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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阴平小道的防御漏洞，这个责任应由负责全面军事的姜维承担。 可能有人以为，此时姜维已经说话不管用了，其实不然，从后主和其他将领对其轻易改变汉中防御战略毫无反对，就可看出，在军事方面，姜维还是说话管用的。像改变防御战略这样的大事都说了算数，如果部署三千人防御阴平小道，恐怕也不会有人反对吧？ 但是，实际上对于这条小道，蜀军疏于防备，才导致后来被邓艾偷渡成功。 如果在江油城堡有三千蜀军严阵以待，那不敢说邓艾将全军覆没，至少依托城堡险要，邓艾根本不可能进入成都平原。 5、没有及时分兵增援诸葛瞻，导致诸葛瞻孤军奋战被消灭，成都也就彻底完蛋。这个责任主要也在姜维。
《三国志钟会传》记载：会上言曰：“贼姜维、张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维等所统步骑四五万人，擐甲厉兵，塞川填谷，数百里中首尾相继，凭恃其众，方轨而西。 因此，我们知道，姜维在强川口战败之后，虽然损失了部分人马，但在会合了张翼、廖化、董厥各军并与钟会军激战若干时间之后，兵力依然有4…5万人。
我们知道，蜀国在册的兵力不过102000人，大致减去汉中损失2万，强川口损失1万，东线和南边各留5000，再加上姜维这近5万人，诸葛瞻最多也就1万人，此时成都已经是空城了（大概有2千皇宫禁卫军）。 而诸葛瞻实际上并没有实战经验，因此，姜维派出部队回援诸葛瞻，应是最后唯一的机会。 姜维能否回援？我们都知道剑阁天险，守剑阁这种天险完全不用5万人，2万足以。因此，姜维至少可以分兵2万回援诸葛瞻。 连邓艾在偷渡阴平前，也预测了姜维回援：艾上言：“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馀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邓艾传） 当然，可能有人以为时间不够，其实不然。阻击邓艾是位于涪县（今四川绵阳），此地距剑阁168公里（380汉里），距成都125公里（284汉里）。如果急行军，剑阁的援军也就晚一天到达涪县。 那么只要诸葛瞻在涪县坚持一天时间，就可以达到蜀军3万攻击邓艾军1万的局面。
那么，为何姜维手握重兵却不能出一兵一卒来回援呢？没有答案（我不想把姜维想的太坏）。但是这个责任只能由姜维来承担了。
二、 我的看法
如果不是做为蜀军最高军事负责人的姜维犯了如此多的战略、战术性错误，即使蜀国政治、经济形势一般，也不会如此轻易地就被魏国灭亡了。 在整个战役中，并没有任何蜀军补给不上的问题，也没有蜀军因政治或经济问题哗变的问题（除蒋舒因权力问题投降、马邈因无兵无备而投降外），因此，蜀国的经济、政治至少维持防御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18万魏军很快就消灭了有天险地形依托的10万蜀军呢？我们不能不说，姜维的指挥错误是最大的原因。 有人批评后主的投降，但是，后主当时还有什么选择呢？ ——而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谯周传） 1、 作战。由于没有预计到敌人能打进来，因此城防毫无准备，何况也没有可用之兵；2、 投奔吴国，这个已经被谯周的理由所否定； 3、 南逃南中，这条路也无成功希望；4、 杀身成仁。 5、 投降魏国。
其实，只有最后两个可以选择。不过以后主的才能和境界，选择第四的可能极小，否则他也不会是这样一个毫无主见，被下臣所驱使的皇帝了。
总之，经过一番探讨，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后主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军事大计多由大将军姜维所出，蜀军主力也由姜维统领。是姜维的连续犯错，导致了10万蜀军的迅速崩溃。当然魏军统兵大将的高超才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姜维这些错误，无一例外地都被敌方利用了。
再谈西蜀后继无人的根本
…诸葛亮的用人之道
《将苑》…武侯之作，论识别人才之法。
