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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赘述，从这一时刻起，就是说当卡斯特利奥二十四岁时决定拥护宗教改革的事业起，他的生命就在危险之中了。当一个国家或一种制度用暴力压迫思想自由时，在那些不能忍受暴力对良心胜利的人们面前只有三条道路。他们可以公开对抗那恐怖政治而成为烈士，这是路易斯·德·伯奎因和伊汀内·多莱特所选择的勇敢的道路，那导致他们走向火刑柱。或者，希望在保持内在自由的同时又保全他们的生命。那些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在表面上可以屈服，却把他们的私人意见隐瞒或者伪装起来，那是伊拉兹马斯和拉伯雷的方法。他们表面上同教会和国家保持和平，穿上小丑的彩衣、戴上傻子的帽子，灵巧地避开他们敌手的武器，同时从一个埋伏处射出毒箭，象奥德赛那样用狡诈未欺骗那些残暴的野兽。第三个对策是成为流亡者，努力把他享有的内在自由带出国家（在国内，自由遭到了残害和藐视），到一个自由能够不受阻碍地繁荣的外国的土地去。卡斯特利奥正直但是柔顺的禀性使他选择了和平的道路。在一五四0年春季，就在看到几个早期的新教烈士被烧死后，他离开里昂，成为一个传教士，为新教做教育工作。
他首途到斯特拉斯堡，象大部分宗教流亡者一样，是“为了加尔文”。由于加尔文在他《原理》的序文中，曾大胆地向法朗西斯一世挑战，要求宗教宽容和允许信仰自由。虽然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却被受到激励的法国青年当作一个先驱和福音派教义的旗手。流亡者们象加尔文一样被迫害，希望向加尔文学习怎样更好地表达他们的要求；怎样更明确地安排他们的道路，怎样完成他们终身的事业。作为一个信徒，而且是一个热诚的信徒（卡斯特利奥自己对于自由的热诚使他把加尔文当作是精神自由的提倡者），卡斯特利奥急忙地到斯特拉斯堡访问加尔文，在后者的妻子在城里为未来新教义的传教上而造的招待所里住了一星期。然而预期的亲近未能立即开始，因为加尔文很快被召到沃尔姆斯和哈根那市行政会。这样，在第一次会面，双方都没有得益。但不久就清楚了，卡斯特利奥给加尔文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在后者被重新召回日内瓦不久，通过法里尔的推荐，毫无疑问也得到加尔文的完全同意，那年轻的法国或萨伏依公国的学者，受聘成了日内瓦学院的教师。卡斯特利奥被授予的职位是院长，两个助理教师由他直接指导，还委托他到日内瓦郊区的温多华教堂传教。
卡斯特利奥证明他是值得信任的，他的教学活动获得了了不起的成功。为了促进拉丁文学习，使之更有吸引力，卡斯特利奥用拉丁文和法文翻译并重写了《旧约》和《新约》最生动的段落。不久一本原先是为日内瓦年轻人编的《难题解答入门》的小册子，成为世界上很有名气的一本书，它在文学和教育学上的影响，只有伊拉兹马斯的《谈话》才能比拟，儿世纪来，小册子一版再版，至少印了四十六版。通过此书，许多学生学到了经典拉丁文的要素。虽然在卡斯特利奥人道主义的努力中，小册子不过是一个副产品，一个偶然的产品，但还是亏了这本书，使卡斯特利奥成为一个知名人物。
卡斯特利奥的抱负是比写一本供小学生读的、合适实用的小册子更高的目标。他没有把他的精力和学问浪费在那种小事上面，而放弃他所熟识的那种人道主义。那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目标高尚，他要重复并超出伊拉兹马斯和路德崇高的事业。他决定至少要把全部《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法文。他自己的人民，法国的人民，将得到全部的真理，正象人道主义者和德国社会通过伊拉兹马斯和路德创造的意志接受了全部的真理那样。卡斯特利奥以独特的坚韧和沉着的自信着手这巨大的工作。夕复一夕，他工作到深夜，虽然在白天他要为菲薄的收入而辛劳工作以养家活口。就这样，他致力于实现他的计划，对此，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在一开头，卡斯特利奥就遇到了决定性的对抗。一个日内瓦的书商答应印他的《圣经》拉丁文译本的第一部分，但加尔文既是日内瓦心理上的和精神事务方面的独裁者，又是日内瓦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在城墙范围之内没有他的“出版许可”不准印书。审查制度必然是独裁统治的姊妹。
