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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直隶各州义和团不断粉碎清军围攻，发展到天津、北京时，西太后见“其人不下十数万，自民间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如果贸然镇压，恐“即刻祸起肘腋”，危及自己的生存，便决定采用笼络和欺骗的手段，“因而用之，徐输送挽救”，①以达到其排外灭拳一举两得的目的。因此，她接连发下上谕，假惺惺地称义和团为“忠勇义民”。当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威胁到清廷生存时，西太后又颁发了对帝国主义各国“宣战”的诏令，并命令各省督抚“招团御侮”。
清政府对外“宣战”后，义和团运动的阻力减少了，发展更为猛烈，很快地影响到北方各省以及南方一些州县。据记载：山东省境内拳民“复起响应”。②博平、茌平、清平等县“亦各蜂起”。，“时有数百人聚散靡常”。③青城、海丰、平阴、阳信各县义和团包围县城。德州义和团千余人反击清军，“伤毙官弁勇丁三十余名”。④滨州、蒲台、新城、高苑、监邑等县义和团“竖旗号召，其数逾万”，“省城为之震动”。⑤气势磅礴的反帝运动，使袁世感到“防不胜防”，“棘手万分”。⑥
袁世凯是一个精明的官僚，又加上在北京的高级坐探徐世昌不时向他报告京中的消息，所以他对清政内顽固派得势的事实及时局的奥妙一清二楚。为了向顽固派献媚，早在去年他就连上密折，建议练兵图强，“湔雪国耻”。⑦还曾故意扬言要责打新建陆军一洋员二百军棍，又趁聘请合同期满，将德国教习一律解聘，甚至还表示要与侵占胶州湾的德军决一死战。当西太后对外宣战，袁深知如再一味叫喊剿办义和团。则有丢官的危险，于是，他便迅速变化其狡猾手腕，驱令山东义和团“北上助战”。他指示各府州县官张贴布告说，“真正义和团，现聚在京津，有志效用者，均宜往北功成邀重赏，切勿再停留”。以此表示对西太后“招团御侮”政策的衷心拥护。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受其欺骗而“逗留在本省的”的义和团，则加以“假义和团”、“黑团”、“土匪”等罪名，“立正典刑”，横加诛戮。
当时，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以顽固派“矫诏”为理由，拒绝执行西太后对外“宣战”的命令。刘、张还与帝国主义各国议定东南各省“中外互保”。事实上，这等于对清政府宣告独立。袁世凯暗中向刘坤一等表示“与各督抚同心”，又致电上海英国代总领事华伦（ＰｅｌｈａｍＷａｒｒｅｎ）说“愿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采一致坚定立场，维持和平”。⑧可是他不愿公开声明参加“中外互保”，唯恐忤逆西太后的旨意。他一面密电荣禄说：“各国又有另立政府之说，使中国自相残杀，无一寸净土，计甚狡。”希望荣禄劝西太后迅速改变内外政策。一面派人与帝国主义各国驻烟台领事谈判，仿照东南“中外互保”办法，与各国达成协议，“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派清兵保护教堂，“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⑨三天之内，袁就把内地各州县洋人都护送到通商口岸。“教士等之归自中国者，莫不颂述其恩”。⑩
对于袁世凯这这种媚外行径，广大人民无比愤慨。当时曾有人在巡抚衙门前的照壁上画了一幅漫画，画上是一个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拜伏在洋人的屁股后边，把袁氏甘充当洋奴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
袁世凯对西太后责成各督抚勒令教民退教的谕旨，也是阳奉阴违。他一边向西太后报告说：“习教之民，均令反教。”＇1＇一边却指示各州县官：“教民悔教与否，亟应听其自便，勿庸令悉数具结反教，以杜口实，而符约章。”＇2＇
