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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_2-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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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改建,更名为新建陆军。⑨同日,光绪皇帝发下上谕说:“此次所练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⑩

  注释:

  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1927年刊本,德宗本纪二,页2。

  ②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志二,页9509。

  ③《袁世凯致李鸿藻函》,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转引自刘凤翰:《新建陆军》,页42。

  ④《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69,页5。

  ⑤贝思福,《保华全书》,卷3,页5。

  ⑥翁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九日、八月十一日。

  ⑦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2,页5—6。

  ⑧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1898年刊本,卷1。

  ⑨《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为变通兵制拟在天津新建陆军并简员督练折》,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

  ⑩同④,卷378,页9。 


新建陆军的编成及其与列强的关系

  袁世凯肩负着皇帝给他的练兵重任,于1895年12月21日到达小站,接管定武军。小站又名新农镇,在天津东南七十里。李鸿章镇压捻军以后,指令淮军周盛波、周盛传部(称盛军)在小站驻扎屯田。盛军在此驻了二十多年,甲午战争中开赴前敌,因继任统帅卫汝贵临阵脱逃处斩,全军溃散。1894年底,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汉纳根的建议,①决定建立一支新式陆军,派长芦盐运使胡在小站“扫募开办”,汉纳根担任总教习。但由于汉纳根“拟办各节,事多窒碍,旋即中止”。②汉纳根离去。胡把招募来的军队编为十营,名定武军。各级军官大都是淮军将领,同时还选拔了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何宗莲(总教习)、吴金彪、曹锟、田中玉、刘承恩等担任教习或军官。又聘请德国军官沙尔等为教习,根据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③定武军十营,计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骑兵二百五十人,工兵五百人,共四千七百五十人。袁世凯接管以后,派吴长纯在山东、河南、安徽各州县招募步兵二千二百五十人,派魏德清在锦州、新民一带招募骑兵三百人,总计七千三百人。按照他呈报督办军务处的营制,迅速改编成新建陆军(全军编制见下页表)。

  从该表可以看出,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名称,但编制上打破了旧军的框框(旧军一般以营为单位,每营五百人,不分兵种),而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军队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一军分两翼,每翼辖二三营不等;每营官兵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等等。袁世凯在军制方面的改革,揭开了清军编制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国近代的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新建陆军中有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1896年初,袁世凯在正兵内考取“粗通文字者二百三十余人”,以八十人学炮兵,八十人学步兵,二十四人学骑兵,五十人学德文,于5月13日一律开学。各学堂均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总教习。规定学习期间两年,毕业生除学德文者准备派赴德国留学外,其余都担任下级军官。学生每季大考一次,监考官、阅卷官和巡查官都由袁世凯亲自派定,一切规矩如同科场,优等者加薪受奖。为了收买人心,袁还从自己每月的薪金中取出三分之一(二百两)作为奖学金。④从这四所学堂中,袁培养出一批军官。后来,从这批军官中又挑选一些人送到日本留学,其中著名者有:孙传芳(1885—1935)、张士钰、张树元、刘询、陈乐山、曾子彦等。

  此外,还有讲武堂和学兵营。讲武堂于1896年6月16日开办,专门抽调在职的哨官和哨长学习,规定每哨长官三人,轮流到讲武堂“听讲行军攻守各法”及“经史大义”。⑤学兵营集中训练步兵操法,每期1至3个月。第一期选拔各棚正副头目。从第二期起,每期一营选送正兵六十名入学,受训后仍回本营,备充头目之选。

  新建陆军的武器,全部是由国外采购进来的。炮兵装备德国克虏伯厂出的五十七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国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使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配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除规定装备的武器外,官兵均不准携带私人武器。领、哨各官及兵丁号衣鞋袜“一律黑色,不准参差”。官弁服装袖口处有红色官阶号。⑥

  袁世凯看出由于使用新式武器,旧的一套练兵办法不适用了,必须改用“洋法”,“练洋操”。他多次发布“训条”,“劝谕将领讲习西法”。⑦然而他认为要练洋操,“非借用西官,则办理必仍有名无实,虽练一如未练也”。甚至提出,最好“仿海关收税成例,事由西人经理,权自朝廷操纵”。他武断地说:如照此办理,“不数年间,必成劲旅数枝”。⑧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袁世凯通过中国驻德公使,延聘了十余名德国军官,充当新建陆军的教习,还专门成立了教习处(后改名洋务局)。教习处的头目巴森斯,负责全军的训练和作战演习。袁对他十分信任,言听计从,演习时和他各带一军,互相攻守。操场稽查施壁士和伯罗恩,负责操场训练,袁每至操场校阅,都依靠他两人指点。此外,礼节兼军械稽查魏贝尔,炮兵教习祁开芬,骑兵稽查兼教习曼德,⑨德文教习慕兴礼,号兵乐队总教习高士达等都各稽查一方面。由这些洋教习定出各种规章制度,又由他们监督实行。新建陆军的技术训练,主要就是在这些洋教习的指挥下进行的。由此可见,新建陆军的生存和发展,一开始就附属于侵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而且,它实际上也是列强侵华政策的产物。

