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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朝着欧洲方向推进的愿望，受到伊斯兰教徒，前伊斯兰教徒，一些非宗教主义者和七成土耳其人民的支持。如果你问我那是否是矛盾的，我说：不是的，朝着和平方向的伟大变化，往往是来自于人民，开始他们并不是伟大的和平鼓吹者。
在土耳其欧洲观念有多强烈啊？
帕慕克：只要想一想最近听到与欧盟的谈判开始了这样一则消息，整个国家是多么兴高采烈。这个国家，如我对它的描述，尽管带有政治褊狭，如今已准备好向前迈进，打破关于美国的禁忌，并在人权和言论自由方面大步向前迈进，以便能够加入欧盟。仅仅这个就可以显示欧洲观念是多么强烈。
如果某天土耳其真正成为欧盟的一员，其特征会发生什么变化？
帕慕克：当然我们土耳其人会失去其一部分特征，就像欧洲也要失去自己一部分特征一样。那时候也将会是一个不同的欧洲。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雄心勃勃的、艰巨的政治尝试。欧洲将变成一个强大的、多宗教的整体。它将新增七千万土耳其人的力量，他们恰好也是穆斯林教徒。这不会有丝毫的危险，因为土耳其人也向往和平。他们准备好成为真正的欧洲人。
身为一个土耳其人，你感到自豪吗？
帕慕克：当然。我为土耳其人而感到自豪，为用土耳其语写土耳其而自豪，并为我的作品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而自豪。但是我不希望使它们戏剧化，从而使事情政治化。你能否向我们透露一下当你接受该项和平奖时，将打算说些什么？
帕慕克：我想要做的就是通过小说这一伟大艺术形式来界定欧洲。
父亲的书箱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刘钊译
父亲在去世的两年前交给我一个小书箱，里面装满了手稿和本子。他和平时一样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告诉我在他过去以后，也就是去世以后，我可以看一看里面的东西。
“回头翻翻，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我的书房，书丛中间，父亲话中带着几分腼腆，“我过去以后呢，你挑一挑，兴许有的能出版。”父亲仿佛是要摆脱一种特殊的、让他感到痛苦的拖累，在我的书房东找西找，不知哪里合适，最后轻轻地把书箱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这是一个让父子都感到尴尬的时刻，这是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时刻。之后，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又回到往日的角色，恢复了轻松、风趣的本性。和平常一样，我们开始谈天说地、家长里短，说到土耳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问题，说到父亲那些往往虎头蛇尾的工作，语气温和、轻松。
记得父亲走后，我有好几天在箱子周围转来转去，却连一个指头也没有碰它。那是个黑色的小皮箱，一把小锁，柔滑的棱角，这些都是我儿时就已经非常熟悉的。父亲短期外出或是需要从家里往公司带东西时都会用到它。我记得，父亲外出回来，我会打开这个小箱子，翻弄他的东西，而且非常喜欢里面古龙香水和国外那种特有的气味。对我来说，这个箱子是那么熟悉，充满诱惑，它承载着太多的历史和我童年的记忆。可是，我甚至不敢碰它一碰，为什么？当然是因为藏在箱子里面的东西有着一份神秘的重量。
这份重量代表什么？这份重量代表的，是一个人闭门伏案，远离尘世，以纸笔进行的倾诉——它代表的是文学。
我不敢碰父亲的书箱，更没有勇气打开它，但里面有些本子我是知道的。我看到过父亲在那本子里写写画画。书箱里的东西在我并非新闻。父亲有一个很大的书房，四十年代末，这个伊斯坦布尔的年轻人曾经做过诗人梦，曾经把瓦雷里的诗歌译成土耳其文，可惜读者寥寥。一个贫穷的国家，写诗作文是难以谋生的。他放弃了。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是个富商，父亲的童年和少年皆衣食无忧，他不能忍受文学写作之苦。他热爱生活，生活真是美好。我能理解。