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西太后命令他火速带兵北上应援。当时，他手中的兵力不算少。在血洗义和团的过程中，他把原来山东各地旧军三十四营改编了二十营，称“武卫右军先锋队”，再加武卫右军万人，总共有一万九千六百余人。这本来是他实践其平素宣扬“御侮”的一好时机。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守定李鸿章的真传，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不忘保存个人实力。他像一个吝啬的商人考虑把资本投向何处一样反复地盘算着：清政府抗不过八国联军，最后免不了求和，如若率兵北上，白白得罪洋人，官也做不成了；假若一口拒绝赴援，落个忤旨，罪也不轻。想来想去，他决定派登州总兵夏辛酉率领武卫右军先锋队六营进京，以应付西太后，自己则以“山东防务吃紧，兵力不敷分布”为借口，表示“暂不能北上”。同时，他又通过在京的徐世昌乞求荣禄，使清廷取消了令他北上的命令。他终于得以拥兵济南，坐观成败。
当时，由于盛宣怀建议，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曾联名致电袁世凯，请他乘机率兵进京，以“清君侧”。他不肯得罪顽固派，复电说：“恐中途先败，实难照办。”他在当时各种势力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施展诡计，保护自己，渡过了一个个难关。
注释：
①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１８７。
②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９，页１３。
③《博平县禀》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日。见《山东义和团档案》，中国社会科学守近代史研究所藏。
④同②，卷６，页５。
⑤《山东通志》，卷１７，页３２５２。
⑥祝：《山左教案二编》，页４２。
⑦同②，卷１，页２。
⑧《英国蓝皮书》１９０１年，第１号，页２２６。
⑨盛宣怀：《愚斋存稿》１９３８年版，卷３７，页４。
⑩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４０。
＇1＇同①，下册，页７４９。
＇2＇《长山县禀·袁世凯批示》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见同③。
纳义和团于血海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西太后狼狈逃往太原，后转赴西安。在此以前，她已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向侵略军求和，并反过来下令屠杀义和团，完全暴露出她对内镇压对外卖国的丑恶面目。这时，荣禄的前、后、左、中四支武卫军几乎全随扈西行，后来被遣戍；宋庆的左军受到沉重打击，七零八落；荣禄亲自统率的中军也大半溃散。只有袁世凯的右军及先锋队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华北最大的一股反动武装。
袁世凯手中有武力，对义和团的剿办政策也取得“合法”地位，再也用不着畏首畏尾，于是他便毫无顾忌地逞起凶狂来。８月，他颁布了“严拿拳匪暂行章程”，规定：“无论军民人等，凡有练拳党者，杀无赦”，父兄纵听子弟学习邪拳，除将子弟正法外，该父兄拿获监禁三年”，“窝留者与匪犯同罪”，等等。①又张贴告示说：义和团是“黄巾红巾，左道惑人，张角余孽，粤匪同伦，教本白莲，演拳称神……挑衅速祸，害及京津，宗社震动，乘舆蒙尘，官民流离，惨不忍云，揆其由来，匪由祸根……现饬剿办，格杀勿论，炉厂入官，责及四邻，有人捆送，给顶赏银，人人得诛，齐力逡巡，除恶务尽，切忌因循。”②同时，他派张勋、雷震春、孟恩远、曹锟、吴凤岭、倪嗣冲等各带军队，分别到各州县“兜剿”，用近代化的大炮和步枪屠杀义和团，几乎把整个山东纳于血海之中。
