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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战争时期专门负责分配日用品和手工业原料的国家管理部门。
③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基督降临节以及大斋节期间，一律身穿紫色衣袍，以表示对上帝的忤悔。
基督降临节的第二个星期日和第三个星期日，马尔克都在粗糙的地毯上僵直地跪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下午要去拜访他，希望他能信守诺言，在家等我。他的眼睛连眨都不眨——或许只是当我在圣坛前忙碌时才眨一下——呆滞的目光越过供奉的蜡烛盯着圣母的肚皮。他的双手形成了一个陡斜的屋顶，举在额头和思想的前面，交叉的拇指没有触到额头。
我想：今天我要去。我要去看看他。我要仔仔细细地看看他。我一定要去。那儿肯定有点什么名堂——再说他也邀请过我。
东街很短，一幢幢独门小院，空荡荡的篱笆靠在粉刷粗糙的山墙上，人行道上均匀地种着一排排树木——菩提树下的木桩一年前就丢光了，尽管它们一直还需要支撑——眼前的景象使我既扫兴又厌倦，尽管我们西街也是这副模样，充斥着同样的味道，弥漫着同样的气息，同样用它那些里里普特①式的花园年复一年地打发岁月。直到今天，每当我离开科尔平之家——这并非常事——到机场和城北公墓之间的施托库姆或洛豪森去看望旧友，必须穿越许多几乎同样令人扫兴和厌倦的居民区街道，挨着一块块门牌、一棵棵菩提树走下去时，我始终感觉自己在朝着马尔克的母亲，朝着马尔克的姨妈，朝着你，伟大的马尔克走去。花园的小门上挂着小铃，抬脚跨过去，只见一簇簇包着稻草的蔷薇在无雪的寒冬中耷拉着脑袋。花坛里没有种花草，而是用完整的和破碎的波罗的海贝壳镶嵌出各色图案。一只家兔大小的陶瓷雨蛙蹲在一块风化的大理石板上，翻起来的泥土环绕着这块石板，有的地方堆了一些酥松或干硬的泥土。园门和屋前的三级缸砖台阶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小路，要把沉思中的我引向那扇赭石色的半圆拱式大门。小路另一侧的花坛中，同雨蛙一般高的石基上立着一根近乎垂直的、约莫一人高的木桩，上面挂着一个好像山区牧场小屋似的鸟笼：我在两块花坛之间走了七八步，笼里的麻雀却只顾专心吃食。人们本来以为，居民区的气味本该与季节的变化相符，或清新，或纯净，或带有沙土味。可是，在当时的战争年代，东街也好，西街也好，熊街也好，不，整个朗富尔区，整个西普鲁士，甚至整个德国，都散发着洋葱味，散发着那种用人造黄油炸过的洋葱味。我不想武断地说，那是煮在饭里的或者刚切开的洋葱的气味。实际上，当时洋葱非常紧张，几乎哪儿都弄不到。因为帝国元帅戈林曾在广播电台里提到洋葱匾乏的状况，于是，利用他的讲话编成的笑料便在朗富尔区、西普鲁士和德国各地流传起来。我现在真该把打字机的外壳涂上一层洋葱汁，让它也像我当初一样体会一下那些年里污染整个德国、西普鲁土、朗富尔区、东街、西街并且祛除了弥漫于各地的尸臭的洋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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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里里普特是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国名。
我一步跨上三级缸砖台阶，伸手正要握住门把手，门却从里面拉开了。马尔克穿着一双毡鞋站在门里，衬衣的领子翻在外面。看样子他刚刚将中分头梳理了一番。一缕缕色泽既不算光亮也不算灰暗的长发僵直而又均匀地从中缝梳向斜后方，发型保持得很好；然而，当我一小时后准备离开时，他的头发已经披散下来，伴随着他的话音在通红的耳朵上抖动不已。
我们坐在通向后院的起居室里，光线从玻璃阳台射进屋里。点心是按照战争时期的配方制作的土豆饼干，吃起来玫瑰香味很冲，使人不禁想起杏仁糖果的味道。点心的旁边放着自制的糖水李子，味道一般化。这些李子是当年秋天在马尔克家的花园里结的——透过阳台左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一株叶子落光了的李子树，树干上涂了一层白石灰。我坐在指定的椅子上，面对室外，马尔克则背朝阳台，面对着我坐在桌子较窄的一头。马尔克的姨妈坐在我的左边，侧面射进的光线使她那头灰白的鬈发泛着银光；马尔克的母亲坐在光线最充足的右侧，她的头发梳得较紧，所以显得并不怎么发亮。尽管房间里已经烧得很热很热，马尔克的耳轮、耳轮四周的细发以及颤动着的一绺绺长发的发尖还是勾画出了冬日的寒光。他那宽大的翻领的上部白得耀眼，越往下越显得发灰：马尔克的脖子平平地躲在阴影里。