卡斯特利奥访问了加尔文。这是一个神学家为得到他同僚的许可而叩另一个神学家的门。但是具有独裁性格的人，总是只看到他们的权力意志很不痛快地成为这样那样独立思想的人的讽刺对象。加尔文的直觉反应是不高兴，他好不容易才没有露出愠色。加尔文曾为一个亲戚所译的《圣经》法文译本写过序言，承认这个翻译本有几分象钦定的拉丁文《圣经》，即经官方合法批准的方言新教《圣经》。现在这个人何等“放肆”，竞不承认经加尔文批准并且是它的共同作者的译本是唯一钦定的法文译本。卡斯特利奥实际上把它搁在一边而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译本。加尔文在给弗莱特的信中对那位资历较浅者的冒失十分烦躁：“刚听了塞巴斯蒂安荒谬的计划，使我又好笑又好气。三天之前他来看我，要求让他翻译的《新约》出版。”这冷酷的腔调表明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的竞争耿耿于怀。事实上，加尔文拒绝无条件地给卡斯特利奥“出版许可”。他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让他先读译本，对他认为是出于私利的部分作出修改后才准予发给许可。
卡斯特利奥的性格毫不自负。他从来不象加尔文经常做的那样，宣称自己的意见是唯一正确的，他对事情的看法是没有缺点和无可争辩的。卡斯特利奥后来为这译本所写的序是科学和通情达理的范例。他坦率地承认他并不全部了解《圣经》的章节，因此提醒读者不要过分相信他（卡斯特利奥）的译本。《圣经》是一部晦涩难解的书，充满了矛盾。这新译本的作者所能提供的，不过是一种解释，而不是毫无疑义的实事。
但是，虽然卡斯特利奥能用谦逊的态度仔细思考他自己的工作，他仍把个人独立看作无价之宝。他知道，作为一个希伯莱语言学家、一个希腊语言学家、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并不逊于加尔文，因而他必然把这玄虚的检查制度、以及根据独裁的要求去加工“提高”看作是背离。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里，学者与学者，神学家与神学家应当平起平坐，他不想作为学生屈居在加尔文之下，或者允许他的著作象学校教师批改练习簿那样地被蓝铅笔删改。他希望找一条摆脱窘境的路，而不开罪于他非常尊敬的加尔文。他愿意在加尔文认为合适的任何时间，去为他朗读原稿，并宣称，他准备尽一切可能从加尔文的忠告和建议中得益。但是，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加尔文反对协商或妥协。他不提建议，只是命令。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卡斯特利奥的建议。“我告诉他即使答应给我一百个克朗，我也决不准备保证定一个时间同他进行讨论，那可能光为一个单词就得化两小时去争论。因此，他在受辱后离去。”
第一次交锋开始了。加尔文认识到卡斯特利奥在精神和宗教事实上不会不置一辞而屈服。在装模作样的礼节后面，他意识到这一具独立思想的人是一切独裁永无休止的敌手。从这一刻起，加尔文决定要抓住第一个机会赶走那只为自己的良心服务而不服从别人命令的人。如果可能，必须将卡斯特利奥驱逐出日内瓦。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加尔文无需等很久了。卡斯特利奥家累重，学院付给的菲薄的薪水，老是不够开支，他渴望得到一项合适而收入较高的“上帝旨意传道者”的位置。打从他逃离里昂那一夭起，他的主要的目标便是成为《圣经》教义的仆人和辩护士。在温多华教堂传道的几个月里，这位卓越的神学家没有遭到过非难。在日内瓦，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比任命卡斯特利奥为新教传教士的成员更合理的主张了。实际上，任命卡斯特利奥得到了城市当局的支持。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他们通过一项一致同意的决议，大意是：“由于塞巴斯蒂安是一位有学问的人，非常适合作为教会的仆人，我们特此明令聘用。”
