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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刘备在白帝托孤之时，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还有一个李严在侧。刘备能把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召来托孤，说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托孤于诸葛亮、李严二人，并非是仅仅因为李严在身边方便之故，而是应该有其很成熟的考虑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
我们知道，蜀汉政权的根基主要是由三个势力集团组成：占主导地位的刘备嫡系荆楚集团，前益州刺史刘璋时期的东州集团，本地人为主的益州集团。益州集团从刘璋时期开始就没能在政治上占据大的舞台，一直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所虑不大，这一点，我们从《三国志》的传记就可以知道，蜀汉就是除去王室成员，列传中本地人士才也十九人，大约只占了三分之一强，而且无一是高层官吏，均为下级官吏和侍郎一类的闲官。因此需要考虑的乃是荆楚、东州集团之间的问题。
此前战略要地荆州的丢失，关、张败亡以及夷陵之战，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荆楚集团遭到了重大创伤。而在这个时候刘备又一病不起，当然会想到自己身没以后，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蜀汉政权的巩固问题，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对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没有顾虑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样的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惟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好”的。但是如此一来，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所以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亦或者是无奈之下欲擒故纵的一种权谋。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严，在刘璋时期就是东州集团中的佼佼者。自刘备入主成都以后，他在任上又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充分表现了他的出色军事和政治能力。相比较而言，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众能力，但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建树的机会，因此刘备很明智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1）。
实际上，在刘备临终的前一年章武二年，就已经把李严拔为尚书令，在官阶上可与诸葛亮比肩了。由诸葛亮照行丞相事，而李严则主掌内外军事，这样的分配正好能让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而从当时蜀汉政权的权利机构的构成和实力分配来看，也让我们相信，刘备要防备坐大的一方，绝非是当时不处在权利中心和主导集团领袖地位上的李严。在短短的一年多内，通过将李严从犍为太守地方长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书令，并籍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础，人为地将李严制造成为了实际上的东州集团代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刘备对李严更多的是笼络，而不是提防。刘备将这样一个快速提升起来、以前从未进入过权利中心的政治新秀李严，列为两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统内外军事”，再联系“君可自取”的言语，显然说明刘备要防备、制衡的目标是诸葛亮无疑。
但在另一方面，做为一个君主的刘备，又是肯定希望他们二人能够全力合作来加强其政权的。正好李严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优势外，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他是南阳人，与“诸葛公侨客兹郡，有乡党之分”，因此刘备希望这样二人可以多点“必能协规”的可能性（2），从而通过这两大集团的领袖人物的通力合作来协调两大集团，以应付他身没以后蜀汉政权可以想见的、必定会面临的各种危险局面，进一步地巩固蜀汉政权。
遗憾的是，诸葛亮的性格和一贯的志向，使他并不愿意看见李严与他分享权利，甚至连李严进入政治权利中心机构所在的成都他都极端地不愿意。
二个托孤重臣，无论从那方面讲，都应该居于首都成都，尤其李严还是“统内外军事”这样一个相当三军司令的人物。如果说刘备死时蜀汉与东吴处于敌对状态，李严留镇永安是必须的话，那么在蜀汉与东吴在建兴元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4）后，还是将李严这么一个“统内外军事”、各方面都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继续置于和东吴交界的永安，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于建兴四年春李严却去了面对东吴的二线城市江州，依然没能进入政治权利中心的首都成都。
作为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又有很强军政能力的人物，李严是不可能不明白远离政治权利中心的负面效应，乃是远离统治阶层的各个官僚集团，其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小，最后逐渐被人遗忘。而他还不至于也不会敢想去自立为王，因此不太可能自愿求居江州。从他后来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里，……求以王郡之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3）的举动来看，他是非常想进入权利中心的。只是既然不能进成都，那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王郡之巴州”，当然相信他也明白这样的可能性更渺茫，因此这也许仅仅是他一种表达不满和要求的姿态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可以说明他并不是自愿远离政治和权利中心成都的，而有能力能做到这一点的，蜀汉举国上下惟诸葛公一人而已。
他们二个照后世的称谓，乃是“顾命大臣”，因此从官位和政治地位以及权利分配上讲，都应该是基本并列的。但事实上自从诸葛亮扶刘备灵柩回成都之日起，李严就被已经撇在了一边：
