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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军”交给刘坤一，他在武昌又开始练湖北新军，创办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佛拉根海为总教习。同时，广东也有新军出现。这些地方新军都是督抚自行筹饷督练，只有新建陆军是由军务处直接控制，户部供饷。饷银每年近百万两，在当时各军中待遇最优，就是大力支持成立新建陆军的翁同，也曾认为“太侈”。①在新建陆军身上，清廷花了那么多钱，自然对它格外重视，对督练官袁世凯期望殊殷。
１８９６年４月，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以及用人“论情面大小食鬼遗多寡”等多条罪状。②这些都是事实。以“克扣军饷”来看，袁世凯对旧军中营官吃空额及克扣军饷等积习陋规了如指掌，他便规定新军士兵月饷不许营官经手，而由粮饷局派员会同各营主管粮饷委员，于出操后在操场点名发放。这样，表面上杜绝了顶替冒领及克扣短秤等弊端，避免营官吃空额，同时，也赢得了一些士兵的好感。可是，实际上各营每月截留下来的空额军饷（当时称截旷），都入了袁的私囊或移作他可以随便开销的所谓“公费”。袁得到被参劾的消息，一时又摸不到胡景桂参奏的政治背景，深恐因此丢掉美差，感到十分懊恼。当时，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军事实无心详述。”③
清廷收到胡景桂的奏折，立即派荣禄前往查办。荣禄当时已任兵部尚书，邀其幕僚陈夔龙随行。据陈记载：荣禄到小站后，见“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步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不觉喜形于色。问陈：“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陈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无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荣说：“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④
荣禄查办完毕，回京后指令陈起草覆奏稿。陈“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拟“请下部议”。荣说：“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⑤就这样，荣禄的所谓“据实复奏折”，不但改为所参各节“查明均无实据，应请勿庸置议”，把袁世凯的种种罪行一笔抹掉，而且吹捧袁说：“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⑥由于荣禄的庇护，袁不仅没有被问罪，反而受到清廷的慰勉。６月２４日上谕说：“新建陆军督练洋操，为中国自强关键，必须办有成效，方可逐渐推广。袁世凯此次被参各款，虽经荣禄查明，尚无实据。惟此事关系重大，断不准徒饰外观，有名无实，为外人所窃笑。袁世凯勇敢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但恐任重志满，渐启矜张之习，总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勉之之心，以付委任。”⑦
清廷把“新建陆军督练洋操”，视为“自强之关键”。西太后和光绪帝甚至打算去天津亲自检阅。他们以为有了这样的“劲旅”，垂危的清王朝就可望振衰起弊。１８８７年７月，清廷为奖赏袁世凯，提升他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
新建陆军不仅得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也为帝国主义侵华分子所瞩目。他们看出新建陆军是维持半殖民地秩序的有力工具。沙俄、日本等国驻天津侵略军的头目，常常到小站“观操”，“动色欢服”，“诧其军容之盛”。⑧袁世凯为了取媚于帝国主义者，对他们无不“推诚相待”。１８９８年１０月２７日，英帝国主义分子贝思福（Ｌ．Ｃ．Ｂｅｒｅｓｆｏｒｄ）到达小站。贝思福表面上是由“英国商会派遣”来华“调查商务”，实际上是英国首相派来进行政治活动的。他在北京、天津、武昌等地调查中国军情，向清廷提出了一个代练新军的计划，妄图控制中国军队。袁世凯热情地留他在小站军营住了两天，向他介绍了新建陆军的编制和训练情况，还陪他看了操练及作战演习。贝思福回国后写了一本书，盛赞新建陆军“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帜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对于袁世凯也赞誉备至，说袁“以儒生而为名将，多学多能，亦廉亦勤，聪明胆识，兼而有之”，“忠君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等等。⑨在半殖民地社会里，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奴性十足，以受到帝国主义分子的赏识为莫大的光荣。经帝国主义分子一吹，袁的声誉鹊起，身价倍增，从此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更扶摇直上。
注释：
①翁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
②荣禄：《为尊旨查明督练新建陆军道员袁世凯被参各节据实覆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故宫档案。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见《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８年第２期。以下各章节注释中袁致徐函，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书。
④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１。
⑥同②。
⑦《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３９０，页１１—１２。
⑧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２册，页３３８。
⑨贝思福：《保华全书》，１８９９年上海广学会刊，卷３。
混入维新运动
