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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里，他呼吁本—古里安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允许成立巴勒斯坦国——尽管以色
列在独立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在50年代初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严重对立的局势下，
这是十足的异端邪说。
本—古里安及其中央集权的执政方法自然是这家杂志极力攻击的目标，执政党
则憎恨阿弗内里。工党机关发起了对《这个世界》的抵制运动，但这份刊物始终有
它的忠实读者。1956年，由于该杂志在封面上登载了有关特拉维夫警察局长腐败行
为的标题新闻，这位警察局长正好是总理的儿子阿莫斯·本—古里安，所以发行量
甚至还大大增加了。作为本—古里安总理的忠实仆役，哈雷尔对此诽谤性的标题新
闻无法容忍。
此外，阿弗内里还将他的笔墨子弹射向了辛贝特本身。这使哈雷尔更加无法忍
受，因为当时还无人写过关于以色列安全机关的文章，《这个世界》并未直呼辛贝
特之名，而只是经常提到“黑暗机关”。
这家杂志把辛贝特描述为一个残酷践踏人权的魔鬼，似乎以色列社会中一切不
好的东西都是辛贝特造成的。
阿弗内里的行为不仅惹怒了哈雷尔这位梅穆内，而且还惹怒了辛贝特的挂名局
长阿莫斯·马诺尔。马诺尔指责该杂志“编造谎言，惹是生非，并开始对其人员进
行监视，希望查出他们的丑行”。《这个世界》则使用登载调查报告的形式予以回
击。当然，这种回击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在文章中写出情报界任何职员的姓名都是
违法的。
艾泽·哈雷尔决定亮出一种特殊武器：一份针锋相对的刊物。为了减少阿弗内
里的发行量，辛贝特于1956年8 月1 日开始出版名为《石榴》的周刊。这份杂志与
阿弗内里的刊物大同小异。《这个世界》就现实社会发表批评意见，而《石榴》则
宣传官方观点，但《石榴》也刊登一些娱乐行业的花边新闻，旨在扩大销路。
《石榴》对《这个世界》展开了文字战，然而，这份仿制刊物的内容和文笔始
终不如《这个世界》吸引人。由于不能扩大杂志的销路，经过一场拙劣的攻击战之
后，情报界终于在发行战中败北。3 年的滞销已使辛贝特无法继续支付《石榴》的
经费，《石榴》只好停刊。
4 ．反间谍战。
哈雷尔在出任摩萨德的首脑前是负责国内安全的情报机关辛贝特局长，国内安
全之一就是反间谍。出于形势的需要，以色列不断地把特工派到国外，而敌国也不
断地把间谍遣人以色列，而由于新生的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建国初期50万犹太
人从世界各国的迅速拥人，无疑为一些外国情报机构向以色列派遣自己的间谍提供
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因此，反间谍就成了辛贝特的重要工作之一，而这也是哈雷尔
始终如一的兴趣所在。在人主摩萨德后，哈雷尔同时被总理授予“梅穆内”一职，
实际上就是辛贝特和摩萨德两个工作一块抓。所以，哈雷尔的反间谍工作一直在进
行着。
哈雷尔反间谍的工作重点在苏联（包括东欧各国）和阿拉伯国家上。因为前者
是犹太移民最多的国家，后者则是以色列的敌对国。
（1 ）齐夫·阿弗尼。
在外交部，一位来以色列之前就是苏联密探的间谍被抓获了。此人原名沃尔夫
·戈尔茨坦，出生在瑞士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母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意识，早在1917
年十月革命之前，就曾参加过列宁领导的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崇拜英雄的沃尔夫
在少年时代就迷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间谍机关克格勃吸收了他，并让他在莫
斯科接受了全面的谍报训练。训练的出发点从一开始便是潜人以色列政府内部。
沃尔夫于1948年战争期间来到以色列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外交部吸收
了他。他被安排在当时规模很小又急需人员的经济处工作。作为惯例，沃尔夫·戈
尔茨坦将其姓名改成了希伯莱名“齐夫·阿弗尼”。
