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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理的密友伊斯雷尔·比尔教授。
伊斯雷尔·比尔于1912年出生在维也纳，早年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据他自己
讲，1938年纳粹进驻奥地利之前，他曾走上大街与法西斯战斗。比尔说，他曾在奥
地利一所军校学习，后来志愿加入了“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与佛朗哥的军队作战。
1938年，比尔移居巴勒斯坦。凭借他自己介绍的战斗经历，他加入了哈加纳。比尔
的社会主义观点、他所接受的自由主义教育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帮助他结识
了正在打仗的犹太领导人。比尔因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中的贡献而被授予了中校军
衔。
以色列建国后，比尔一直是以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亚埃尔·亚丁的副手，从而
使他能够经常同军事情报部门的行政当局打交道。50年代初期，比尔差点获得了武
装部队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比尔曾是激进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的党员，并在该党的安全机构担任过重要职
务。但在50年代初，他退出了统一工人党，转而加入了更为温和的本—古里安领导
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从那以后，他便与肖尔·阿维格、西蒙·佩雷斯等国防
机构主要领导人，甚至本—古里安总理交上了朋友。
1955年，本—古里安将其私人日记交给比尔，让他代表官方编写一部以色列独
立战争史。这份特殊的工作是一个绝妙的观察哨位，它使比尔有机会接触到涉及以
色列国防的最敏感、最机密的材料。有关方面为了让他能够安静地进行这项研究工
作，特意在国防部大楼里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比尔还经常参加许多重要的秘密
军事会议，军队的秘密计划、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方案和文件，无不经过他的手。甚
至就在他离开军队后也是如此，那些关系到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机密的情报，
也都要交他过目。而对于他所想知道的一切，以色列将军们几乎是有求必应，有问
必答。
从那以后，比尔渐渐地成为了本—古里安的密友，几乎每次举行军事检阅时，
他总是站在总理身边，其近臣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60年，比尔放弃了他的军人生涯而转人政界，不过仍被授予了预备役上校的
军衔。比尔虽然退出了军界，但却继续以其军事方面的专长，在以色列举办过一系
列关于各种军事问题的演讲会。从那以后，人们便改称他为比尔教授。
比尔教授还经常应邀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讲授战争学，而他对于未来战争的
军事战略所作的杰出分析，赢得了不少外国政治家和军队领导人的信任与敬佩。在
当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比尔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法国国防部的官员们
曾赞誉说：“比尔教授在战术分析方面，称得上是眼界开阔、见地甚高。”
然而，就在50年代中期，当这位比尔教授所受到的宠信及所掌握的权势如日中
天之际，有关方面却已经对其忠诚产生了怀疑。
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对于比尔退出军队后仍能随便出人国防部大楼感到惊
讶和不满，这位将军干脆以比尔已不在军队服役为理由，要求他不要再穿军官服装，
并取消了他出人于国防部的所有证件。
1956年，英国、法国、以色列拟向苏伊士运河派驻联合部队。为协调整个行动，
三国政府首脑和军队领导人决定在法国塞夫勒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临行前，本—古
里安总理和达扬将军召集所有随行官员举行了一次准备会议，使达扬感到吃惊的是，
比尔并不一同飞往巴黎，但却出席了临行之前的这次秘密会议。摩西·达扬当时就
