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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乱谈三国网络文集-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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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集》云:“(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九锡为何物?“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卷7“九锡文”)稽考于史;九锡之礼规格极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锡中的虎贲乃天子之卫士;“天子卒曰虎贲”(《晋世家》注引《集解》贾逵曰)。斧钺金戚皆属天子之卤簿。秬鬯为天子祭祀上帝、神灵时所用之酒;《礼记·表记》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九锡中又有“纳陛”。“纳;内也;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师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王莽传上》注引孟康曰)蔡邕所撰《独断》卷上载:“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后引申其义;称天子为陛下;所以权臣即可由受“纳陛”而后晋升陛下。由此可见;谁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自王莽始;权臣易代;夺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龙袍加身;登上九五。汉末;曹操欲加九锡;受汉禅;遭到心腹荀彧的坚决反对;“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卷7“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王夫之对荀彧之死发表看法: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 
  李严亦是刘备临终时的托孤重臣;难道他的天良“牿亡已尽”;会容忍异姓篡夺刘氏江山?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劝诸葛亮受九锡;只有一种解释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诸葛亮功高盖世;当赐以殊礼;而实际上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锡;建国封王;进而代蜀汉称帝。 
  按理来说;作为托孤重臣的诸葛亮对此应表示极大的愤慨;除严厉斥责李严外;也应郑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汉室的心迹。但诸葛亮的答书却并非如此;他回书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蜀书·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 
  《汉书·王莽传》云:“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张晏注曰:“《周礼》上公九命;九命;九锡也。”诸葛亮云“十命”;乃指“九锡”之外再加“一锡”;可见其“十命”之谓比李严劝进九锡更上一层。我认为诸葛亮这番话的口气相当大;完全不像出自一个自诩“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人之口;说得难听一些;反倒像一个乱臣贼子所言。众所周知;九锡非人臣之常器。汉制;非刘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诸葛亮难道不懂这个道理?汉魏之际;除曹操受九锡外;还有刘备自加九锡;称汉中王。孙权受魏主曹丕九锡;称吴王。曹操、刘备、孙权为三国之主;难道诸葛亮欲与他们比肩? 
  稍晚于诸葛亮时期的东晋丞相王导;对晋室有再造之功;其威望与权势在当时无与伦比;故时人皆云:“王与马;共天下。”当元帝司马睿即位时;竟命王导同坐于御床;接受百官的朝拜。“导固辞;至于三四。”后来司徒蔡谟“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王导传》)。相比之下;诸葛亮就毫不避讳人臣之大忌;公开声称;若灭掉魏国;中兴汉室;自己就理所当然地封王受九锡。 
  当然;如果仅凭诸葛亮拒辞九锡;就断定其有异志;欲图大位;未免有牵强附会之感;依据并不充分;很难令人完全信服。 
  诸葛亮同刘备的君臣关系曾被世人赞不绝口;然而诸葛亮同后主刘禅的关系又如何呢?通过对有关史料的仔细分析;我认为;诸葛亮秉政后;根本就没有把后主刘禅放在眼里。他颐指气使;动辄教训皇帝。诸葛亮在上疏中说:“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又告诫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进而特别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治国安邦之需;但他一连讲了这么多“宜”怎样;“不宜”怎样;其口气之严厉;完全不像人臣之语;犹如一个严厉的父亲在教育不听话的儿子。尤其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宫中的地位并列等同;实际上是凌驾于皇帝之上;这显然是严重违反了封建专制体制所规定的君臣名分。 
  刘备在世时对其子刘禅的智商并没有作过评价;但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称赞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故刘备临终前放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蜀书·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可是;仅仅过了几年;诸葛亮北伐前夕;“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故特派侍中董允“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掌管御林军。他告诫后主:“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监视着刘禅的一举一动;弄得“后主益严惮之”(《蜀书·董允传》);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严;甚至丧失了行动自由。从刘备去世(223)至诸葛亮北伐(227);不到五年时间;难道刘禅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降低到“朱紫难别”吗?诸葛亮对刘禅作出的这一番霄壤之别的评价;居心何在?难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尽管刘备临崩时托孤于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为辅政大臣;并非是让诸葛亮单独执政;刘备除规定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外;又“呼鲁王(备次子刘永)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蜀书·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这无疑是要刘禅兄弟与诸葛亮共同治理蜀国;因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需以父辈之礼尊崇之。但诸葛亮却完全违背了刘备的遗诏。诸葛亮让李严留在永安;自己则扶刘备灵柩回成都;办完丧事;便“开府治事”。自此;诸葛亮独揽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大举北伐时;刘禅已是二十多岁;年富力强;正值青春有为之际。按汉制;诸葛亮应还政于后主;但诸葛亮不愿放权;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让刘禅“亲政”。刘禅虽然对诸葛亮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对诸葛亮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蜀书·后主传》注引《魏略》)可见刘禅当时的处境和汉献帝毫无二致;是个十足的傀儡君主。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将汉献帝置于股掌之中;但为何对诸葛亮的“欺君”却视而不见?诚不可解。 