雷震春当时担任炮兵管带，驻扎齐东。该县有一大村庄，居民七百余户，大都参加义和团，“土寨坚固，兼有快枪，军队至，匿居民房，军队去，四出‘滋扰’。雷震春感到棘手，赴济南请示，袁世凯对他说：“办大事不可有顾忌心，设再姑容安有肃清之一日，子即带兵前往，如抗拒，立即开炮轰洗，造孽归予一人。”雷返齐东，遂命炮兵轰击该村，洗劫一空。８月底，雷带兵到滨州，围攻皂李庄。该庄有拳厂十多处，聚集义和团“一千数百人”。见清军来攻，即“摇旗呐喊，齐出迎敌”。③雷先令开炮轰击，接着步队进攻，马队从两翼包抄，枪炮齐发，清军攻入庄内，到处放火。据雷给袁世凯的报告记载“所焚烧枪毙者，虽不计其数，至尸骸遍野，堆积犹存”。④真是凶残之极。又如张勋率领清军包围了阳信书院，院内义和团一百多人英勇抵抗，誓不投降，最后都被清军屠杀，被埋在三个大坑里，其凄惨之状，令人发指。
袁世凯还指会各州县官，查抄义和团民的家产，变价作为对帝国主义者或教民的赔款，使侥幸生存的人也倾家荡产，陷入绝境。
八国联军从京津分兵攻掠直隶各州县，前锋接近德州。袁世凯唯恐侵咯军不理解他始终护卫洋人的心意，而攻入山东境内。于是，他一边指令与直隶交界各州县驻军“移驻距距边界较远之处”，“以示无开衅之意”，并警告说：“非奉本部院号令，千万不可轻开边衅。”⑤一急忙发电或写信给各通商口岸的帝国主义分子，夸耀自己在山东保护洋人的功绩，他授意孟继武写给马天恩（驻济南法国主教，当时逃到青岛）的信中说：“缘自主教与神父等驾行后，袁抚帅即派王统领、杨统领……张大人、雷大人、陈大人、龚老爷等亲督队伍，驰赴各府州县，严拿拳匪，有当场打死者，有送县或解省正法者，约有数万余人。其匪首房产物业全行入官，为从之匪亦扒房变产不计其数。所有教民及教堂皆得安然无恙。现在各府州县拳匪已净，合即禀明，务望主教转陈各国，千万莫叫洋兵占据山东地界，以副大帅保护之情，并免大帅所遭乡愚妄造之言，实为恩公两便。”⑥
袁世凯屠杀了数万爱国者，保全了帝国主义的权益，对外国主子确立下了“大功”。因此，八国联军头子瓦德西满口答应“德兵断不入济”。⑦此后又推奖说”：“袁世凯对我们颇具好意，同时并尽力剿除拳党”，“系属于明达督抚一流，彼现在竭力促进从速议结和约。据云，彼之为人‘易受商量’。因彼曾经力为辅助德国铁路矿山事业之故，可以称为一位促进德国事业的人”。⑧
帝国主义有这样一个恶奴悍仆，自然不必亲自到山东去了。
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后，清政府和南方各省督抚的电讯联系都中断了，仅仅通过袁世凯和南方各省督抚保持联系。各省督抚的电奏大都由袁上达，谕旨由其下传。李鸿章也“仅日接项城山东来电，藉知京中消息”。⑨济南一时成了清王朝的临时政治中心。李鸿章奉命议和，由广州到达上海，开始与帝国主义各国秘密接洽。当时，英国、日本曾提出以西太后归政光绪帝为“议和“的先决条件。１８９８年袁世凯和光绪结怨甚深，他唯恐归政后自己的地位、生命不保，多次致电李鸿章等，为西太后涂脂抹粉，而要求严办端王、庄王、刚毅等亲贵，以转移各国要求归政的目标。他还致电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替荣禄说情，说他“并不袒俄”，实际上就是表白自己，因为他是以依附荣禄起家的。
同时，袁世凯不断把银子、绸缎以及食物等送往太原和西安，贡献给西太后。还以个人名义通电各省，要求迅速汇解京饷，好像他是最关心西太后的大忠臣。西太后本是一个极为贪财的女人，几十年来所搜括的金银财宝，这次都丢在北京，心痛万分。在患难之中，袁世凯的贡物源源不断，又多又好，西太后自然感觉欣慰难忘，“大为嘉许”了。当时，军机大臣王文韶对押运贡物的县令曹倜说：“各省饷银未到，山左首先解来，可称济急”，“予初以项城为常人耳，今则五体投地矣。子回山左为予道达诚悃”。⑩
经过八国联军的打击，西太后由畏外、排外，一变而为崇外、媚外，并决心推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1＇以求保持一人一姓之尊荣。由于俄国坚决支持西太后继续执政，德国对归政也不热衷，英、日为了见好西太后，也放弃了归政的要求。１９０１年９月７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正式向帝国主义各国“道歉”；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