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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总体统领，但相关研究也并非千篇一律，也各有角度和侧重。例如，反思割裂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思想，研究自然从万物有灵论的主体演变成沉默的客体的原因，重审片面强调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人文主义思想，推动建设融入生态智慧的新人文主义构想，等等。此外，生态批评在理论研究中也注意借鉴当代其他批评理论与相关学科的理论话语，用于促进自身的理论建设。例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思想、海德格尔的关于自然与技术的观点、詹明逊的后现代社会思想、巴赫金的文本间性与对话概念、印第安人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等等。
无论是美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还是文学批评实践，它的主旨都离不开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的追求，威廉？鲁克特就指出，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生态思考已经成为一种必须关注的方面，“现在的问题，正如大多数生物学家所赞同的那样，是要找到阻止人类群体破坏自然群体——随后就是人类群体自身——的方法。”就生态批评的任务而言，“（生态批评的）概念性问题与实践性问题旨在发现这两个群体——人类群体与自然群体——能够在生态圈中共存、互助与繁荣的基础。”正是这种追求生态文明的主旨将美国生态批评的研究视野与框架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各研究视野与研究层次相互关联，相互依靠与促进，共同朝向一种符合未来社会的生态文明前景的目标。
多元文化视野与美国生态批评
美国生态批评在进行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中，比较重视当代环境危机的生态反思，这些生态批评思考的视阈往往涉及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思考这种全球性问题必然需要一种超越国界的视野，所以无论是生态学的科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领域的生态批评，都必须具有一种跨国度、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这种宽阔的跨文化的全球视野，既是美国生态批评也是所有立足于生态视角的文艺学、美学研究所需要的一种视野。
就学科性质而言，生态批评是一种开放的、具有交叉学科性的文学研究流派，因而“生态批评的主题应具有开放性、启发性”，这是美国生态批评家们的一种共识。他们希望生态批评拥有比较广阔、相对宽松的研究范围，简言之，它能够在一种宽阔的研究视野中“包含文学、环境以及二者的相互影响的方式”。美国生态批评在萌发之初就拥有丰富的研究视角和广阔的研究视野。当时，各种立足于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尚未使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作为统一名称，相关研究被冠以这样一些主题名称：如“美国研究”、“地域特色”、“田园主义”、“人类生态学”、自然与文化、文学中的自然，等等。可以看出，美国生态批评产生初期的这种宽泛的研究视野，也是促进美国生态批评进行多元文化视野下生态批评思考的因素。
事实上，美国生态批评非常关注人类文化中涉及自然、生态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等。有些生态批评家直接将生态批评定位于对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威廉？霍沃斯就这样给生态批评家定位：“生态批评家是对描绘文化对自然之影响的作品进行评价的人，他赞颂大自然，谴责对自然进行掠夺的人，同时他希望通过采取行动来逆转掠夺者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可见，作为一种文学与文化批评，生态批评通过文化来重审人类文化，思考人类文化如何影响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发现造成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它现在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扩展到对人类文化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圈的关系的思考，体现出从文学文本到文化思考的跨越。
随着美国生态批评的迅速发展，其研究视野在不断拓展和深化。在这种发展状况下，一方面需要对当代生态思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需要开发更多的思想资源。美国生态批评的生态思想资源的开发，不能忽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发现和阐发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文化中具有生态涵义的思想资源。其次需要跨越西方文化视野，学习和理解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资源。
有些生态批评思考已经开始探索远古文化与土著文化的潜在生态涵义。有的学者就在相关思考中指出，“那些与环境维持平衡的土著文化和传统文化中的习惯、仪式和宗教习惯对防止人口过量增长和过度利用资源具有暗含的功能。”例如，在生态批评视野中，带有中世纪特征的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烈的《基督教城》不仅反映出“一种社会共享的哲学”，而且“反映了工匠和穷人基于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这些中古文化中包含的生态思想资源对当代生态批评思考不无裨益。有的生态批评家在古代泛灵论文化视野中进行生态批评思考，认为造成当今环境问题的一个主要思想根源是：随着人类自然观从原始文化到现代工业文化的发展演变，自然在人的话语世界中变成了一个“沉默无声”的客体，一个仅供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在人类早期文化中的自然观却与其有着显著的不同。那时，自然被视为“可以言说”的主体，万物都有自身的守护神，人类在开发自然之物时，需要通过向守护神祈祷的方式与自然进行“沟通”，请求守护神的允许，这一种泛灵论文化。参考二者的巨大差异并联想当今的环境问题，生态批评家就对这种古代文化进行生态视角的阐发并指出，古代这种泛灵论文化中包含的生态谦虚态度的自然观，可以为当今人们反思现代工具理性影响下肆意破坏自然的行为方式提供一种启发。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有关自然观的内容非常复杂，包含不同甚至相悖的思想内容，其中具有生态涵义的部分内容是生态批评需要开发的领域。怀特早在《我们时代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就开始反思某些基督教狭隘自然观的同时，试图发掘蕴含在基督教“圣方济各”（St。Francis）教义中的具有生态涵义的思想，并将其“圣方济各”视为“生态主义者的庇护圣人”。格罗菲尔蒂也指出宗教文化中自然观内容的复杂性及其潜在意义，“社会学家也承认，环境也是一种宗教问题”，神学家不仅将《圣经》中的有关先例理解为“对自然的良好管理”，而且有的神学家“将地球本身视为神圣”。还有一些神学家研究古代地球女神崇拜，东方宗教传统与土著美国人的信仰体系，因为这些信仰包含许多关于自然与灵性的智慧。
