑樵在《昆虫草木略》说：“梓与楸相似，《尔雅》却将楸与
梓误认为一种。陆机谓楸的疏理白色生子的是梓。《齐民要术》记载白色
有角的是梓，无子的是楸。都是不辨认梓与楸。梓与楸异生，不生角。”
郑樵指出《尔雅》、陆机、贾思勰都不能辨别梓与楸的错误，提出梓与楸
是两种不同的植物的精确判断。现代植物学证明这两种植物同属紫葳科梓
属，由于它们的叶（轮生或对生）、果（蒴果）的形态十分相似，不易辨认，
但也有明显的差异，如梓树的花黄白色，长1。5—2 厘米，叶柄具长毛，而
楸的花白色或粉红色，长3—5 厘米，叶柄有时具有柔毛。又如，他指出“■
鸠，今叫■鹆，《广雅》误称斑鸠”的错误等等。■鹆即是八哥，在动物
分类学上属鸟类椋鸟科动物。郑樵对前人著述的纠正，具有重要的学术意
义，避免以讹传讹；也说明他不泥古，敢于批判前人的学术见解，且提出
自己的看法。这种批判的精神，在郑樵的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是动植物类目排列明确。郑樵按性状和用途将植物分为草类（菌、
藻、地衣、苔、蕨类和草木被子植物）、蔬类、稻粱类、木类、果类五类。
把动物分为虫鱼类（有环节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少数两栖、爬虫动
物）、禽类和兽类3 类共8 大类。从各类前后排列次序的科学性看，它比较
早的《证类本草》（成书于1086）把动植物分为草、木、人兽、禽、虫、鱼、
果、米谷、菜9 类，每类再分上、中、下3 品的方法更科学。《证类本草》
的果、米谷、菜应置于草木的后面，但却列在人、兽、虫、鱼的后边，造
成了动植物排列交错混杂，而郑樵把植物排在前，动物列在后，扬弃了三
品分类方法，纠正了动植物排列次序，有些方面甚至反映了生物从低级到
高级的进化顺序。这一分类体系，比本草著作中反映的动植物分类知识有
所前进。
三是古代动植物学渊源于农医学实践。郑樵基于实践为主的基础上，
在究中反映了我国古代农学、医药学对动植物学发展的影响。《昆虫草木
略》记载的动植物，种类多，涉及面广，既有农用动植物，又有药用动植
物，都与当时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以所记载的植物为例，有杜仲、防风、
黄连、丹参、知母等药用植物；有稻粱、胡麻、豆等粮食作物；又有桔、
梨、木瓜、龙眼、橄榄、葡萄、榉、榆、石楠、钩樟、槐等果树和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