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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耶路撒冷，我奇怪为什么犹大人家家门框上全钉着小木条，连五星级的希尔顿饭店也不例外。经奥丽特介绍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古老的门柱圣卷。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耶路撒冷后将圣殿付之一炬，掳走大批犹大人，史称“巴比伦之囚”。至今以色列人一提伊拉克就咬牙切齿，更不用说萨达姆还三天两头地扔“飞毛腿”。继而罗马帝国铁骑结束了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长达1300年的历史，大批犹太人流亡北非，受尽埃及人的欺侮。据说，上帝为犹太人的苦难所感动，决定惩罚埃及人，降以十大灾难，其中一条就是杀尽埃及人的长子。上帝告诉犹太人首领摩西，让所有犹太人在门框上贴上门柱圣卷，以保他们的长子安然无恙，以后摩西率犹太人经西奈返回耶路撒冷。据《出埃及记）载，摩西遵上帝圣旨将羔羊之血涂于门楣之上，以便天使缉杀埃及人长子时，见有血之家即越门而过，这便是“逾越节”的由来。
（四）
在基督教居民区，奥丽特带我沿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向刑场的多洛罗萨路，看了耶稣见母处、耶稣墓和圣墓教堂。
圣墓教堂又称复活教堂，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之母海伦娜太后所建，耸立于东耶路撒冷卡尔瓦里山顶。耶稣的坟墓和坟墓入口均在此教堂内，故基督教内部不分门派和所属教会，都把这里奉为圣地。
1943年12月，在中东作战的乔治·巴顿中将参拜圣墓教堂时，圣墓教堂由天主教徒、希腊东正教徒和科普特教基督徒组成的小组联合管理，不知出于偶然原因还是共同的政治远见，看门人竟是一个穆斯林。这种惯例直到1993年9月我第四次赴以色列采访时仍未改变。当年巴顿将军钻进仅能容纳四个成年人站立的墓穴内，四个与巴顿将军同样高大的当地秘密机构的警卫也硬跟着钻了进去，巴顿在当晚的日记中对此揶榆一番：“在这样一个地方行刺，肯定不会成功。”50年后，我作为官方摄影师随钱其琛外长钻进墓穴时，四位身材高大的以色列警卫也躬身挤了进来，挤在墓穴墙角的我根本无法摆弄相机。
圣墓教堂内的那块停放耶稣尸体的石板也是教徒顶礼膜拜的圣物，石板上的深红色的斑点据说是耶稣当年的血迹。
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作为驻开罗的摄影记者，又数度前往耶路撒冷。但我早已失去战时的激情，对往返开罗那路撒冷的空中飞行也失去了耐心，驾车前往时竟无意中闯过边界，通过电台、电视、报纸成了以色列家喻户晓的“飞人”（F1yingMan）。由此我最能理解耶路撒冷人开车为什么那么急不可待。今天，5分钟的路程也许要走5000年，这是我驾车沿摩西出埃及走的旧路渡红海、穿西奈、过加沙直取耶路撒冷时悟出的道理。人生的乐趣就在定与不定之间。
海湾战争期间，我头一次到耶路撒冷。那天，天降暴雨，漂亮的奥丽特小姐把我领进距耶稣被出卖的朱斯马尼花园旁的一座教堂避雨，古色古香的花岗岩建筑令我发出地老天荒的感慨。古老的石头，不变的色彩，永恒的宁静。
我与奥丽特并排坐在圣像下，默默无言。我紧闭双目，享受紧张工作中短暂的宁静。万籁俱寂、天地纯洁，我能听到奥丽特小姐的心跳声。激动之余，我将当时的感受写下来发往北京，文章当天就登在了《参考消息》上，作为我海湾战争采访连载的一节。与此同时，我还接到上司的一纸弹劾，责问我把奥丽特小姐摆在哪儿了，怎么会听到她的心跳，任我怎么解释也不肯理解我所经历的神圣与宁静，因为北京不是耶路撒冷。
常年危险、紧张而情感化的工作方式常将我的精神推至悬崖边缘，我在静谧中默默回忆历尽千辛万苦出色完成各项任务的过去，心中所有不快在圣像下化作一池平静的春水。自诩具有军事天才而又派不上用场的我也许将来会用全部退休金去买一群羊，过上摩西那种朴素恬静的生活。