  甲午战后,不少侵华分子向清政府建议练新军,汉纳根是第一个。此后,清政府的外交顾问福士达(JohnW.Foster)随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回到北京,也极力鼓吹改用西法练兵。他还写了一个《整顿中国条陈》,第一条就说:“中国目前急务,须先整顿陆军”。⑩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N.R.O'Coner)也劝清政府选“忠廉有才略大臣”,练“一枝劲兵”。'1'这些侵华分子鼓动清政府练新军,尽管目的不完全一样,但大致说来,除想推销军火,控制中国军队外,主要是为了镇压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以保护他们的侵略权益。他们告诫清政府说:中国败于日本,“启叛民玩视之心”,“华人必有心怀反侧而蔑视皇权者”,战后较日军进犯时要危险“十倍”。有的说:“陆军未成,则不能使人遵守国家纪律。”'2'有的甚至赤裸裸地供认,支持清政府练兵,就是为了“保护各国商人现在之商业”,“保全旅人之财产”。'3'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正是适应了侵华分子这种政治需要,所以才能得到列强的有力支持。

  但是,袁世凯很会假借“民族大义”。由于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呼声响彻全国,练兵伊始,他就打起“强兵御侮”、“明耻教战”的旗号,多次对官兵讲演,要他们“存雪耻之心”“上为国家御侮,下为生民除暴”。'4'这种由侵华分子一手装备和训练的军队,其性质十分明显,不用多加说明就可以看出,袁所说的“御侮”是言不由衷,“除暴”(即镇压革命人民)却是吐露了真情。

  注释:

  ①汉纳根(VonHanneken)是德国退伍军官,1879年来华,充当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帮助淮军建筑北洋各炮台和船坞。同时他又担任德国克虏伯军火工厂驻华代表。1891年回德国。1894年重来华,曾向督办军务处建议用西法练十万新军,“军制悉照德国良法”,“大帅用一洋员为军师,各营统将亦延一洋员为之教习”。军务处即奏派胡会同他办理招募新军事。

  ②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页19。

  ③《广西按察使胡奏定武军军官调补任免片》,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八日。故宫档案。

  ④同②,页220。

  ⑤同②。

  ⑥同②,卷2,页41。

  ⑦同②,卷4,页1。

  ⑧贝思福:《保华全书》,卷3,页6。

  ⑨曼德是挪威人,此后一直追随袁世凯。民国后,为袁的侍从武官。

  ⑩福士达:《整顿中国条陈》,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269。

  '1'翁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2'同⑩。

  '3'同⑧,卷4,页4。

  '4'同②。 


小站系军阀班底的形成

  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以增强新建陆军的战斗力;然而,在选拔将弁方面,他却仍然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固守“兵为将有”的成见,把军队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他所选拔的幕僚和军官从身份上考察大致分为三类:

  一、追随他多年的“家兵家将”。这类人大都被安插在天津,充当爪牙和耳目。如:

  徐世昌当时已是翰林,1897年初经袁世凯奏调来到小站,管理参谋营务处。袁给他加“谘谋”名义,以示不同于一般参谋。①袁外出时,由他代行处理军务。

  刘永庆(1863—1908),字延年,河南项城人。他与袁家有亲戚关系,从幼年就与袁世凯相识,称袁为表兄。②1885年随袁赴朝鲜,充当书识(即私人秘书),后被提升为驻仁川交涉通商分办委员。他担任新建陆军粮饷局总办兼转运局总办,掌管全军粮饷军械大权。后来官至江北提督。③

  吴长纯是安徽庐江人。由武举投庆军,曾任驻朝鲜庆军帮带,为袁世凯的老部下。他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二营统带。1906年官至北洋军第五镇统制,同年病死。④

  吴凤岭(1853—1912),是袁世凯家用人的儿子,从小在袁家长大,1881年随袁投庆军,在朝鲜时充当袁的跟班护卫,后被提拔为亲兵哨长,他担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⑤民国元年官至北洋军第四镇统制。

  雷震春,字朝彦,安徽宿州人。1880年由文童投庆军。在镇压朝鲜“壬午兵变”时与袁世凯结识。1888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被袁调赴朝鲜,派为教习。1895年12月,他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领官。⑥

  江朝宗(1864—1943),字宇澄,安徽旌德人。原在淮军刘铭传部为帮带。甲午战争中随袁世凯出关,“管解前敌军械并侦探各差”。⑦1895年12月,充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及兵官学堂监督。

  另外,袁世凯在朝鲜时所豢养的差弁、亲兵,如王同玉(直隶故城人)、赵国贤(河南项城人)、王凤岗(河南淮宁人)、徐邦杰(江苏句容人)、唐天喜(河南沈邱人)等十余人,都分别担任了新建陆军的统带、领官、哨官或哨长。⑧

  二、袁世凯深知单靠“家兵家将”不可能创练一支新式军队。为此,他用官禄笼络了一批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毕业生大都能掌握一些近代军事技能。当时,“淮军诸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谩语姗笑”,⑨十分轻视武备学生。因此,武备学生毕业后被派入淮军(练军或防营)中多长期担任教习,无指挥军队的实权,不被重视,迁升甚慢。袁世凯深知他们志在升官发财,便把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给予指挥和训练实权。选用军事学堂出身的人担任军官,本是新建陆军的重要改革之一,但这个改革一开始就带有很浓的封建依附色彩。据统计,到1896年4月,“武备学生充该军统领、帮带、领官、哨官、哨长、教习者计已一百三十余名”。⑩其中著名者有: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以文童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到德国学炮兵一年。回国后,在威海卫防军中担任教习。1896年1月,由袁世凯调至新建陆军,即被越级提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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