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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调城南-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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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有一个自成一统的小跨院,小跨院里,一排三间倒座房,两间西东房,两间南房,想应该是当年住前来住下的乡里一些赶马车的下人的地方。因为过廊前是青砖铺就的甬道,东侧是这个小跨院,西侧便是出一片凹下一截儿却很开阔的沙土地,沙土地就是用来停放马车,让马匹休息蹭蹭痒痒打打滚的场所。那里成了我们小时候踢球的草场。甬道的下面挖了一个一人多深的大坑,里面藏有全院的自来水表,捉迷藏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常常藏进去,就像电影《地道战》一样,谁也找不着了。
  然后,看到的才是真正的第一道院门,中间是有盖瓦的墙檐和牌坊式的门柱组成的院门,按照老四合院的规矩,它应该叫二道门,所谓以前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它的两边是灰白色骑着金钱瓦的院墙。迈过院门前后几阶台阶,是一座影壁,影壁一边是一棵丁香,一边是一座石碑,写着好多人捐资重修粤东会馆的名单和缘由。再往里走,是以坐南朝北正房为中心的三座套院,与大门和影壁对照,中心稍稍偏西一些。除第一座院有了前面的二道门,不再设门之外,其余两座院各有朝东的一扇小一些的木院门,一为方形门,一为月亮门。这两院内,前院种有三株老枣树,后院有花圃和葡萄架,后院的后面还有一个小院,种着一棵桑葚,一棵榆树。西厢房已经没有了,但东厢房非常齐整。我家就住在东厢房最里面的三间。每天上学放学时走进走出,要走老半天,那年带一个女同学到家里,一路各家窗户里扫射出来的目光,纷纷落在身上,越发觉得心重路长。最高兴的时候,是秋天打枣了。我们会把最外面的大门和小院门都关好,不让别的院子里的孩子们进来。我们爬上枣树,使劲摇晃着树梢上的红枣,然后让枣红雨一般纷纷落地,是我们最开心的节日。
  我家的房后,是全院的公共厕所。厕所只有两个蹲坑,但外面有一条过道,很宽阔,显示出当年的气派来。门道足有四五米长,最前面有一扇木门,里面带插销,谁进去谁就把插销插上。我们孩子中常常有嘎小子,在每天早上厕所最忙的时候,跑进去占据了位置,故意不出来,让那些敲着木门的大爷们干着急没辙。我们管这个游戏叫做“憋老头儿”,是我们童年一个最能够找到乐子的游戏。厕所过道的那一面涂成青灰色的墙,是我家的南山墙,成为了我们孩子的黑板报,大家在“憋老头儿”的时候,用粉笔回石块往上面信笔涂鸦。通常是画一个长着几根头发的人头,或是一个探出脑袋的乌龟,然后在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上几个大字:某某某,大坏蛋,或某某某,喜欢谁谁谁之类。写了擦,擦了写,一拨拨新起的小孩们前赴后继。
  厕所过道的东头,还有一个小夹道,是我家的后墙,那里堆放着杂物和碎砖乱瓦,从那里可以很轻巧的就爬上房顶。站在房顶上,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甚至再远处的西山都能够一眼看得见,国庆节夜晚燃放礼花的大炮,也能够依稀望得见它们大致的位置。国庆节的晚上,我们早早的坐在房顶的鱼鳞瓦的上面,静静地等待着突然的一声炮响,然后是满夜空的五彩缤纷的焰火。在下一次礼花腾空之前的空隙中,弥漫在蒙蒙硝烟烟雾的夜空中,会有白色的降落伞像一个个白色的小精灵向我们飘来,那时礼花中的一部分,是随着礼花腾空喷涌而出的。国庆节的时候,常常会有东南风,因此,那小小白色的降落伞,总能够缓慢地向我们飘来,飘过我们的房顶的时候,我们只要一伸手就能够把它们够下来。当然,也会有调皮的孩子用竹竿捷足先登把它们先够了下来,若得大家一通大呼小叫和下面大人的一通责骂之后,只好等待着下一次礼花的腾空而起了。不过,每一个国庆节,我们大院里所有的孩子都会有收获,即使没有够着降落伞,也会有气球、灯笼或彩色的小旗,随着礼花,随着晚风,飘到我们的手中,足够我们玩到入冬了。




粤东会馆三叠(2)