阿弗尼最初只是以色列政府的一名普通职员，但他被派往国外后却得到了一些
重要职务。50年代初，他在以色列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任经济参赞。当时，以色列正
在就向在大屠杀中遭难的以色列犹太人赔偿损失问题，与西德官员进行着秘密谈判。
阿弗尼便利用工作之便，定期向克格勃报告谈判的所有细节。
之后，阿弗尼被调到贝尔格莱德工作。正是在南斯拉夫期间，他对以色列国家
安全局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最初，他的工作是处理以色列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商业
往来业务，但后来由于人手紧缺，他也被允许进入大使馆绝密的通信密码室。阿弗
尼学会了使用收发以色列外交部与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间所有电报的密码机的操作。
阿弗尼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他不仅经常自愿加班工作，还主动为不
在的或生病的同事替班。这位苏联间谍很快获得了以色列外交部的密码，从而使克
格勃具备了破译以色列外交官及拥有外交掩护身份的情报人员的所有电报的能力。
具有良好反特意识的哈雷尔一直在注意着以色列外交官的名单，并最终找到了
怀疑阿弗尼及其工作热情的理由。有迹象表明，一些以色列间谍的身份已被暴露，
而阿弗尼在贝尔格莱德的异常表现似乎与此有关。
1954年 4月，哈雷尔编造了一个理由，将阿弗尼召回特拉维夫。不知道大难临
头的阿弗尼飞往以色列之后，即被辛贝特逮捕。在审讯中，阿弗尼垮了下来，并且
交待了一切。辛贝特鉴于他的合作态度极好，因此在其服刑期间，将他安排在关有
其他叛徒嫌疑分子的牢房里，当上了辛贝特的密探。
就在将沃尔夫（阿弗尼）这位苏联特务从外交部挖出的同时，哈雷尔又抓住了
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这名阿拉伯间谍。
（2 ）玛丽·弗朗西斯·哈根。
哈根是一位在纽约联合国工作的美国记者，她与很多阿拉伯国家驻联合国的代
表相处得很好。她喜欢这些阿拉伯人，并且成了叙利亚外交官加拉布·艾尔一基利
的未婚妻。在爱情的召唤下，哈根同意为基利在以色列搜集情报。1956年，她作为
一名记者来到以色列，不久便开始向叙利亚情报机关提供情报了。
辛贝特发现哈根对以色列边境地区特别感兴趣后，开始对她进行24小时的不间
断监视，并很快掌握了她进行间谍活动的证据。哈雷尔手下的特工将哈根当场逮捕。
她受到了秘密审讯，其在新闻界的同行们未被允许到庭。1956年，玛丽·弗朗西斯
·哈根被判以间谍罪，在一所以色列监狱中监禁了8 个月。获释后，天真的哈根急
不可待地回到了纽约，但令她吃惊的是，“未婚夫”加拉布·艾尔一基利已不愿再
见她了。她被阿拉伯情报机构所利用并且最终成为了牺牲品。
（3 ）库尔特·西培教授。
尽管叙利亚人成功地将美国记者哈根发展成为一名间谍，但总的来说，阿拉伯
国家对以色列成功的渗透活动并不很多。辛贝特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人员几乎
同时发现，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阿拉伯国家的情报机关缺乏长期行动所需要的勤
勉和恒心，而这些正是出色的谍报工作所必需的“面包和黄油”。
而与阿拉伯人相反，苏联人却具有突出的谍报天赋：静候时机的耐心，将支离
破碎的细节合并起来从而解开难题的完美技术，以及将感情与工作彻底分离的能力。
伊塞·哈雷尔自小生活在俄国，直到1930年他18岁时，才随父母移居巴勒斯坦。
家世背景使哈雷尔对于苏联人的思维方式和办事原则相当熟悉，从而保证他能在知
己知彼的情况下与狡猾的对手进行较量。
苏联驻特拉维夫大使馆有大约60名成员，其中一半是“克格勃”或军事情报局
“格鲁乌”的间谍。他们在以色列征召密探，以便组建起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庞大
间谍网。从意识形态上讲，当地的共产党人较容易被发展成为苏联间谍，但由于他
们已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怀疑对象和重点监视目标，于是苏联人将目光转向了以色
列政府机构中的非共产党人员及其亲属。
1955年夏天，一名驻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以色列高级外交官的妻子回国探亲，在