这两个腰身粗大的女人生在乡下，长在乡下，一双手总是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好，她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总有说不完的话。即使是在和我打招呼和询问我母亲的身体情况时，她们也始终朝着约阿希姆·马尔克。她们通过担任翻译的他向我表示哀悼：“唉，想不到你兄弟克劳斯也留在那边了。我们和他虽然只是见过面，可也知道他是个好小伙子。”
马尔克语气和缓而又坚定不移地控制着话题。过分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在我父亲从希腊寄回战地军邮的那段时间里，我母亲和一些军人关系暖昧——诸如这一类问题，马尔克总要设法干涉：“算了吧，姨妈。在这种乱哄哄的年代，谁愿意来断天下的案子呀。妈妈，这事与你同样毫不相干。要是爸爸还健在，他的脸准没地方搁，而且绝不会允许你这样议论别人。”
两个女人顺从了他，或者说顺从了那个死去的火车司机，因为每当姨妈和母亲多嘴多舌的时候，他就会委婉地提起他，让她们在亡灵面前保持安静。在聊起前线形势的时候——她们俩搞不清哪里是俄国战场，哪里是北非战场，竟然把阿拉曼①和亚速海②混为一谈——马尔克总是用平和的语调解释正确的地理方位，从来也不发火：“不，姨妈，这场海战发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③，不是在卡累利阿④。”
①埃及北部城镇。1942年，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此受到英军的阻遏。
②苏联欧洲部分边海，1941年至1942年，苏德军队曾在克里米亚半岛进行了激烈战斗。
③西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最大的岛屿。1942年至1943年，日军在此受到美军的沉重打击。
④指位于芬兰湾和苏联拉多加湖之间的西卡累利阿地区。苏芬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长期争夺此地。
然而，由他姨妈开的这个头倒引得我们对所有参加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以及在战斗中被击沉的美国和日本的航空母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马尔克认为，一九三九年开始建造的“大黄蜂”号和“马蜂”号是与“巡逻兵”号吨位相近的两艘航空母舰，它们现在恐怕已在服役，并且参加了这次战斗，因为不是“萨拉托加”号就是“勒星顿”号，或许两艘一起从舰队名册上被抹去了。关于日本的两艘最大的航空母舰“赤木”号和航速很慢的“加贺”号，我们所知甚少。马尔克提出一条大胆的设想。他说，今后的海战只是航空母舰的事，因为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制造战列舰不太合算，假如将来再一次爆发战争，最有前途的是速度很快的轻型舰艇和航空母舰。他又补充了一些细节，使两个女人大为吃惊。当马尔克一连串地报出许多意大利轻巡洋舰的舰名时，他的姨妈兴奋得如同少女一样，用那双干瘦的大手使劲鼓起掌来。待掌声落下，房间里又寂静如初，她尴尬地挠了挠头发。
没有人提到霍尔斯特·韦塞尔中学。我还记得，马尔克在站起身的时候笑嘻嘻地提起了他的渊源久远的脖子的历史，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他母亲和姨妈也跟着笑了起来——而且还叙述了当初的猫的童话：这一回是于尔根·库普卡把那个畜生按在他的脖子上的。我真想知道究竟是谁编造了这个童话。是他？是我？还是在这里摇笔杆的人？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准备和这两个女人告别时，他母亲塞给我两块包在纸里的土豆饼干。在走廊里，靠在通往阁楼的梯子旁边，马尔克指给我看了一帧挂在放刷子的小口袋旁边的照片。一辆隶属于前波兰铁路局的、挂着煤水车厢的、相当现代化的机车——上面有两处出现PKP①的标志——占满了照片的整个横面。机车的前面站着两个两臂交叉的男人，虽然个头不高，但却威风凛凛。伟大的马尔克说：“这是我父亲和司炉拉布达一九三四年在迪尔绍②附近遇难前不久拍的照片。由于我父亲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他死后被追授了一枚奖章。”
