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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急需人才。但刘备作为一个世人皆知的大英雄、一位年近半百的老将军，肯屈尊拜访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向他请教治国平天下的战略问题，这就足以让诸葛亮感动了。
关于“三顾茅庐”的故事，《三国演义》写得非常精彩，足足花了近两个章节的篇幅来描写刘备与诸葛亮的会见，但在权威的历史书《三国志》中，上述内容都没有记载，关于这一段，书中只有五个字“凡三往，乃见”。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有一番外貌描述，说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除此之外，小说还在别的章节中提到：诸葛亮执掌刘备军队后，常常手持羽扇，坐一辆四轮小车。
《三国演义》的这种描述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今天我们看到的诸葛亮形象几乎都来源于此。然而，生活在明代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距离三国时期已有1000多年，他的描述有何依据呢？
晋朝的裴启在他所写的一本名叫《语林》的书中，记载了诸葛亮外貌。书中说，诸葛亮和司马懿在五丈原对峙时，司马懿曾经派人偷偷地观察过诸葛亮。那人报告说，诸葛亮坐一辆未加装饰的小车，头戴葛布做的头巾，手持白羽扇，指挥三军。司马懿听后长叹一声，说：“诸葛亮真名士也！”这是魏晋南北朝的文献中对诸葛亮外貌特征惟一的记载。它可能就是罗贯中塑造诸葛亮外貌特征的依据。
据学者研究，在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名士们非常盛行戴各种各样的头巾。所以，说诸葛亮头戴葛巾、纶巾应该都没有错。
羽扇是用鸟的羽毛做的扇子。东汉末年盛行于江东，除了诸葛亮之外，当时，手里整天拿着扇子的名士也不少。
鹤氅原本是一种用白鹤等鸟的羽毛制作的、价格昂贵的外套。后来泛指那些衣袖宽大、穿着飘逸的外套。这种服饰在魏晋时期确实非常流行。
至于四轮车，则是罗贯中的艺术加工。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在五丈原坐的小车，是一种由一匹马拉的两轮车，而不是《三国演义》中让人推着走的四轮车。
诸葛亮和李严的关系
读《三国志李严传》，李严的事迹基本上是清晰的。早先的且不谈，即从李严诣永安谈起。
章武二年，刘备兵败回川，招李严赴永安，拜为尚书令。（其意很明显，是加强永安的兵力防吴。虽然兵败后不久，孙权就派信使谈和，和刘备达成协议。但双方都还是权宜之计，不得不防。） 章武三年，刘备病重托孤。“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此句统内外军事争论最多，事关李严的军权问题。但也须关注留镇永安一句，那就还是防吴。所谓的内外军事，当指永安一带的内外军事。因为刘备再糊涂也不可能把成都诸葛亮的兵，汉中魏延的兵以及其它地区的兵，都一股脑交给李严管。如果像有些论者所言，刘备连诸葛亮都信不过，怎能信得过后归附的李严？） 同年，改元建兴，李严被封为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这次蜀国普遍的升官潮中，廖立的意见最大，认为没有受到重视。而后来诸葛亮的清算廖立的表文中提到，此时李严的地位仍不过是将军一级，还没有进升到“卿”的地步，地位还是比较低的。） 建兴四年，李严官职变为前将军。因为诸葛亮要出师汉中，李严的职责有所变动，就是所谓的“知后事”，负责后方防务。所以他移屯于江州，而令陈到守永安，但陈到仍受李严统辖。
（在以上这几年中，诸葛亮和李严的关系是很好的。诸葛亮夸奖李严办事有能力有效率，是“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李严则因为责任重大，想拉回孟达做助手。诸葛亮、李严与孟达分别通信，来往频繁。李严为了拥护诸葛亮，曾提出给诸葛亮加九锡。） 建兴八年，李严官升骠骑将军。
