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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摩萨德情报官就是50年代中期在组织摩洛哥移民工作中显示出杰出才能的施米
尔·托莱达诺。
联邦德国官员帮助以色列人列出了最急于抓获的10名纳粹分子名单。除艾克曼
之外，托莱达诺的特工们追捕的目标包括门格尔医生、希特勒的副手马丁·博尔曼、
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马勒以及曾是纳粹冲锋队军官的比利时人利昂·戴格雷尔。
门格尔是一位虐待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疯狂地拿犹太人做试验，性格残暴
凶狠。哈雷尔率人到阿根廷捉拿艾克曼，就在抓获艾克曼的那天夜里，他手下的人
差一点抓住约瑟夫·门格尔。
后来以笔名彼德·曼从事写作的兹维·马尔钦说，他曾逼迫艾克曼提供情况：
“告诉我们你的朋友门格尔在哪里。你一定知道他居住在何处。”但艾克曼坚持说
他不知道。马尔钦只好告诉哈雷尔：“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我想他不知道门格尔
在哪儿，要么就是不愿透露任何情况。”
尽管如此，以色列特工人员还是得到了一个地址：门格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长
期居住的一套豪华公寓。以色列特工检查了那栋楼，发现门格尔及其家人在艾克曼
被劫持两周之前逃走了。这位虐待狂医生显然是被有关一位纳粹搜寻者的一次谈话
的报道吓坏了。此人在谈话中声称，在阿根廷首都可能会找到门格尔。据哈雷尔说，
这位身为医生的战犯先是移居到巴拉圭，后来又搬到了巴西。
但是抓获门格尔的努力并未停止。直到1985年，当巴西有关当局宣布这位纳粹
医生早已去世，慎重的摩萨德于是秘密派出一位病理学家去检查他的遗骸。检查的
结果使摩萨德确信追捕名单上列在最前面的那个名字可以彻底划掉了。
对戴格雷尔的追捕引起了一场异乎寻常的风波。这场风波起源于一名特工对于
虚浮的荣耀的期待。1961年初，辛贝特特工兹维·奥尔多比听说摩萨德正在寻找这
位比利时纳粹分子。奥尔多比梦想着成为捉捕纳粹分子的英雄，于是他秘密组织了
一个绑架小组，小组成员主要是自己的一些老朋友，其中包括戴高乐总统的私人保
镖。他们希望最终能够以电影剧本的形式将整个故事出售，而且他们已经从一些重
要杂志获得了预付酬金。这个成员混杂的小组发现戴格雷尔在西班牙，于是开始跟
踪戴格雷尔，最终来到他在塞维利亚附近的别墅，准备使用绑架艾克曼那样的方式
劫持他，然后将他送交已经在其缺席的情况下判处他死刑的比利时当局。他们甚至
希望戴格雷尔能帮助他们最终找到博尔曼，因为他们截获了这两个纳粹分子之间的
信件。
但是这次行动最后失败了。因为奥尔多比嘴不严，他会在电话里谈起行动计划，
他所有的女友都知道这件事，而他的女友又实在太多。西班牙警察很快获悉了此次
行动，并在1961年7 月14日逮捕了他们。西班牙人将奥尔多比和他的朋友芬斯顿关
押起来，拷打他们，最终判处他们7 年徒刑。另一位参加者莫森索恩则幸运多了—
—被抓数小时后即被释放了。
6 ．“猛虎行动”。
“猛虎行动”其实是一次寻找一名儿童的行动。为了找到一位年仅10岁、名叫
约赛勒的男孩，以色列情报机关搜遍了全世界。
约瑟夫·舒马切尔出生于1951年。1959年当他只有8 岁的时候，他就被自己的
祖父劫持了。其祖父是一名狂热信仰东正教的犹太人，他担心约赛勒的父母正在对
他进行世俗教育。协助劫持的还有“城堡守护神”组织的成员。这是又一个观点与
政府相左的组织，他们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们认为，在弥赛亚降临之前，
犹太人没有建立国家的权利。
他们把约赛勒偷偷带到国外，并把他打扮成一个小女孩。起初，为了不被人发
现，他们把约赛勒藏在欧洲，从一个安全房转移到另一个安全房。最后把他转移到
纽约。以色列各家报纸都刊登了这一事件，但似乎无人知道他的下落。那段时间，