  我所知道的第三家粤东会馆是在南横街的东北角,它的建成是清末的事情了,还是广东同乡出资,买下康熙年间大学士王崇简父子的怡院一角,占地6亩,比我住的粤东会馆整整大出三倍。显然,广东人不仅越来越有钱,而且在朝廷里越来越有势力。而且,那时的广东人如现在的北京人一样格外关心政治。戊戌时期,保学会就是在这里成立,变法的风云任务康梁等人都出入这里。民国元年,孙中山来京时的欢迎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都是广东人,想那时,出入这里的都不是庸常之辈,个个心怀百忧,志在千里,且吟王粲,不赋渊明。可以说,那是粤东会馆最为辉煌的时刻。
  回溯三家粤东会馆,440年历史绵延,如水长逝。如今,广渠门的没了,南横街的拆了,只剩下打磨厂我曾经住过的硕果仅存,却已经是破败凋敝。前些天,我回去特意看它时,竟然看见当年立在影壁旁的那块石碑,垫在老街坊盖的小厨房的下面,露出一小截汉白玉,像是千年乌龟探出的头。不知道上面的字还有没有?不过,谁又会在意它的价值呢?听说,最近前门地区整片都要拆迁,第一批拆迁名单里,有粤东会馆中的一部分。它真的是已经寿终正寝,到曲终人散的时候了吗?也许,只有对于它自己,才会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吧?




西河沿(1)



  肖复兴
  西河沿,对于我是一个亲切的名字。以前门楼子为中心,这条胡同和打磨厂东西遥遥相对,像是前门楼子左右伸出来的一对手臂。护城河还在的时候,它们是河畔古船的两支长长的老桨。
  1947年,我刚刚出生才满月,娘和姐姐轮流抱着我,从张家口坐火车来到北京,住在打磨厂。姐姐15岁那年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西河沿里一个叫做六联证章厂里描绘各种徽章。用一种叫做烧蓝的东西,类似亮晶晶的碎玻璃渣子,贴在徽章的模子里,用酒精喷灯把它烧化在徽章上面。姐姐做的就是这样的活,计件算钱,一天头也不抬,能做200多枚徽章,一个月能拿上几十元工资,算起来,做一枚徽章只是能够赚一分钱。那时,父亲,每月也就70元工资。姐姐的钱,对于当时生活拮据的家,起的作用的很大的。我最早去西河沿,就是姐姐带我到她的这个叫做六联的徽章厂。我记住了六联,也记住了西河沿。
  前不久,我去西河沿,是从西口进去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从西口进,以前去西河沿,都是从东口进的,出打磨厂西口,过前门大街,就是西河沿的东口,当然从东口进,方便而自然,更何况,姐姐工作的六联离东口不远。
  那时,东口第一家是华北楼,这是一家老餐馆,华北楼是后来改的名字。《燕都丛考》中说:“斌升楼食肆原名龙源楼,清穆宗微行,尝饮宴于是。”不知说的是不是它。走过它便是当时鼎鼎有名盐业、交通银行大楼和的劝业场,然后再走过当时北京城最大的菜市场,就快到了六联了。仿佛华北楼、盐业、交通银行、劝业场和菜市场,是六联出场前一阵锣鼓点中先走出来的摇旗呐喊的兵士,烘云托月地把六联才托出来。每一次和姐姐去六联的时候,走进西河沿东口,都有这样轰轰烈烈的感觉。
  这次从西口进西河沿,大概是缺少了那几个重量级的大家伙,感觉很是陌生,一点也没有当年那种熟悉而亲切乃至气派的印象。西口对面的宣武门东河沿已经拆得一片狼藉,一条当年槐荫掩映的胡同,只剩下口上所剩无几的破房子,房子旁边搭起了帐篷,住着盖楼的建筑工人,一副大干快上的样子。刚进西河沿的西口,正乙祠前也是一片狼藉,脚手架和泥水砖瓦,遮挡着一半的路。心里暗惊,西河沿成了工地,已经被腰斩了一半。也就是说,和打磨厂一半的东打磨厂已经没有了的命运,几乎相同,除了口上硕果仅存的几个老门牌外,一半的西河沿也已经在地图上找不到了。
  明清一直到民国时期,前门以西一直到宣武门,都叫做西河沿。解放以后把它一分为二,以新华街为界,分成了前门西河沿和宣武门东河沿两截。现在,宣武门东河沿这半截彻底没有了,以前的西河沿也就真的一半已经没有了。
  同打磨厂一样,西河沿是一条老街,自明朝到清中叶,西河沿都是有名的书肆一条街,这名号让位给了东打磨厂和琉璃厂,是清末民初的事情了。所以,一直到清前期,这里常是文人到的地方,清顺治时诗人王渔洋曾经专门为西河沿写下过诗:玉河杨柳见飞花,露叶烟条拂狭斜,十五年前曾系马,数株初种不胜鸦。现在还能够找到这样的景象吗?当初,河沿紧临着护城河,护城河那时宽可行船,清可数鱼,一岸烟柳飞花,书肆迤逦,风光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我在一幅清乾隆年间乾隆南巡图中,看到那时的西河沿真的是水汪汪一片,宽阔的河两岸,店铺云集,酒旗店幌,亭台楼阁,现在无法想象。如果说那时的情景和塞纳河畔的旧书市风景有一拼,大概并不为夸张。
  即使到现在,那样亲水河畔的风景不在了,西河沿可看之处,依然很多。如果同打磨厂相比,它们的旅店一样的多,但西河沿后来以银号多而出名,则是打磨厂所不具备的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重修的正乙祠,最早就是为了供奉乙玄坛老祖,这位老祖就是传说中的财神爷赵公元帅。后来成为了银号公馆,在里面的戏台上演戏,聚一时之人气,可以说是为西河沿的金融一条街奠定了基础,以后的日子里,银号在西河沿丛生,叫上名的,叫不上名的,数不过来了,一直到民国时期建的盐业银行(1931)和交通银行(1937)两大银行,都巍峨地出现在这条街上,可以说是奇迹了,使得西河沿一条街气势不凡,洋味十足,即使是现在看,也不落伍。现在,那座爱奥尼克柱式的盐业银行大楼,和由中国著名的建筑师杨宝廷先生自己设计中西结合风格(顶部有斗拱琉璃飞檐)的交通银行大楼,都还矗立在东口,成为了西河沿的标志性的建筑。
  当然,对于我而言,西河沿的标志性建筑不是它们二位,而是劝业场。1952年,娘37岁,不幸英年早逝,父亲从老家带来我的继母,继母还带来了一个孩子,加上我的弟弟,一家6口人,日子过得越发得紧巴。听来证章厂订做铁路徽章的一位铁路上的什么主任说,正在修京包线铁路,需要人,挣钱多,不听全家人的劝阻,姐姐飞快地从六联证章厂辞了职。那一天,姐姐带着我和弟弟先去了证章厂办完手续,然后就去了旁边劝业场,一人买了一双白力士鞋,当场换上鞋,在劝业场的二楼的照相馆里照了张相片,特意让人家照全身的,为的照上新买的白鞋,算是给娘穿孝,也算是给她自己和我们兄弟两人留下分别的纪念。