（这段时间，李严与诸葛亮出现了分歧。正如后来诸葛亮所说，李严“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我们看其它记载可以得知，李严这几年在江州，建设方面搞得很好，修筑了江州大城。辖区百姓也深受其福，是很有成就的。诸葛亮的“尚为小惠”之语，其实是清算时的委婉之语，一如今日之“曾做过有益的工作”。但李严有了成绩和功劳之后，自己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所以便干了一件以五郡求立巴州的事，给自己讨巴州刺史的官。纵观三国时，分郡的极多，合郡为州的极少，其原因是大的割据政权避免在内部形成新的小割据，所以郡越分越小。巴郡一带就曾经分过几次郡，而因此地是古代的巴国，传统上自然一体，所以当地人一直有合郡为州的愿望。李严此举，事实上颇顺民意，而对蜀国的大局不利。诸葛亮坚决反对，因此和李严有了隔阂。） 建兴八年，因为魏国要大举进入汉中，诸葛亮调李严率二万兵入汉中增援。李严不肯离开根据地江州，再三推诿，并且提出要给自己开府辟官属。诸葛亮无奈，便使李严的儿子李丰继承江州的职位，李严方才肯来汉中。 （这里头有几点必须注意。其一是可以看出李严统辖的兵力，除江州留守一部分之外，李严赴汉中带了两万人，则李严在建兴年间所辖兵力在两至三万，甚至更多。蜀汉的兵力一共也就十万多一些，李严统辖乃近三分之一，那么许多论者提及的诸葛亮夺李严兵权的事可以不攻自破。其二，李严镇守江州一带的主要任务是防吴，而建兴七年孙权称帝，蜀汉遣使祝贺，双方交分天下，进入一个新的联盟合作时期，则李严驻大军防吴的意义便失去，所以诸葛亮会想到调李严赴汉中，同力对付魏国。从李严自己的权力来说，去汉中不如在江州，在江州是老大，到汉中就成了老二或者老三了，因为还有一个魏延。） 李严率军到汉中之后，立即被诸葛亮任命为主要助手，就是“以中都护署府事”，这个府，指的是诸葛亮的丞相府，李严变成了诸葛亮的官属。同时，李严改名李平。 （这个任命，李平心里必不满意，因为他原想自己开府呢。而汉中的其它官员也不满意，因为李平在后方多年，没有立过战功，一来就成了红人，后来者居上，长期跟随诸葛亮的这批人肯定不满意，所以诸葛亮才大家做过一番解释，说莫若褒之。） 建兴九年，诸葛亮伐魏，李平镇守汉中，负责运粮。便发生了后来获罪的事情。 （有人指出，诸葛亮粮尽退军是经常的事，不应当以此深责李平。其实，第一次北伐是败回来的，并非粮尽；第二次取陈仓是不能取胜，打到粮尽便退；第三次是取得胜利，夺得阴平武都二郡而退。此为第四次，诸葛亮专门发明了木牛来运粮，效率比以前提高许多。运粮不继主要是天气原因，因下雨道路难行，李平畏难，又故意捣鬼，所以派人通知诸葛亮粮尽。这个罪过，最多是个玩忽职守，并不是最严重的。但李平此时鬼迷心窍，竟诸葛亮玩起花样，等诸葛亮退军之后，便忽然说军粮很充足，为什么退军？这属于不认账。另外上表后主，说诸葛亮退军是故意的诱敌之计，掩盖军粮事件。而且在诸葛亮回军之后，李平惧罪，四处躲着不见。这正说明，当时所谓的运粮不继，主要是李平畏难，不是真的运不过去。因为如果有不可抗拒原因，李平事后便不必如此心慌。李平是托孤大臣，诸葛亮处理他很费劲，所以把前后各种文书证据搜集齐了，才当面问李平的罪，李平理屈辞穷认罪之后，才进行处理。）诸葛亮废李平为民，徙居梓潼郡。其子李丰的江州都督也夺了，改任丞相府中郎参军。后官至朱提太守。
（李平于建兴九年八月被废，而据《汉晋春秋》记载，其年“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数。”似乎在以此灾异暗示李平有冤情或者怨情。但也可解释为李平在江州多年，有惠爱在民，他被废后，江州一带百姓是抱同情态度的。）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死，李平闻讯后，发病而死。