以色列全国到处传唱着一首歌词极为简单的歌曲。这首小调问道：“约赛勒在哪里？”
社会上则流传着各种笑话，讽刺无力找到这位孩子踪迹的政府。
作为一个捉拿纳粹战犯的英雄，眼看报界和反对派政客嘲笑本—古里安及其内
阁不能找回那位孩子，哈雷尔极为恼火。捉拿艾克曼的成功使哈雷尔迷上了又一个
大海捞针般的挑战。他不顾他在辛贝特和摩萨德里的助手们的反对，授命联合行动
小组寻找约赛勒，从而展开了“猛虎行动”。驻国外的高级特工接到指示：停止其
它活动，包括对门格尔的追捕，集中力量找回那位男孩。
寻找小孩的行动首先在巴黎取得了突破。根据线索，摩萨德特工发现了那些可
能帮助隐藏过这位失踪男孩的犹太东正教徒。于是哈雷尔亲自前往巴黎进行审讯。
哈雷尔让他们将心比心想想约赛勒的父母承受的痛苦。结果一位名叫鲁思·本—戴
维的“城堡守护神”女性成员妥协了。当初，正是这位女人给约赛勒戴上了假发套，
给他取名克劳迪娜，最后用船将他带出了以色列。她把纽约的一个可能找到约赛勒
的地址交给了哈雷尔。
1962年7 月，在布鲁克林的一套由犹太狂热分子占据的公寓里发现了以色列千
寻万找的那位男孩。消息被火速传到了联络调查局，约赛勒被凯旋般地送回到他在
以色列的父母手中。此事听起来似乎无聊，但安全机关又一次得到了公众的感谢，
以色列的秘密保卫者又一次陶醉于颂扬之中。
四、英雄迟暮
至此，哈雷尔似乎已经走上了事业的顶端。他应该休息了。然而，促使他下台
的却纯粹是由于自己过分热爱本职工作。对于犹太人的利益过分专注让他办事有些
过了头。
60年代初，一批德国导弹科学家进驻埃及。
纳赛尔希望德国人帮助他发展能够用于未来埃以战争的地对地导弹。哈雷尔确
信，德国又一次加入了旨在灭绝犹太人的重大行动。为此，他展开了“达摩克里斯
行动”——悬挂在每一位为埃及人工作的德国科学家头上的一把剑。
以色列特工人员向那些德国科学家及他们的家人寄发内设陷阱的邮件。类似的
恐吓活动遍及了整个欧洲。这一次，哈雷尔重新使用了曾于1956年成功地使用过的
方法。当时，按照阿穆恩局长哈卡比的命令，邮包炸弹被寄到了那些负责从加沙地
带向以色列派遣恐怖分子的埃及情报官的手中。在以色列情报机关针对恐怖主义而
进行的第一轮暗杀中，两位埃及高级情报官遇害。
在那些针对德国科学家的行动中，有几人受伤，更多的人则遭到了恫吓。哈雷
尔觉得他的行动能够成功，但他与本—古里安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因为这位
总理不断地敦促他不要惹怒联邦德国政府。本—古里安实际上是在说：“别碰那些
德国人。”
为了迫使那些科学家撤出埃及，哈雷尔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哈雷尔得知马德里
的前纳粹军官奥托·斯科曾尼与一些驻开罗的德国科学家是朋友，于是派了一个特
工小组冒充北约组织情报机构的代表去同斯科曾尼见面，劝说斯科曾尼为了西方的
利益敦促他的朋友撤出埃及。这既令人吃惊，又在摩萨德内部人员中引起了不安。
因为斯科曾尼也同阿道夫·艾克曼一样曾经服务于纳粹。哈雷尔宣称斯科曾尼只是
一名德国老兵，而不是一名战犯。
不但如此，哈雷尔还策反了一位在埃及为纳赛尔工作的导弹科学家，这就是奥
托·乔克利克博士。乔克利克博士是奥地利人，他是一名弹道学专家，但他更是一
位冒险家。
哈雷尔劝乔克利克为他服务，这样他便可以在从埃及挣得的大笔工资的基础上
再从以色列人手中挣得一大笔收入。这位奥地利人成了摩萨德的密探。离开开罗以
后，他飞抵以色列，对埃及秘密导弹工程的情况作了全面介绍。乔克利克警告说，
埃及正朝着这样一个危险的目标疾步迈进：发展专家们所说的“最基本”的打击力
量。他们的计划是研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而这些大规模破坏武器可以
装在德国设计的导弹上。这位奥地利人的话与哈雷尔的担心完全吻合。
在职业情报官当中，哈雷尔独立处理问题的习惯可谓有口皆碑。在很大程度上
正是由于其这一习惯，他没有把乔克利克来以色列的情况告诉国防和安全机关领导
层中的任何人。但是，国防部副部长西蒙·佩雷斯却有他自己封闭的情报界内线，