①波兰铁路局的波兰文缩写。
②波兰城镇，位于但泽东南约三十公里处。
第10章
新年①伊始，我原打算开始上小提琴课——我哥哥留下了一把小提琴——然而我们却被编入了防空服务团②。尽管阿尔班神甫至今还劲头十足地劝我去学小提琴，可如今显然已为时太晚。他还常常鼓励我写出猫与鼠的故事：“亲爱的皮伦茨，您静心坐下，放心写吧。从您第一批具有卡夫卡风格的诗作和短篇故事来看，您的文笔还是别具匠心的：无论操琴练艺还是执笔创作，上帝经过深思熟虑定会赋予您足够的天分。”
①指1943年。
②战时为防空炮兵阵地服务的学生组织。
我们被海滨炮兵连接收下来，住进了布勒森—格莱特考炮兵训练营地。营地前面是沙丘、随风摇曳的燕麦和一条砾石铺成的小路。我们住的棚屋弥漫着焦油、臭袜子和大叶藻床垫的气味。谈起防空服务员，即穿军装的中学生的日常生活，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他们每天上午听白发苍苍的老师用通常流行的方法讲课，下午背诵炮手的操作口令和弹体的运动秘诀。然而，这里要讲的既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霍滕·索恩塔克幼稚可笑的故事，更不是关于席林的乏味透顶的故事——这里要讲的只能是你；约阿希姆·马尔克从未当过防空服务员。
同时在布勒森一格莱特考海滨炮兵营地受训的还有霍尔斯特·韦塞尔中学的学生。他们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素材，但却并未同我们就猫与鼠的话题展开进一步的交谈。“圣诞节一过，他就应征加入了青年义务劳动军①。学校为他提前办理了毕业证书，其实，他对考试从来就没犯过愁。他要比我们老练多了。据说，他们那支分队驻扎在图赫尔荒原②，恐怕是在挖泥炭吧。那儿一定发生了不少事儿，游击队出没的地方嘛。”
①德国纳粹当局要求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参加为期半年的义务劳动，这批青年被称为青年义务劳动军。
②图赫尔荒原位于但泽西南九十公里处。战争初期，这里曾是波兰抵抗组织频繁活动的地区。
二月，我去奥利瓦区的空军野战医院探望埃施，他因锁骨骨折住进了医院。他想吸烟，我给他带了一些；他则回敬给我又粘又稠的利口酒。我在医院没呆多久。在去开往格莱特考的有轨电车总站的路上，我绕道去了一趟宫廷花园，想瞧瞧那些奇妙而古老的回音岩洞是否还在。它们依然如故。正在养伤的山地步兵正和女护士们进行实地试验：他们趴在多孔的山石两侧悄悄地说，哧哧地笑。我找不到任何人一起说说悄悄话，只好心情忧郁地走上一条两边长满树木的小路。密密匝匝的枝杈布满小路的上方，使其显得有些像隧道一般；树上没有叶子，也看不见鸟儿。小路从宫廷池塘和回音岩洞径直通向措波特大道。它的前方越来越窄，简直令人担优。两个女护士朝我迎面走来，身后领着一个乐呵呵的瘸腿少尉。接着过来两位老奶奶和一个约莫三岁的男孩①；小男孩不愿与老奶奶们啰嗦，胸前挂着一只儿童玩具鼓，但是却并未敲它。最后，在灰蒙蒙、光秃秃的树杈隧道尽头出现了一个身影，而且越来越大：我碰上了马尔克。
①指《铁皮鼓》中的奥斯卡·马策拉特。
不期而遇使我们双方都很尴尬。在这条树杈乱蓬蓬地伸向天空、没有岔道儿可寻的花园小径上面对面地走近，不禁使人产生一种庄严得令人感到压抑的心情。那位法国园林建筑师的命运和洛可可艺术想像力把我们引向一处——直到今天，我一直回避那些根据善良的老勒诺特尔①的想法设计的、找不到出口的宫廷花园。
①勒诺特尔（1613～1700），法国园林建筑师，曾设计了凡尔赛、圣热尔曼和枫丹白露的园林。
当然，我们立即就找到了话题。说话时，我一直盯着他的帽子。马尔克戴的是和其他人一样的青年义务劳动军制服帽。这种帽子实在丑得出奇：帽顶不成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