在封建统治集团大力推行“练兵自强”政策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大胆地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早在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现了。甲午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因此改良主义思潮高涨起来，并迅速地形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最负盛名的人物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仕宦家庭，幼年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后来读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在“进化论”和“民约论”的启发下，他总结了儒家托古改制的学说，写成《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著作，形成了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成为１９世纪后期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甲午战争中，老大的中国被新兴的小小的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这给康有为以极大的刺激。１８９５年５月清廷批准《马关条约》时，群情激愤，举国沸腾。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联合了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痛切陈述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要求变法图强。他们猛烈地抨击“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旧调，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上书虽然被拒绝呈递，但它反映了广大爱国人士救亡图存的愿望，道出了郁积在人们心里想说而没有敢说出来的话，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传颂。
这时，袁世凯还没有得到训练新军的美差，正当宦途不得意的时候。他终日奔走权门，谋练新军。他有一套善观风向、巧于变化的本领，当看到变法维新获得军务处大臣翁同等名公钜卿的同情、有发达的迹象时，他立即决定在这方面也下一笔赌注。他不时去探访康有为和梁启超，“饮酒商谈”，大讲练兵变法，还称康有为为大哥，表示亲热。①并常常以他在朝鲜王宫与日本人打过仗和甲午战争一度主张对日本强硬为政治资本，自我吹嘘，很快取得康的信任。当时“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６月，康有为又写成一份万言书，各衙门都拒绝递呈，袁世凯自报奋勇，把它交给督办军务处代递，虽然荣禄托词不收，康有为对他仍然很感激。②
康有为多次上书，由于遭到顽固势力的阻挠，都没有结果，就决定刊行报纸，组织学会，制造舆论，集聚力量。８月底，康、梁发起成立强学会，会员有杨锐、陈炽、沈曾植等数十人，袁世凯和徐世昌（当时为翰林院编修）也都捐款入会。强学会会员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上层最早的一个政治结社。自此以后，各省爱国团体纷纷出现。袁世凯在强学会里很活跃，当议办图书馆和报馆时，他首先解囊捐银五百两。此后，加上其他人的捐款共得数千两，强学会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袁世凯又到处联系募捐。经他出力活动，官僚中认捐的颇为踊跃。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三人，每人都答应捐银五千两。李鸿章也表示愿捐两千两，但是康、梁加以拒绝，因为他对日本主和，维新派都以他为政敌。
康有为认为用新法练兵是变法自强的极重要的一环。在他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事》）上，接连刊载关于选将练兵的文章，如《西国兵制考》、《德国兵制考略》、《论水师》等，大力鼓吹选用年轻将帅，“练兵强天下势”。③当刚满三十五岁的袁世凯得到督办新建陆军的差使时，康有为等都以为自己的“同志”掌握兵权，改练新军，这是维新运动兴旺的吉兆，对他寄托以无限的希望。
袁世凯虽然混迹于维新派，但他的思想与维新人物有本质的不同。当时，维新人物多是以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思想上经历了一个否定或怀疑封建主义“旧学”、接受资本主义“新学”的转变。他们的生活际遇虽不尽相同，主张也不尽一致，但大抵都希望在不触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他们普遍认为，要国富民强，光靠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如要求“开民智”，“兴民权”，即给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以“议事之权”，等等。因此，他们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言人。而袁世凯一直在封建官僚圈子中混来混去，并且宽裕自如，青云直上，思想上没有经历什么转折。他终日所考虑的不是怎样改变腐败的社会，而是如何利用这个社会的腐败，爬到它的最上层去。他把一切都当作爬上去的手段。洋务派全盛时，他侈变洋务，维新派行时了，他又附和维新，但骨子里并没有接受改良主义的纲领。他认为变法的关键，是“淘汰旧军，采用西法练兵”，即编练一支使用新式枪炮的武力，以支撑封建王朝的统治；而政治制度的改变，则是可缓可急；并且认为如若变法，“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才能办好。④张之洞是有名的洋务派官僚。袁氏所谓的变法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不问可知了。
当时，著名的维新派严复（１８５３—１９２１）曾指出有三类假维新人：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髦之妆，“随声附和，不出于心”；“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纵横恣睢，莫可奈何，以为此其所以强也，不若从而效之”；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及见新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乃“毛举糠，附会经训，张唇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郑声乱雅，乡愿乱德，维新之种将为所绝”。“之斯三者，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⑤诡计多端的袁世凯正是这类假维新派。康、梁对他寄以厚望，正说明维新派由于阶级基础薄弱，力量微小，刚一举步就已彷徨于歧途了。
注释：
①《康有为劝袁世凯退位书》，１９１６年，见《袁氏盗国记》下篇，页８７。
②《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４册，页１３２。
③《万国公报》３９、４０、４５—５０各号，１８９５年９至１０月。
④袁世凯：《戊戌日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１册，页５５３。
⑤严复：《论中国分党》，见《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页１２２。
两面派的手法
袁世凯到小站以后，仍然十分关心京师的政治行情。当时，西太后表面上已归政于光绪，但事事干预，实际上仍握朝廷大权。帝、后为争夺权力，不断发生龃龉，王公大臣中也分化为帝、后两党。帝党官僚翁同和维新派结合，他们的靠山是光绪。反变法的顽固派后面则有西太后撑腰。袁世凯见西太后和光绪都可能提拔他，给他官禄，就脚踏两只船，想方设法谋取双方信任。他不断进京走访顽固派荣禄、刚毅等显贵，百般谄媚邀宠，极尽巴结之能事。尤其是在荣禄担任直隶总督以后，袁经常逗留在天津，与荣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