  诸葛亮死后;刘禅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他对诸葛亮的不满。例如;李邈上书言诸葛亮专权;“后主怒;下狱诛之”'1'(《蜀书·杨戏传》注引《华阳国志》)。李邈之所以被杀;我认为倒不是因为他说了诸葛亮的坏话;而只是因为他的某些言辞;如“主畏其(指诸葛亮)威”;强烈地刺痛了曾经当过傀儡君主的刘禅的自尊心。又如;在给诸葛亮立庙的问题上;刘禅也设置了层层障碍。“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立庙于沔阳;禁止百姓“私祀”;后主才勉强同意。后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说穿了;也是一种报复。 
  诸葛亮死后;蜀汉再也不设丞相一职;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大将军;后又以费祎为尚书令、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琬卒;禅乃自摄国事”(《蜀书·后主传》注引《魏略》。刘禅为何废除丞相制?道理很简单;就是绝不容许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以免大权旁落。 
  实际上;刘备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二人。章武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蜀书·李严传》)。可见;李严地位相当显赫;执掌着蜀汉的军事大权。按刘备的策划;由诸葛亮主政;李严主军;一文一武;共同辅佐蜀汉政权。然而这只是刘备的一厢情愿;这种政治格局诸葛亮是绝不可能接受的。诸葛亮苦心经营、殚精竭虑谋划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独揽大权。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对付关羽和法正的“手段”还比较隐蔽;不敢公开化;只能使用“权术”;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就无所顾忌;他打击、排斥李严可谓不遗余力;最后将李严废为庶民;流放梓潼郡。诸葛亮废李严的这段公案;田余庆、尹韵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详细考论;故笔者不再赘述。 
  诸葛亮秉政后;蜀汉政权中除李严、廖立、魏延等少数人不服外;绝大多数官员对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违抗;有了刘备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这把尚方宝剑;不仅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员亦几乎将诸葛亮视为“皇上”。例如;诸葛亮北伐曹魏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必须修复吴蜀二国关系;与东吴重新结盟。为此;诸葛亮特派邓芝出使东吴;邓芝入吴;孙权对邓芝说:“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邓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孙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蜀书·邓芝传》)遂断绝与魏的交往;转而与蜀“连和”。 
  以往史家皆称赞邓芝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为恢复吴蜀联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我并不否认。然而从邓芝这番言词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刘禅放在眼里。孙权云“蜀主幼弱”;其实刘禅时年17岁;并非是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幼童。汉魏之际;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孙吴创业之主孙策而言;他15岁即随父孙坚起兵讨伐董卓;20岁转战江东;攻占六郡;从而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业。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位;亦只有18岁。邓芝若维护主上的尊严;何不据理而反驳之。面对孙权轻视“蜀主幼弱”;邓芝只字不作回答;却称赞孙权为“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这就把诸葛亮放到了和孙权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国之君的地位。孙权当然是个聪明绝顶的“雄略之主”;他眼见蜀汉已是诸葛亮“当家”;遂突破两国间对等交往的外交惯例;放下帝王架子;直接写信给丞相诸葛亮;表彰邓芝的功绩:“和合二国;唯有邓芝。”(《蜀书·邓芝传》)事实上;孙权直接与诸葛亮的对话是经常的。“备寻病亡;子禅袭位;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陆)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吴书·陆逊传》)孙权虽委托陆逊与诸葛亮打交道;但没有彻底放权;因为陆逊是以孙权的名义;写给诸葛亮的书信盖的是皇帝孙权的御玺。可见中国古代对君臣间的礼仪制度是何等重视。相反;诸葛亮却胆大妄为到了连君臣名分都不顾的地步;他“以禅未闲于政”为借口;“遂总内外”(《蜀书·后主传》注引《魏略》);在外交上亦完全撇开刘禅;而由自己与孙权平等“对话”。 
  二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诸葛亮的“野心”昭然若揭;那他为何不取刘禅而代之;自立为帝?对此;陈玉屏先生在其文章中论曰:“当此之时;若论功;诸葛亮功在社稷;论权;蜀汉军政外交;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论才智;阿斗较之诸葛亮;无疑有天壤之别;论德望;诸葛丞相早已泽被四方;更何况先主有‘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百官之中;亦非无阿谀之徒。可见蜀中同样具备禅代的条件。” 
  诸葛亮真的完全具备“禅代”的条件了吗?我以为;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自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来;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在儒家的鼓吹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权臣禅代夺位颇不容易;必须冒极大的风险;若准备不够充分;条件不够成熟;轻率地发动政变;不仅会招致杀身之祸;还将殃及三族。赵翼云:“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然周公不尝有天下也。”(卷7“禅代”)两汉四百余年;权臣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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