西河沿(2)



  第二年的春节,姐姐就回家来了,和她辞职时没有和家里商量一样,回家是来结婚的,父母都没知道,她自己已经先斩后奏了。姐姐是想早点成家,好和姐夫一起,每月给家里多寄一点钱,以解家里的燃眉之急。那一次,姐姐领着我和弟弟,到劝业场,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双皮鞋,那上我第一次穿皮鞋,因为怕我的脚随年龄长而长,买的鞋号码大好多,穿在脚上直逛荡,上院子里的那厕所,蹲起来刚要离开茅坑时候,大皮鞋掉进了茅坑里。
  那座光绪末年北京城第一座洋楼商厦,便这样永远存活在我的记忆里。虽然,那一年,我才5岁。那时,王府井没有建百货大楼,西单也没有建西单商场,劝业场就是那个年代里我的百货大楼和西单商厦。临街的巴洛克式的西洋柱子,里面宽敞的天井和四周有雕花铁栏杆的回廊,以及全部都是敞开式的柜台,柜台里琳琅满目的货物,都像是一张张老照片,深刻地镶嵌在我童年的生命相册里。三楼那时还有一个剧场,可以演戏,随到随看,评剧和曲艺居多,门口有闪烁着的霓虹灯和演员的剧照;二楼的回廊上还曾经开过批判一个流氓的群众大会,大家站在一楼的天井里,我头使劲地仰着,伸成了鸭脖子……
  一直到我的儿子落生,已经到了八十年代的初期,儿子才三四岁,买的第一双皮鞋,怎么这么巧,也是在劝业场里买来的,还是羊皮大盖帽,新式样,儿子高高兴兴地穿到了上学前班。
  我知道,关于劝业场一切的记忆,一切的感情,都源于17岁就离开家而远去内蒙古的姐姐。所以,当我看陈宗蕃在《燕都丛考》中将西河沿和打磨厂做比较时说:“西河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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