第14节 我看到了神光
吉萨金字塔声威盖世之际，本应与其齐名的阿布森贝神庙却远远躲在上埃及非洲烈日的阴影里。在当今所有描绘古埃及灿烂文化的典籍中，有关阿布森贝的章节丝毫不比吉萨金字塔逊色，甚至偶有过之。几千年来，“神光”准时穿过61米长的隧道照到拉姆西斯二世脸上这一世界奇观，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人前来瞻仰。
（一）
1992年2月，埃及政府邀请部分常驻开罗的外国记者南下位于埃及…苏丹边境的沙漠小镇阿布森贝，采访阿布森贝神庙2月21日出现的“神光”，当时，我和国际广播电台小高都刚到开罗不久，自然属“无名鼠辈”而榜上无名。
尽管我使出当年在北京跑新闻的蛮劲，软磨硬泡了整整两天，主管此事的官员也动了侧隐之心，可最后还是得我们自己想办法：“你们可以从开罗乘火车前往900公里外的阿斯旺，然后找汽车穿过300公里的南方沙漠，或者骑骆驼。”
偌大的开罗火车站内竟连一块英文标志牌都没有，到处是令人眼花镣乱、蚯蚓般蠕动的阿拉伯文。我们找到一位粗通英文的旅游警察（埃及负责旅游秩序的专门警察），才被引到游客售票处，一打听到阿斯旺的卧铺要217埃镑（约70美元），吓得我脑袋差点缩进脖腔里。转出候车大厅，钻进散发着异国气味的地下通道，还有一个脏兮兮、乱糟糟的售票室。这里挤满了缠头巾、穿阿拉伯长袍的埃及人，此处也卖去阿斯旺的火车票，不过只有二等硬座，票价仅为卧铺的1／10，每张才22。8埃镑（约7美元）。
埃及二等列车远比我们想象的好，许多勤俭的西方游客也挤在这里，光我们这节车厢就有三个美国大疯丫头，两条德国大汉和一名日本学生。
沙漠上的夜车冷得要命，我把羽绒衣拉锁拉到头，把脸埋在衣领里，生怕呼出的哈气浪费掉。紧挨我的努比亚老人不停地咳嗽，将浓痰随口吐在我脚边。身后的阿拉伯少年一支接一支唱着又甜又快的情歌，我只听得懂一句“哈比比”（亲爱的）。一位用黑纱从头裹到脚的阿拉伯妇女缩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宛若乌木根雕。
终于熬到天明，步入列车厕所，才发现马桶堵塞，遍地“遗矢”，已无立锥之地，随着列车的有节奏的摇晃，恶臭徐徐扑面而来。列车溯尼罗河蜿蜒而上，两侧是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可车内的空气却污浊之至。小高试图打开车窗透透气，但车窗密封着。我走到车厢的一头，发现车门竟是开着的，两条德国硬汉正蹲在敞开的车门边随手扯过一根根甘蔗，然后狼吞虎咽地大嚼。我朝这两位条顿骑士喊了声“猫根”（德语，早上好！），他们就顺手扔给我一根。我掰了一段递给小高，自己捧着半根甘蔗蹲在他们旁边试着用牙咬住断茬剥皮。一位努比亚黑人见我啃得斯文，一把夺过去，在我的甘蔗上狠咬一口，又塞回我嘴里，教我从他咬开的断口处吸甜水。
每逢小站，火车并不停顿，仅仅减慢速度。旅客都像打冲锋、抢夺制高点似的爬上跳下，陌路途人则主动帮上下车的旅客抛接各种奇形怪状的行囊。
次日下午2点，火车终于缓缓驶入终点站阿斯旺。经过15个小时的硬座旅行，小高和我已变成涅磐的乌鸦，嘴角上挂着尼罗河甘蔗凝结的白汁，一脸痴相地爬下火车。
（二）
阿斯旺（Aswan）位于开罗以南900公里的尼罗河畔，面积783平方公里。历史上的阿斯旺几度辉煌，以秀美平和的热带风光和悠久文明震惊世界，故事片《尼罗河惨案》就发生在这里，阿斯旺纤夫凯特拉克特饭店也因“惨案”成为闻名于世的四星饭店。我坐在该饭店濒尼罗河的露天酒吧，手端用尼罗河水酿制的斯黛拉啤酒，面对点点白帆，耳畔回荡着《尼罗河惨案》的主题曲，仿佛置身于危机四伏的电影情节之中。
阿斯旺北邻卢克索，南有苏丹重镇哈尔发，早在远古就已成为东北非最重要的贸易城市。阿斯旺在古埃及语中称为“苏努”，意为市场。希腊人将其曲解为“看见”，科普特语念作“斯旺”（Swan），阿拉伯人在其前面冠之以阿拉伯字母“A”（阿里夫），约定俗成变成了现在的阿斯旺。