特拉维夫，她与一位苏联外交官相遇并堕入情网。当时，辛贝特对苏联外交官实行
严密监视，因此很快便发现了这一情况。辛贝特把这位夫人请到了总部，让她与其
情人断绝一切来往。
与此同时，为保护她的丈夫即那位以色列驻东欧的外交官免受讹诈，外交部在
不作解释的情况下将他召到奥地利。当这位丈夫来到指定旅馆时吃惊地发现，以色
列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正等待在为他预定的房间里。哈雷尔开门见山地向这位戴绿帽
子的丈夫说明了一切：他的妻子正在与一位苏联人私通，所以他将调离东欧。外交
官当即就被通奸事件和工作调动惊呆了。从那以后，以色列外交官在被派往东欧之
前，都会被告诫不要卷入风流韵事，而外交部也不再派单身汉或未婚妇女前往东欧
工作。作为防范措施，各大使馆也都驻有辛贝特的特工，其职责之一就是提防和监
视那些潜在的敲诈者。而凡是接到这类敲诈信的人所面临的，都是要在个人声誉和
国家利益之间进行选择。不过，辛贝特也很清楚，人的情欲是很难控制的，一旦它
被激发起来，任何防范措施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利用色相勾引目标，再使用隐藏的照相机或摄影机拍摄下追踪目标做爱的镜头，
然后进行敲诈是克格勃惯用的手法。针对克格勃屡屡使用色情敲诈手段获取情报的
手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提醒说“每张床的下面都藏有红色分子”。
而哈雷尔则想向他的美国伙伴证明：在以色列人的卧室里，连粉红色也必须清除。
1960年1 月16日夜间，两位男子出现在海法郊外霍雷布大街的一栋别墅前，其
中一位是辛贝特特工，另一位是警察总部调查局特勤处警官。两名男子敲开了捷克
斯洛伐克籍教授库尔特·西塔的家门，井以间谍罪将他逮捕。
西塔于1910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的一个非犹太德国人家庭。在布拉格
学习期间，西塔被认为是一位数学和物理学天才。由于其妻子是犹太人，盖世太保
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结识了一批捷共著名人士。战后，
这些共产党员中的一部分人加入捷克情报机构后，也将他们的朋友西塔吸收为间谍。
西塔曾在英国学习核物理，后又在纽约的锡拉丘兹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美国联
邦调查局发现他是共产党间谍后，对他进行了审讯，并让他充当双重间谍。1953年
离开美国前往布鲁塞尔，两年后，他又应邀前往“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大学”——海
法技术学院讲学，并接受了该校物理系主任一职。
作为一名非犹太人的外国人，西塔在以色列的非凡成就为捷克斯洛伐克及苏联
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1955年至1960年，一位捷克斯洛伐克驻特拉维夫大使馆
的“外交官”经常与这位教授见面，并从他这里得到了大量的材料。
西塔教授的被捕不仅震惊了他在技术学院的同事及学生，也震惊了以色列政界
领导人，他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法庭审讯所列举出的事实却不容置
疑。西塔的主要目标是伯格曼教授所领导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而他则是在以色
列纳哈尔·索雷克核试验反应堆投入工作两天之前被捕的。
哈雷尔领导的辛贝特花了近5 年时间才侦破了这一间谍案。西塔在5 年中究竟
向东欧集团提供了多少以色列的核机密，无人可以说清。于是，辛贝特在庆祝胜利
之际，又不得不想方设法修复他们业已受到损害的形象。其官员声称，西塔只是在
谍海中戏水的一条小鱼，他向共产党国家提供的只是一些与核项目无关的次要情报。
而哈雷尔则抱怨美国联邦调查局，指责他们没有将以前了解的西塔的所有情况告诉
以色列。
伊塞·哈雷尔对于追捕间谍的工作格外着迷，他如同一名痴迷的猎手，每捕获
到一只新猎物都会兴奋不已。而现在，他又将怀疑的目光转向了本—古里安总理身
边的著名人物——伊斯雷尔·比尔教授。
（4 ）总理的密友伊斯雷尔·比尔教授。
伊斯雷尔·比尔于1912年出生在维也纳，早年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