从那里，他获悉哈雷尔的计划和这位科学家的情况，于是坚持要见乔克利克，以便
国防部要员向他询问情况。
哈雷尔拒绝了。他坚持以色列情报界的传统：各机构一般不交换秘密情报的提
供者。共同分享的是情报，而不是提供情报的人。知道他们的人越少，他们就越安
全。
佩雷斯在本—古里安面前大发牢骚，并威胁要辞职。“老人家”以总理的身份
命令哈雷尔允许国防部接触乔克利克。作为国防部长，本—古里安将审问的任务交
给了绝密机构拉卡姆的负责人宾亚明·布卢姆伯格。由于布卢姆伯格的人员中有些
就是科学家，所以他们有资格判断哈雷尔的观点——埃及即将拥有威胁以色列生存
的基本打击力量正确与否。这一点自然激起了哈雷尔对布卢姆伯格和佩雷斯前所未
有的憎恨。
布卢姆伯格的分析人员否定了乔克利克提供的有关所谓埃及导弹工程威胁情报
的真实性。他们的结论是，这位奥地利人的科学家身份值得怀疑。
然而，哈雷尔仍然确信纳赛尔正在策划想要毁灭以色列的行动，他仍然相信乔
克利克。哈雷尔派了一位名叫约瑟夫·本—盖尔的以色列人与乔克利克一起前往瑞
士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们的任务是恫吓海迪·戈尔卡——一位为埃及导弹工程工
作的德国科学家的女儿。他们对海迪·戈尔卡说，如果她父亲不立即离开开罗，就
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她向瑞士警方报了案。1963年3 月15日，瑞士警察在巴塞尔
一家旅馆的外边逮捕了这两位摩萨德间谍，并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这使以色列非
常难堪。他们最后被判处短期监禁。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一个大错误。
尽管如此，哈雷尔还是认为有必要采取公开行动，德国人和埃及人并未停止合
作，在瑞士审判期间也有必要进行一些解释工作，让全世界，起码让以色列人民相
信这一点：纳粹后裔还在以埃及作为基地进行导弹研究，并以此威胁他们刚刚建立
的国家的命运。
于是，哈雷尔开始寻找记者作为摩萨德间谍前往欧洲对那里的媒体进行宣传工
作。有3 位以色列高级记者在他的鼓动下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搜集更多的有关那
些德国科学家的情况。
让以色列记者充当间谍，这样的事情摩萨德干得很少，而这回也许还是第一次。
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二个大错误。这些“半摩萨德”记者不停地发表有关导弹威胁
的文章，这在以色列公众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慌。本—古里安非常恼火，他指责哈雷
尔私自向报界透露消息，损害了以色列与联邦德国之间正在发展的外交关系。那时，
由于戴高乐对以色列逐渐冷淡的态度，以色列极度需要把联邦德国视为可以代替法
国的新盟友。
可是，作为情报机构的首脑，哈雷尔并不关心外交上的考虑或联邦德国对于本
—古里安新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而是坚持实施他的行动计划。这是哈雷尔犯下的
第三个大错误。
裂缝产生了。本—古里安要求哈雷尔停止其私自组织的讨伐行动。哈雷尔则加
以拒绝。他想从本—古里安的工党其他成员那里获得支持，并试图把外交部长果尔
达·梅厄和财政部长列维·艾希科尔拉到自己一边。
除此以外，本—古里安与哈雷尔之间在其他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前面讲到的
哈雷尔反间谍的事件就是一例。哈雷尔热衷于提蛀虫，但是捉到总理的头上了。由
于比尔是总理的密友，当比尔确实是间谍而被捉捕的时候，这让本—古里安十分的
不快，因为这极大地扫了自己作为总理的面子。
本—古里安也开始为哈雷尔拥有的过高权威而担心。哈雷尔运用总理给与的权
利发展了摩萨德的也是他自己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