那么我们先看看标准：
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二曰：穷之以词辨而观其变；
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
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看了标准之后，可以看到诸葛亮在用人方面的最大不足，他在识别、选拔人才上存在偏见，“明察则有短而必见，端方则有瑕而必不容”《资治通鉴》。
观诸葛，除了治国征战外，在人员培养选拔上考虑很多，力图使西蜀出现贤人汇聚的局面，史料记载：诸葛亮也曾提拔过庞统、蒋琬、杨洪等人员，但却没能培养出一名继承自己事业的接班人。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诸葛亮的求全责备、查之密、待之严，要求人皆完人，对于一些有特长的人才因小弃大，虽收录，而不固任之，看看下面这几位：
魏延…字文长，义阳人，性格有些高傲，有奇谋，不肯下人，终生为用而不受信。
马谡…字幼常，襄樊宜城人，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为蜀汉“四英”之一的蒋琬赞称为“智计之士”，因诸葛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而丧命。
刘封…本寇氏之子，長沙刘氏之甥，先主养封为子，有武艺，气力过人，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除之。
诸葛亮的一些偏颇，处之以极端，使得西蜀很多官员谨小慎微。
在用人方面，诸葛亮同刘备、孙权、曹操无可比之处，孙权敢于放手使用年轻的统帅，周瑜、吕蒙、陆逊等那一个不是年轻人，曹操深知：大用者不务细行，对决于袁绍，焚书安士，对待张绣，既往不咎。因此“士长于略者，相踵而至”。刘备运用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操守和品格所到之处均深受礼遇和尊敬，而赢得人心，身边存五虎，展翅有龙凤。
到武侯治蜀时，谋臣猛将相继去世，人才以廖若晨星，到费祎刺后，只有姜伯约东挡西杀了。
在来讲诸葛亮出将入相，内政军戎“事必躬行”，“罚二十以上必亲理”，这种做法一导致自己“食少事烦”，二不利于接班人的培养，越俎代庖！更影响后任执政者，史书讲：蒋、费二人循规有余，进取不足。
《管仲论》讲：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无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充分说明得力接班人的重要；举贤荐能，治理国家同样重要。
由此，西蜀的后继无人与诸葛亮生前培养使用人才上的失误有着直接联系。
武侯祠：一千五百年的沉思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名人，但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中国大地上有无数座祠堂，没有那一座能像成都武侯祠这样，让人生无限的崇敬，无尽的思考和深深的遗憾。这座带有传奇色彩的建筑，令海内外所有的崇拜者一提起它就生一种神秘的向往。
武侯祠坐落在成都市区略偏南的闹市。两颗古榕为屏，一对石狮拱卫，当街一座朱红飞檐的庙门。你只要往门口一站，一种尘世暂离，而圣地在即的庄严肃穆之感便油然而生。进门是一庭院，满院绿树披道，杂花映目，一条五十米长的甬道直达二门，路两侧各有唐代、明代的古碑一座。这阴绿的清凉和古碑的幽远先教你有一种感情的准备：我们将去造访一位一千五百年前的哲人。进而门又一座四合庭院，约五十米深，刘备殿飞檐翘角，雄踞正中，左右两廊分别供着二十八位文臣武将，过刘备殿，下十一阶，穿过庭，又一四合院，东西南三面以回廊相通，正北是诸葛亮殿。由诸葛亮殿沿一红墙和翠竹夹道就到了祠的西部——惠陵，这是刘备的墓，夕阳抹过古冢老松，教人想起遥远的汉魏。由诸葛亮殿向东有门通向一片偌大的园林。这些树、殿、陵都被一线红墙环绕，墙外车马喧，墙内柏森森。诸葛亮能在一千五百年后享此祀地，并前配天子庙，右依先帝陵，千百年来香火不绝，这气象也真绝无仅有了。