按阿斯旺旅游局长穆罕默德·阿哈米德的说法：“世界上先有阿斯旺，后有旅游业。”尼罗河美丽的自然景观、舒适的热带气候、丰富的文物古迹和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坝，使阿斯旺的旅游业特别发达。阿斯旺现有旅馆床位5050张，豪华游船床位2万张，每年吸引游客达百万之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阿斯旺旅游局仅有20名工作人员。
埃及领土面积100。2万平方公里，96％是沙漠，4％的可耕地全部集中在尼罗河沿岸。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尼罗河平均年径流量840亿立方米，但年际变化极大。1878年径流高达1510亿立方米，可1913年仅有420亿立方米。尼罗河的涨落不仅缔造了精确的历法、数学、天文学、建筑学，也让沿岸人民饱尝水旱磨难。自古以来，每年6月17日～18日，尼罗河水变绿，继而暴涨，名曰“落泪”。到8月28日，当地人将盛装的美女载至河心，抛入激流为河神娶妇，名曰“忠诚节”。这种习俗一直沿袭了几千年，现在，每年8月28日尼罗河沿岸仍举行“忠诚节”纪念活动，只不过石膏人和鲜花取代了祭祀河神的少女。
我们的出租车司机老穆罕默德开着辆连方向灯仪表板全没有的“标致504”，他虽然仅仅勉强小学毕业，可娶了个开罗农学院毕业的太太，为此特别得意，不停地炫耀太太的种种贤德。再有一件令他夸耀的事是1961年周恩来访问埃及，他给周恩来开过车。他自称家中珍藏着一张周恩来的“书法”。
汽车驶过1932年埃及革命前法鲁克国王修建的防洪坝，进入举世闻名的阿斯旺高坝管理局大门。高坝管理局局长哈马迪·M·贾哈尔详细介绍了这座历时10年（1960一1970年）、耗资9亿美元的世界第一巨坝的建筑过程。位于中东动荡地区的阿斯旺高坝利用山势，建在沙砾结构的尼罗河冲积层上，采用黏土心墙堆石施工法，坚固万分。当我问及阿斯旺高坝是否经受得住战略导弹诸如“飞毛腿”之类的袭击时，贾哈尔局长称：“原子弹也炸不塌，更何况埃及拥有一流的防空力量。”
驱车于111米高的阿斯旺水坝之上，脚下波涛翻滚的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被拦腰截断，放眼南望是宽15公里；长500多公里的纳赛尔湖，这座世界第二大人工湖吞下尼罗河的全年径流，实现河水多年调节，使1964年的洪水、1972年的干旱、1975年的特大洪峰和1982年以来的持续低水位都化险为夷。高坝西端是75米高的埃苏友谊塔，塔身并排镶嵌着直径2米的苏联和埃及国徽及纳赛尔、萨达特的画像。一大帮中学生正挤在纪念塔下拍照，天真的脸上洋溢着人类与生俱来的希望之光。
（三）
阿斯旺南行300公里才是阿布森贝，由于沙漠中没有铁路，只能乘飞机或搭长途汽车。饭店门口的出租司机开价240埃镑（80美元）才肯上路。我们转到长途车站，一位头缠白包头的努比亚黑人司机拦住我们。他用流利的英语自我介绍名叫汉姆萨，家住阿布森贝，正准备凑够一车人赶回家，如果我们愿意，每人只缴20埃镑（7美元）就行。
汉姆萨的这辆“标致504”最多只有五成新，车上三排座位满满塞了9个人。我和小高因为是外国人被优待坐在第一排，我紧挨在司机右侧，怀抱摄影包丝毫动弹不得。汉姆萨车开得极野，还没出阿斯旺城时速就超过150公里。他左手扶方向盘，身子倒向右侧，用右拳狠砸汽车收录机，被车随着他右拳的起落一蹿一蹿地向前冲。至少敲了10分钟，收录机才好歹转了起来，原来是一盘伊斯兰祈祷词，汉姆萨和全体乘客一齐跟着收录机唱起“安拉”来。
小破车以160公里的时速狂奔，小高还不断地鼓励司机“果义斯”（阿语，好）。就在他再次叫好的同时，只听左后轮胎一声巨响，继而是钢圈与路面磨擦发出的刺耳尖叫。破车在沙漠路上左右摇摆着冲向前方，一头扎进右侧的沙堆，旋即又反弹回来，在公路上作360度的原地转向，斜歪在公路左侧的沙地里。小高惊叫着撞开车门，以为车子马上就要起火爆炸。司机拎出一只塑料桶钻出车外，我猜他要灭火，可他竟坦然地立在沙地上撒起尿来。之后又从容地用塑料桶里的水认真地洗下身，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最后，他才在沙地上支起千斤顶，若无其事地换上备用轮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