但城市当局没有把加尔文考虑在内。不是吗？没有把此事提交给最高一级的传教士，他们就大胆任用卡斯特利奥这样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这不会给加尔文添麻烦吗？鉴于这次任命了一个传教士为宗教法庭的成员更是如此。加尔文立即反对，在给法里尔的信里，他以阴险的语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有重要的理由反对这一任命。对市行政会，我只暗示了这些理由，而没有公开地进行解释。与此同时，为了防止误解，我注意不攻讦他的名誉，希望保护他。”
当我们读到这些阴险和神秘的话时，疑团在头脑里油然而生。我们怎么能不那么想：卡斯特利奥一定有什么隐私；这个人犯过什么错误，不配做一个高贵的传教士；加尔文一定知道他的某些污点，但为了“保护”卡斯特利奥，希望用基督教仁慈的幕布将其隐瞒的罪行呢？他穿越边境时受了贿？他同荡妇姘居了，在迄今为止仍一无疵暇的名誉后面又有什么隐私呢，显然，加尔文通过散布模棱两可的怀疑空气迫使卡斯特利奥投降。对一个人的名誉来说，没有再比用“保护”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更为糟糕的了。
然而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不希望被“保护”。他的良心洁白无暇。当获悉他争取得到任命的努力失败后，他就把事情抖了出来。他坚持加尔文必须在市行政会面前公开宣布拒绝任命他（卡斯特利奥）为传教士的原因。现在加尔文被迫摊牌，他必须宣布卡斯特利奥神秘的罪行是什么才行。有了，这一罪行加尔文曾经那样巧妙地秘而不宣。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卡斯特利奥所翻译的《圣经》译文中，有两段和加尔文的有些不同。首先是卡斯特利奥曾宣称所罗门的歌不是神圣的而是一首不圣洁的诗，书拉密的赞美诗是世俗情诗的一部分：她的两乳“好象一对小鹿就是母乳双生的”，这完全不是一种给宗教以荣耀的引喻。第二个偏离同样属于细枝末节：卡斯特利奥对耶稣降入地狱的解释和加尔文见解有所不同。
看来“宽宏大量地加以隐瞒”的卡斯特利奥的罪行是那样的无关宏旨，而卡斯特利奥就是因为这一罪行而被拒绝任命为传教士的。但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因为对加尔文这样的人来说，在教义领域内并没有什么无关宏旨的事情。由于在教会中已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由他独揽大权的统一体，以他的刻板的气质而言，一个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偏离，其危险的程度，不比一个严重的错误为轻。在加尔文用始终如一的路线建立起来的逻辑大厦里，每一石块、每一小碎片，一定要整齐地安在一定的位置上。这正象在政治生活中，在习惯法和法律方面，同样地也在宗教圈子里，原则上加尔文反对任何一种自由一样。如果他的教会要继续存在下去，一定要从基层直到最高领导阶层都保持独裁统治。在他的自治城里绝不允许任何人拒绝承认他至高无上的领导，或对自由抱有热望。
因此，市政会传令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进行公开辩论并在会上提出各自意见的文件证明，此举是白操了心。我不能老是重复说，加尔文只希望教育别人，从来不愿开会让别人教育他。他拒绝同任何人讨论事情，他只下命令。在他第一次为这事情发言时，他要求卡斯特利奥要“回到我们的思路上来”，警告他不要“相信他自己的判断”，而与教会的基本实体相对抗。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一样忠实于信念。对卡斯特利奥来说，良心上的自由是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