对父亲的书箱敬而远之，首要原因当然还是担心，担心我可能不欣赏他的作品。父亲心有玄机，未雨绸缪，故意摆出一副轻描淡写的架势。这样的态度，让有着二十五年写作经历的我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但我并不因为父亲对文学的轻描淡写而心生丝毫不满。我真正害怕的，我不想知道、更不想发现的是，我的父亲也许是一名出色的作家。这是我真正的担心，这种恐惧让我没有勇气打开父亲的书箱。还有一个原因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果父亲的书箱里面竟有真正的、伟大的文学作品，那我就得承认，父亲的精神世界里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是很可怕的。虽然人到中年，我还是希望父亲就是父亲，不要是什么作家。
我认为，一个作家，他的内心世界还隐藏着另外一个“我”，他的工作就是经年累月、充满耐心地去慢慢发现那片塑造了另外一个“我”的天地。说到写作，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文学传统，而是伏案书斋，回归自我，独自一人用文字去创造一片新的天地。一个作家，他也许惯于打字，也许熟悉电脑，也许像我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地喜欢纸笔手书；一边写作，一边品一杯咖啡或红茶，或是抽一支香烟。有时他会离开书桌凭窗而望，看到街上玩耍的孩子，幸运的话看到的是几棵大树或是一片风景，或者只能看到一堵幽黑的墙壁。他可能写诗歌，写剧本，或者像我一样写小说。但首先是作家的本务，是他伏于案头，耐心地走进内心世界，其次才是这种种差别。写作，就是把内省外化为文字，就是以耐心、执著和快乐的心情用自己的思想去探寻一片全新的天地。伏于案头，一页白纸，慢慢地加上新的文字，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感觉到，我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同时也在塑造内心世界的另外一个“我”，如同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建起一座大桥、一方穹顶。文字就是作家用的石头，握在手里把玩，感觉它的形状、尺寸、重量，有时远远地打量，有时用手指或刀锋将文字设置摆放，以长年的执著和耐心满怀憧憬地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
对我来说，写作的秘诀不是虚无缥缈、来去无踪的灵感，而是执著和耐心。土耳其有个成语，叫做“以针掘井”，拿它形容作家的创作活动实在恰如其分。古代故事里有一个叫费尔哈特的人，为了爱情开山引水。我赞赏这种精神，理解这种精神。《我的名字叫红》里，那个波斯细密画家用饱满的激情年复一年地绘制一模一样的骏马，以至了然于胸，闭上眼仍可画得活灵活现。我知道，写细密画家就是在写创作，就是在写自己的生活。我认为，作家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如同别人的故事娓娓道来，能够感受语言的力量，必须做到长年伏案，献身艺术，乐此不疲。灵感天使对有的人也许从不眷顾，对有的人可能时时垂青，但她欣赏作家的这种信心和乐观；在作家最感孤独，对自己的努力、构思以及作品的价值最感怀疑的时候，也就是在作家觉得只能孤芳自赏而知音难觅的时候，灵感天使就会为他指点迷津，给他带来故事、图画和构思，使他能够把自己的世界与自己构建的世界结为一体。在我为之付出全部生命的写作生涯中，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一些极为得意的句子、构思、篇章似乎不是出自我的笔下，而是另外一种力量的发现和慷慨赐予。
我不敢打开父亲的书箱翻看里面的笔记，因为我知道，他永远不会陷入我的困惑；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一个热爱孤独的人，他喜欢交友，喜欢热闹，喜欢聚会，喜欢玩笑，喜欢和人打成一片。只是后来我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猜测：我的想法、我的苦闷、我的隐忍，也许只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写作体验中得出的一种偏见而已。也有不少杰出作家，他们并没有离群索居、抛家别子，并没有放弃市井喧嚣和红尘之乐。况且我的父亲在我们小的时候也曾一度厌恶过家庭生活的平庸离我们而去，远赴巴黎，和很多作家一样关在酒店房间，写满一本又一本。我知道，那书箱里面就有一些本子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因为父亲把书箱交给我之前的几年就已经不再避讳那段经历。我们小的时候他也曾说起过这段经历，只是那时对自己愤世嫉俗的性格、写诗作文的理想以及在酒店房间时的心态茫然只字不提。他常对我讲，在巴黎的人行道上经常可以遇到萨特；有时又像发布重大新闻一样兴致勃勃、非常认真地跟我谈起他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我当然永远不会忘记，我成为作家，并非得益于高官圣贤，而是因为有这样一位喜欢和我谈论世界文豪的父亲。也许，怀着这样的想法，加上父亲那些让我受益匪浅的大量藏书，我是应该看看他的笔记的。父亲在世时，也曾和我一样，愿意一个人呆在房间，任思绪自由驰骋。也许这是我应该更加注意的，不论他的作品文学品位如何。