公元234年，诸葛亮在进行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对魏作战时病死军中。一时国倾梁柱，民失父相，举国上下莫不悲痛，百姓请建祠庙，但朝廷以礼不合，不许建祠。于是每年清明时节，百姓就于野外对天设祭，举国痛呼魂兮归来。这样过了三十年，民心难违，朝廷才允许在诸葛亮殉职的定军山建第一座祠，不想次例一开，全国武侯祠林立。成都最早建祠是在西晋，以后多有变迁。先是武侯祠与刘备庙毗邻，诸葛亮祠前香火旺，刘备庙前车马稀。明朝初年，帝世之胄朱椿来拜，心中很不是滋味，下令废武侯祠，只在刘备殿旁附带供诸葛亮。不想事与愿违，百姓反把整座庙称武侯祠，香火更甚。到康熙年间，为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改建为君臣和庙，刘备在前，诸葛在后，以后朝廷又多次重申，这祠的正名为昭烈庙（刘备谥号烈帝），并在大门上悬以巨匾。但是朝朝代代，人们总是称它为武侯祠。直到今天。“文化大革命”，曾经疯狂地破坏了多少文物古迹，但武侯祠却片瓦未损，至今每年还有二百万人来拜访。这是一处供人感怀、抒情的所在，一个借古证今的地方。
我穿过一座又一座的院落，悄悄地向诸葛亮殿走去。这殿不像一般佛殿那样深暗，他为丞相治国之地，殿柱矗立，贯天地正气，殿门前敞，容万民之情。诸葛亮端坐在正中的砻台上，头戴纶巾，手持羽扇，正凝神沉思。往事越千年，历史的风尘不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的左右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瞻与尚在诸葛亮死后都为蜀汉政权战死沙场。殿后有铜鼓三面，为丞相当初治军之用，已绿锈斑驳，却余威尚存。我默对良久，隐隐如闻金戈铁马声。殿的左右两壁书着他的两篇名文，左为《隆中对》，条分屡析，预知数十年后天下事；右为《出师表》，慷慨陈辞，痛表一颗忧国忧民的心。我透过他深沉的目光，努力想从中发现这位东方“思想家”的过去。我看到他在国乱家丧之时，布衣粗茶，耕读山中；我看到他初出茅庐，羽扇轻轻一挥，八十三万曹兵灰飞烟灭；我看到他在斩马谡时那一滴难言的混浊泪；我看到他在向后主自报家产时那一颗坦然无私的心。记得小时候读《三国》，总希望蜀国能赢，那实在不是为了刘备，而是为了诸葛亮。这样一位才比天高，德昭宇宙的人不赢，真是天理不容。但他还是输了，上帝为中国历史安排了一处最雄壮的悲剧。
假如他生在古周、盛唐，他会成为周公、魏征；假如上天再给他十年时间，他也许会再造一个盛汉；假如他少一点愚忠，真按刘备的遗言，将阿斗取而代之，也许会又建一个什么新朝。我胸中四海翻腾作着这许多的“假如”，抬头一看，诸葛亮还是那样安静地坐着，目光更加明净，手中的羽扇像刚刚轻挥过一下。我不觉可笑自己的胡思乱想。我知道他已经这样静坐默想了一千五百年，他知道天命不可违，英雄无法造一个时势。
一千五百年前，诸葛亮输给了曹魏，但他却赢得了从此以后所有人的心。我从大殿上走下，沿着回廊在院中漫步。这个天井式的院落像一个历史的隧道，我们随手可翻检到唐宋遗物，甚至还可以驻足廊下，与古人、故人聊上几句。杜甫是到这祠里最多的。他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唱出了这个悲剧的主调。院东有一块唐碑，正面、被面、两侧或文或诗，密密麻麻，都在与杜甫作着悲壮的唱酬。唐人的碑文说：“若天假之年，则继大汉之祀，成先生之志，不难矣。”元人的一首诗叹道：“正统不惭传千古，莫将成败论三分。”，明人的一首诗简直恨历史不能重写了：“托孤未负先君望，恨入岷江昼夜流。”南面东面两廊的墙上嵌着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笔走龙蛇，倒海翻江，黑底白字在幽暗的廊中如长夜闪电，我默读着“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读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看那墨迹如涕如泪，笔锋如枪如戟，我听到了这两位忠臣良将遥隔九百年的灵魂共鸣。这座天井式的祠院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