曾半开玩笑地指着这位军事史学家问道：“这位间谍在这儿干什么？”
而作为负责以色列安全的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早在1953年起就对这位来历不明
的伊斯雷尔·比尔产生了怀疑。当时，比尔私下与联邦德国情报界总管、联邦情报
局局长莱恩哈德·格伦将军建立了联系。他的这一举动触动了哈雷尔那根警觉的神
经。
格伦及其情报机构在北约联盟的欧洲防务中拥有特殊地位。格伦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曾在纳粹军事。情报机构工作，负责监管在苏联的间谍，如今他正与美国
中央情报局和英国MI6 合作，以唤醒沉睡在俄国的间谍。苏联人无疑很想知道联邦
情报局所构成的威胁，因此派人弄清格伦在干什么便成了当务之急。比尔教授似乎
正是苏联人所需的合适人选。
首先，比尔有条件掌握某些机密情报，他与北约各国的军界、情报界的许多官
员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而战后的联邦德国一心想讨好以色列，也曾向比尔提供
了令人吃惊的接触德国军队、北约设施、美国及其他国家基地的特权。其次，比尔
教授到西欧讲学时经常“顺道”去东德、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访问”。这一举动
也引起了哈雷尔的怀疑，并因此对他发出过多次警告。
哈雷尔怀疑，比尔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国家安插在以色列的一名间谍，他和达
扬都曾多次向本—古里安表示过自己的怀疑。然而，以色列总理却认为证据不足而
不肯放弃对比尔的信任。到最后，本—古里安甚至怀疑哈雷尔和达扬是在嫉妒比尔
的亲信地位。
尽管本—古里安不相信比尔会是间谍，但哈雷尔凭借着他那灵敏的嗅觉，坚信
自己的怀疑是不会错的。虽然眼下还缺少过硬的证据，但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哈雷
尔还是决定再警告比尔一次。
哈雷尔再次把比尔教授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对他的一系列反常现象开门见
山地提出质疑，但是比尔是一个老江湖，根本不吃哈雷尔那一套，还反警告哈雷尔
不要随便诽谤人。
既然软的不行，哈雷尔就觉得应该立刻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他来到本—古
里安家中，向总理报告了他所掌握的有关比尔的材料：“比尔搜集了许多一般来说
与他毫不相干的情报，他常利用到欧洲旅行的机会去共产党国家，比尔还与苏联驻
以色列的外交官们交往频繁……”
“比尔在特拉维夫的夜总会里花消甚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正常收入。就在不久
前，他在慕尼黑的一家饭馆里吃饭，200 美元的账单都没有使他皱一下眉头。而他
在为幽会的女人购买昂贵的时装时，更是花钱如流水……”
“他与妻子丽卡克的关系很不好，因此总在耶胡达大街的‘阿托姆’酒吧间里
整宿整宿地借酒消愁。……比尔还经常和一些可疑的女人厮混，而且总是狂饮。我
认为，此人正被某种强烈的紧张情绪所折磨，而这种紧张情绪多见于那些过着双重
生活的间谍。”
最后，哈雷尔提醒总理：“比尔对您也并不如您想像的那般忠诚和老实。就在
不久前的一场风流丑闻中，他被那个女人的丈夫狠狠地揍了几个耳光，牙齿被打掉
了好几颗。但他却对您当面撒谎，说是在一次小小的车祸中撞坏的，而您也相信了
他……从现在起，您一定要提防着点儿比尔。”
但是，哈雷尔最终也没有能说服本—古里安。他对哈雷尔说道：“怀疑每一个
人是你的职业，至于我，则对比尔教授完全信任。”
就在哈雷尔这次谈话之后，本—古里安又把自己的另外几本私人日记借给了比
尔教授。这些日记不仅记录了他本人最隐秘。最能说明个人意向的想法，甚至还包
括不少连内阁都不知道的国家机密。
事到如今，若是换别人也许早就罢手了，但具有坚强韧性及高度责任感的哈雷
尔却不会这样。尽管他与本—古里安私交甚好并且对其绝对忠诚，但当他意识到以
色列国家安全正在受到威胁时，便不惜冒得罪总理的风险也要一追到底。
从那以后，比尔教授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辛贝特特工更加严密的监视。哈雷尔
还命令摩萨德调研部，对比尔的个人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并且特别强调，
即使是对于那些尽人皆知的“事实”，也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放过。
事实再次证实了哈雷尔直觉的正确。1961年3 月，摩萨德得出结论：伊斯雷尔