然而，当我忐忑不安地打量父亲留下的书箱时，我意识到，这正是我难以做到的。父亲有时会躺在书房的长椅上，放下手里的书或杂志，久久地思考。家居生活中那种插科打诨、磕磕碰碰时的样子不见了，脸上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表情，眼里是一种深沉内心的神色。儿时每看到这副情景，我就明白父亲心情烦躁，所以很是担心。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才真正明白，这种烦躁正是作家与普通人的区别。身为作家，除了苦闷和耐心，首先要有远离市井喧嚣、远离红尘琐事、远离凡人生活、乐于闭门独处的冲动。我们要用文字为自己创造一个大有深意的世界，我们需要耐心，我们需要憧憬。但是，躲进小楼，与书为伴还只是第一步。醉心于阅读，倾听自己的心灵之声，与他人的思想辩论，与书交谈，形成自己的思想，构建自己的世界，如此自由而独立的作家，当首推蒙田。父亲不仅一遍遍地阅读蒙田的作品，而且极力向我推荐。不论东方西方，无论哪个国家，远离市井，与书斋为伴是作家的传统，我愿意把自己视为这种传统的一部分。我认为，只有乐于独处书斋的人，才可能创作出真正的文学作品。
独处书斋其实并非如外人想象的那样寂寞。首先有别人的话语、别人的故事、别人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传统与我们相伴。我认为，文学是人类自我认识过程中创造积累的最可宝贵的经验。人类社群、部落、民族只有重视自己的文学，倾听自己的作家才会睿智，才会丰富，才会高尚。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只有在它最黑暗、最愚昧的时代才会发生焚烧书籍、蔑视作家的事情。当然，文学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问题。独处一室、与书为伴、踏上心灵之旅的作家，他会发现多年形成的一条文学的不二法门：讲述自己的故事如同别人的故事，讲述别人的故事如同自己的故事。文学创作就是这样一种能力。磨炼这种能力，必须从别人的故事、别人的作品开始。
父亲的藏书多达一千五百本，对一个作家而言也算绰绰有余了。二十二岁那年我可能还没有遍读这些藏书，但对每本都非常熟悉——哪本是重头，哪本是闲书，哪本是经典，哪本是名著，哪本记录了渐被遗忘的民风趣史，哪本是父亲非常欣赏的一位法国作家的作品，如此等等。有时我只是远远望着父亲的书斋，梦想有朝一日自立门户，也能拥有这样一个甚至更好的书斋，通过阅读给自己营造一个新的世界。远远凝望之际，有时会觉得父亲的书斋俨然是这大千世界的一个小小缩影。但这只是从我们的一方天地，从伊斯坦布尔看到的世界。父亲的藏书很能说明问题。这些书有的是他出国期间买的，主要是巴黎和美国；有的是他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四五十年代，从伊斯坦布尔那些专售外文图书的书店购得；有的则来自其他一些或新或旧的书店，那些书店也是我非常熟悉的。我的图书世界是一个土西结合的世界。从七十年代开始，我也开始雄心勃勃地搜罗自己的藏书。那时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以写作为生。我在《伊斯坦布尔》那本书里说过，那时已经隐隐感到自己不大可能成为画家，但并不清楚今后的路怎么个走法。对很多事情都充满强烈的好奇，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同时也觉得我的生活可能会存在某些“缺憾”，我也许不能像别人那样生活。凝望父亲的书斋，我生出这种感觉，这是一种远离“中心”的感觉，这也是一种“边缘”感、一种“蛮荒”感，那个年代的伊斯坦布尔让大家都曾生出这种感觉。我非常清楚，我生活的这个国家给予艺术家的只有漠视而无希望，无论作画，还是为文，莫不如此。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