（李平发病的原因，史书中说是李平以为只有诸葛亮才明白他的才能，也只有诸葛亮才有雅量或者资格重新起用他。诸葛亮一死，后来主持国政的人即使了解李平的才能，即使想起用他，也会因为当政者资望浅于李平而做罢。因为李平毕竟是与诸葛亮同受先帝遗诏的人，蒋琬等人都是晚起，无法任用李平做下属。） 总结：
蜀汉的大政国策，在于北伐，在于统一中原。诸葛亮为了这个目标，从建兴五年出师到汉中，一直就没有再回过成都，可以说是尽心尽力。李严则长期专注于搞国内建设，尤其是在辖区江州搞建设，发展民生。对北伐，对统一，兴趣并不大。－－这是两人的第一大分歧。 诸葛亮为人独揽大权，目的在于办事，权力集中才好指挥。李严好几次争权争官争地位，目的则只在荣誉和利益，他最重的是做官。（劝诸葛亮加九锡也可做反证。）－－这是两人的第二分歧。 而在个人感情上，两人其实能够做到互相尊重，互相了解。所以在李严闹情绪时诸葛亮会容忍，会宛转处理，而李严在被废后，坚信诸葛亮会起用他，也是一种深层的理解。如果诸葛亮不是意外死在前线，事情可能会有别的结局
诸葛亮北伐动机的探讨
对诸葛亮多次的无功北伐，长久以来习惯的看法一直是诸葛亮为了先主的重托，明知不可为而为，是他为国为民的忠心表现，但有一点很奇怪，诸葛亮是个性格谨慎的人，正因为如此的性格临战往往不能出奇制胜而无功，如此谨小慎微的人，为何会非常不谨慎的不断发动准备不足没有胜算的战争呢？还有，按理诸葛亮也是一个明智的人，而且他在刘备在世时一直从事在后方足兵足粮的工作，应该非常清楚策划一次进攻战，战役计划和后勤粮食储备的重要性，奇怪的是诸葛亮后来指挥的多次北伐，却往往因为组织仓足，粮食不足而劳民伤财，无功而返，而且往往仅侧重掠夺一些人口，暂时占领几个城市，更本没有完整的战役目标和计划步骤，这一切奇怪矛盾的地方，发生在独掌大权，不断北伐的诸葛亮身上，不得不让人燃起想探讨他北伐动机的兴趣。
当然，谈到“动机”这个词，不管对古人还是现在的人，除了本人自我表述外，旁的人谈及其人动机，都只能是主观分析。现在法院有时也有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和得利结果，来分析动机的。对诸葛亮的北伐，同样也可以用他的相关行动和得利结果，来分析他，在冠冕堂皇的外表口号下，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动机。
我认为诸葛亮不断的北伐，不管口号叫得怎样，从结果和具体实施的过程看，他一次次北伐的最大动机是为了个人集权，只有处于北伐的战时状态，诸葛亮才有借口提调政治对手李严，并借机除去他；且只有在北伐的名义下，才能上那样的《出师表》对皇帝颐指气使，并安排自己的亲信向宠等人掌管宫廷。同时，北伐集权的过程，是诸葛亮享受特权，并牢牢抓住军队以维持自身地位的必要保证。 先大体回顾一下诸葛亮的北伐进程：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作了比较精心的准备，刘备托孤时并未让诸葛亮主管军事，但他通过第一次北伐的组织过程，巧妙的排挤了同为托孤重臣的李严，第一次成为全权的军事统帅，北伐之于诸葛亮，确实是一个获得个人集权和名望的良好途径，但不可否认，当时的他确也有为国立功，“帝还故居”的一片公心”，同时也存在让不知诸葛亮为谁的魏国人，见识一下自己的个人想法。 但是在第一次北伐大败后，为堵众人之口，诸葛亮自贬了职，只有再发动下一次战争，哪怕捞一点小功，才能恢复自己的官职和威信。于是一次次仓足的所谓北伐就这样不断开始了，只有在这种北伐的组织状态下，诸葛亮才能集军权，政权，人权，物权与一身，所以才会不管北伐的结果胜负，以及是否劳民伤财，一次次发动五次北伐，对统治者集权来讲，北伐的结果倒在其次了；就算要点结果，因为是那样的出发点，诸葛亮的北伐往往不在意整个战略上的布局，不在于怎样或何时或是否能北伐成功，而仅在争取保证少冒险的前提下（不同意魏延之计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侧重掠夺一些人口，暂时占领几个城市，以便能在诸葛丞相的“功劳”簿上有点可记的东西。
诸葛亮北伐的表现，基本上是劳师劳民而无功，但最后的结果也不是他能完全控制的，所以自然也不能纯用北伐的结果来孤立分析诸葛亮的行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