与此同时，美国生态批评也意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态智慧，因为生态批评关注的问题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决定人类社会未来出路的问题。当代环境问题已成为萦绕所有国家与所有学科的问题。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来看，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批评对割裂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的解构，存在内在的契合。就像唐纳德？沃斯特所说，“中国在科学和哲学上拥有她自己的丰富遗产，她的遗产有很多可以提供给其他国家，去建立与自然的新关系。”换言之，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老而朴素的生态智慧来思考当代面临的环境问题依然恰当。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及其丰富的生态思想传统，加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思想成果，是中国参与世界性生态批评理论构建的坚实基础。同时，生态批评自身的跨文化、国际性的视野也需要来自中国学者的共同参与。
（李晓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后，邮编：250100）
恐怖主义诗学的文化内涵
王予霞
9？11事件之后，美国批评界猛然发现，1997年德里罗（DonDeLillo）的小说《地狱》精心描绘了恐怖分子撞击世贸中心双子座大厦的场景；同一时期根据帕拉尼克（ChuckPalahniuk）的小说《战斗俱乐部》改编的电影，也栩栩如生地营造了在“梅厄姆”行动中摩天大楼遭飞机撞毁的场面。无独有偶，2001年就在塔利班炸毁巴米扬佛像前夕，翁达耶（MichaelOndatje）的小说《阿尼尔的鬼魂》里已经出现了三个斯里兰卡人炸毁120英尺高的佛像的情节。小说情节与现实中的恐怖事件如此相似，人们震惊了！过去被忽略的反映恐怖主义题材的小说遂引起批评界的高度重视。美国批评界开始梳理形形色色的反映恐怖题材的小说，米利提（ChristinaMilletti）把这些小说称为“恐怖小说”；与此相关的批评理论统称为“恐怖主义诗学”。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反映恐怖主义题材的小说，如德里罗的《白噪音》、《地狱》、《名单》，拉？凯瑞（LeCarre）的《敲鼓的小女孩》，凯西？阿克（KathyAcker）的《中学里的鲜血与勇气》，福布斯（ColinForbes）的《金猴之年》，柯林斯（LarryCollins）的《第五位骑马者》等。上述小说不少是以巴以冲突为背景的，它们不仅具有毁灭性主题，而且散发着浓郁的政治阴谋和间谍色彩，并且精心塑造了一系列的恐怖主义人物形象。以德里罗为代表的小说家们坚持，凭借小说的奇妙结构，把恐怖主义由政治领域转换到审美领域，进行无害化处理。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的猖獗，使得此类小说的“想象”与“现实本身”的界限日益模糊起来。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小说家与恐怖分子的关系？作家如何定位恐怖主义分子？读者与恐怖主义有何关联？这些敏感的话题实则反映了小说与现实、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2001年，恐怖主义诗学论者斯坎伦（MargaretScanlan）在《策划恐怖》一书中，率先从理论上阐发了小说家与恐怖分子之间的隐蔽关系。她指出，小说家与恐怖分子作为边缘化的力量正在改写历史，他们共享作为浪漫革命的自我风格、书写暴力、迷恋阴谋。在一个被恐怖图像控制的世界里，恐怖分子充分吸收和利用小说家的资源，而写作本身被遗弃。斯坎伦的论见，我们很容易在相关的作品中寻绎到踪迹。
德里罗在《毛二》中塑造了小说家比尔、大学教授乔治和摄影师布赖塔等中产阶级人物，通过他们的对话，作家探讨了小说创作与恐怖暴力之间的关系。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片断，比尔与布赖塔探讨恐怖主义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恐怖分子与小说家奇妙地抱合在一起；小说创作与恐怖暴力之间互相渗透、流通往来。比尔坚信小说家可以改变文化的内在生命，把文学与恐怖分子的世界架构在一起，为恐怖宣泄提供途径，“恐怖分子的胜利便是小说家的失败……他们上演凶险等同于我们失败的危机”。乔治由此推断出恐怖分子已经替代了小说家，成为时代的英雄。在他眼里后工业社会中的一切都在退色，唯独恐怖主义的力量正在崛起，恐怖分子替代小说家，成为存在的唯一源泉，这种思想广泛渗透于德里罗的小说中。
在小说《施罗德行动》中，叙述者罗思（PhilipRoth）放弃了作家身份，选择了有意义的行动——充当国家侦探。然而，罗思始终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从事暴力活动。在小说结尾处，罗思从作家降格为由知识之外的恐怖力量所操纵的玩偶，暗示着小说创作与恐怖行动同样具有虚幻性和幻灭性。小说直接把主人公的身份描绘为作家，而且由作家本人充当叙述者，有意淡化小说与现实之间的界线。
小说家与恐怖分子角色的打通互换，暴露了作家人格力量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对抗与冲突，集中展现了小说家的他异性身份特征。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反映了小说与社会现实的内在联系，二者的互动影响——具体文化实践的交互作用。虽然我们不能概而言之地把小说中的恐怖主义情节完全等同于现实，但二者之间的流通交往却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有些小说如此准确地预见了现实中的耸人听闻的恐怖主义活动，恰恰表明小说艺术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外在现实，而是积极参与了历史构建的进程，对社会现实产生潜移默化，甚至是挑战刺激的作用。
凯西？阿克的小说《中学里的鲜血与勇气》深化了上述问题，她从种族、性别、语言等方面展现了恐怖分子与小说家的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在阿克看来，小说家与恐怖分子等边缘群体处于同一网络结构中，它是由族性、性别、语言和传统等许多要素构成的，且始终变动不居。西方作家素有反抗现行体制的传统，无论是波德莱尔还是兰波都把自己贬为花花公子、流浪汉和拾荒者。他们样样都行，就是没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