“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建兴元年，封（李严）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同是托孤重臣，诸葛亮此前已假节钺，现在晋封乡侯，并且开府、领益州牧，其中的开府、领益州牧，意味着他可以向朝廷推举府属官吏，并成为了益州的最高军政长官，都是把握实权的举动，而李严虽然也晋封乡侯、假节，但却只加了个光禄勋的虚衔，相比之下显然分量就轻得多了。
我们如果不是一味盲目景仰，而是客观地去看待的话，从诸葛亮那篇被后世百般推崇的《出师表》中，也可以深刻地感觉到当时诸葛亮大权独揽、权倾朝野，明显地时常对后主刘禅指手画脚，甚至还表露出咄咄一副逼人的威胁态度来迫使刘禅就范，同时在他心里还有着许多忧虑。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当时蜀汉朝廷权利斗争的激烈状况。
他在《出师表》中，先说了当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势严峻，而后话锋一转道：“诚宜开张圣（德），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这其中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一说，就把刘禅的“宫中”和他开府的“府中”归成了“俱为一体”，将皇帝的宫中等同于他的丞相府。然后说“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就进一步地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的事体也要交给他“开府”后的幕府来管，不用宫中的管理机构来处理了。而如若刘禅不答应的话，那就是“内外异法”了，那么“陛下”你就有不“开张圣德”，不“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偏私”并且不“平明”的嫌疑。我相信在看见诸葛丞相罗列了这么多不答应之后会产生的罪状之后，刘禅大约是不敢不应的。这些话更象是一个上司在教训属下，那里是一个臣子对皇帝说的话，然而却是出自诸葛亮这样一个被后人推举为千古第一人臣，被称为“一身唯谨慎”的臣子之口，难道不奇怪么。
只是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继要刘禅将宫中事体交给他的幕府处理后，诸葛亮又举荐了将军向宠“为督”，掌管京师的近卫军，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皇室保卫的近卫军头领是刘备的心腹赵云，刘备以赵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在进成都后升为翊军将军，翊，卫也，依然是刘备的头号保镖统领。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保荐的向宠，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是联系《出师表》的前后语义和当时形势，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其他目的在内。“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此话又显有所指，只是到底是在说谁，我们现在却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也是拜诸葛公不设史官所赐。
说起不设史官，问题又来了。我想以诸葛亮的“达于为政”和其思维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亲决”的精细作风，应该是不会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国不置史”这个举动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蜀亡以后，即使是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陈寿，在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情况下，奉命修编的《三国志》里也惟有蜀书因为“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各类资料的严重匮乏，导致许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无法单独作传，最后仅仅只修了一卷便作罢了（5）。倘若说在刘备手上的时候是因蜀汉初建无暇顾及的话，那么在刘禅当政后这么长的时间内，政权稳固度应该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拥有刘巴、秦宓、谯周、许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学人才情况下，作为自承汉朝正统的蜀汉朝廷依然“国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诸葛亮“犹有未周”这样简单的失误所能解释得通了，而要是从“行事多遗”这个角度去看，更会多少令人疑惑其“国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诸葛亮除了对刘禅提出了这样一些不能不从的“建议”外，当然也不会忘记安排他北伐离开成都后朝中的人事问题。“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原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我们可以发现，诸葛亮提出在他离开成都后，要后主“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的人选，无一例外的全部是荆楚集团的骨干，东州和益州人士一个也没出现。尤其是李严，作为这样一个和诸葛亮并列、“统内外军事”、官拜尚书令的托孤重臣，在北伐这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军国大事上未能有一点说话的机会，而在诸葛亮不在的情况下，也理应是由他来主持朝政的，然而在诸葛亮这份要求北伐、安排北伐之后朝中主持工作人选的表章中，连提都没提他，不管从那个角度而言，这都是不正常的。而诸葛亮所谓的“亲贤臣”，要刘禅亲信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荆楚集团人士虽然的确都是贤臣，然换而言之，李严、费观、何宗、王谋（6）等人难道就不是贤臣了吗，而且他们或是托孤大臣或是位列九卿的官员，单就官阶论也要远高于这几位侍中、侍郎，不提他们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因此诸葛亮这样做绝非是偶然的。
在诸葛亮的内心，他是始终将自己摆在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位置上的，一直以为蜀汉在他“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7）。同时相信他也很清楚刘备安排李严和他共同辅佐刘禅的目的，是利用李严来制衡他。因此为了保证他对蜀汉政权的操控性，他是绝不会允许李严这样一个能在政治上对自己形成威胁的人，来进入权利中心和掌握军事实权的。所以他除了一直制止李严进入成都这个政治权利中心外，已经在开始北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