·比尔教授不仅是一个冒牌犹太人，而且是一名克格勃安插在以色列多年的老牌间
谍。
1961年3 月31日，作为梅穆内，哈雷尔下令在其犯罪现场逮捕比尔。
那天，辛贝特特工与警察抓住比尔的时候，比尔正将一些文件交给克格勃间谍
维克托·索科洛夫（他以苏联外交官的身份潜伏在特拉维夫）。这些文件包括本—
古里安总理日记的摘录和一份有关一家以色列国防企业情况的报告。
在法庭上，比尔承认自己的经历是编造的。他从未像他夸口的那样获得过历史
博士学位，也从未到过西班牙。后来，他在狱中又推翻了他在法庭上的招供，并宣
称他原来介绍的经历是真实的。至此，有关其确切身份的问题就更难解答了。
尽管不知道比尔的真实姓名和背景，以色列法官还是发现了其不可辩驳的罪证，
特拉维夫法院以间谍罪并以足够的理由判处他15年徒刑。在他1966年于狱中去世之
前，他始终坚持说自己不是间谍，而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他只想使以色列成为一
个不结盟的而非亲西方的国家。
5 ．捉捕纳粹战犯。
除了反间谍以外，捉捕纳粹战犯是哈雷尔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二战以后，一
部分纳粹战犯于1946年被押上了纽伦堡法庭，但是数以万计的纳粹分子逃脱了制裁，
其中一部分被西方情报机关收容并加入了反共的行列。哈雷尔认为，以色列应该将
最坏的纳粹分子送上审判台，这其中就有两个人尤其应该受到惩罚，但他们已逃之
夭夭。一个人是阿道夫·艾克曼，他是希特勒“最后解决”政策的执行官，曾想方
设法以最高效率杀掉600 万犹太人；另一个人是约瑟夫·门格尔医生，他以在奥斯
威辛集中营进行惨绝人寰的医学实验而臭名昭著。
1957年底，哈雷尔从一个德国人那里得知阿道夫·艾克曼躲藏在阿根廷，于是
率领摩萨德进行追捕。他们先是大海捞针般地搜寻并确认到阿道夫·艾克曼的踪迹，
随后，哈雷尔又亲自率领一支12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秘密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
诺斯艾利斯，将其秘密绑架到以色列进行公审。此举立刻震惊了全世界。关于这次
行动，我们在随后有一章专门讲述。
劫持艾克曼事件以及以色列情报界受到的空前热烈的欢呼无疑构成了哈雷尔一
生中最美好的时刻。直到近30年之后，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被作为“抓获艾克曼
的人”而得到人们的尊敬。这是这位梅穆内最大胆的行动，也是“人工情报”的典
范。“人工情报”是以色列人极为擅长的技能，在这次行动中，他们没有使用任何
辅助性技术装置。
196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抓获艾克曼为摩萨德争得了荣誉，但这一行动也激发
了阿根廷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浪潮，从而给那里的50万犹太人带来了危险。据报道，
由“芦苇”组织策划的对犹太人的袭击活动日益增多。“芦苇”是阿根廷的一个法
西斯组织，警察机构和军界许多高级官员的子女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1962年7 月1 日，一位名叫加亚姬·西罗塔的犹太学生被“芦苇”成员绑架了。
他们在她的胸部刺上了纳粹党徽的花纹。这一事件在阿根廷犹太人当中引起了极大
的冲击波，以色列报纸则发表社论，敦促政府向在南美的“我们的犹太同胞”伸出
援助之手。于是哈雷尔交给摩洛哥行动的老将、纳粹猎手施米尔·托莱达诺另一项
任务，让他奉命将阿根廷及附近其它国家的犹太青年活动家带到以色列接受严格的
自卫训练。这是摩萨德的一项秘密工程。
哈雷尔不想躺在艾克曼事件的荣誉上睡大觉，而是继续抓紧缉拿纳粹战犯。对
于他来说，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是欠那600 万被害犹太人的一笔债。这一使命使
以色列人在西方情报界独具特色。
其它国家的安全机关只是在敌人对它们的国家构成明显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设
法抓获他们。哈雷尔想让摩萨德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追捕运动，缉拿
的对象就是那些在以色列国成立以前就残酷迫害犹太人的纳粹分子。
为此，哈雷尔制定了一项独特政策。他建立了一个特别协调机构，领导这个机
构的摩萨德情报官就是50年代中期在组织摩洛哥移民工作中显示出杰出才能的施米
尔·托莱达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