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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吾过去办过教育，自然知道学生们的心态，他说：“这算什么，怎说得上冒犯二字？我从前办学校，那些学生闹起事来，再三开导都不听，哪能像你们一说就明白。”三师的经费，当时是按月在遂宁征收局拨领，风潮起后，黄肃方电饬征收局停发。李宗吾和赵知事合衔，请黄肃方转令照常发给，学生们对于李宗吾自然又多了一份感激。
李宗吾初到校时，学生以及学校职员对他戒心甚大。每次请监学来说话，监学来二人，同时必伴有两个教员，李宗吾最初不明就里。后来有人告诉他说，学校里一切办法都是布置好了的，省视学如何问，他们如何答，教职员为了避嫌，怕人说私见省视学说出实情，所以一来就是四人。李宗吾知道这种情况后，心想：“你们要避嫌，我偏要你们避不了。”从那以后，李宗吾每日查学回来，就同教职员谈天，几个人在一处时他也去，一个人在房内他也去。有时候就在教职员的寝室里，拿本书看，教员去上课，他就蒙头睡一觉。有时候也跑到学生的寝息室，东谈西谈，一大群学生他也去，一个学生他也去。没有多久，李宗吾跟学生教职员开始相忘无形，无论教员学生也能单独到他的室中去聊天了。聊天时，李宗吾会说一些类似厚黑学的怪话，让学生和教职员觉得这位省视学大人很随和，没有架子，也乐得跟他来往。但是李宗吾也不单单是同学生聊天，毕竟是办过教育的人，他在三师期间也曾经整饬学风，开除了两名不守纪律的学生。没有多久，这个案子就被李宗吾查得一清二楚了。
风潮的发生说来非常复杂，简单说来就是乱局中的人事利益纠葛，但是又没有制度可以遵循，一直闹出这样一场吊打校长的奇案。这场奇案中牵涉到的各人的情况，在张默生的《厚黑教主李宗吾传》中因为与主题无涉或是李宗吾口述时没有说清，以甲乙丙代之，若是做“绣花针”的功夫，原本应考据一番，不过，其中人物，与本书主旨并无大涉，所以援引张默生旧说。此次风潮的主要人物某甲，最初是遂宁三师的校长，李宗吾到遂宁三师的时候，某甲亲口对李宗吾说：“我当此校校长时，有同学（某乙）穷途流落，他来见我，身上只穿单衣一件，我即留他作教务，他办事也很认真，他要嫁女，我借钱给他，并聘他的女婿作教员，荐他的女儿任遂宁女校校长，又聘他的儿子来校做事，我之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后来川省政变，军界某公之重庆，由遂宁经过，我的那位同学即竭力钻营，某公遂委他做校长，来接我的事，我不交，他又串通一些兵来，把我弄去看管，甚至殴辱我，力逼我把事交了。学生不知他的作为，驱他出校，才生出种种风潮。”李宗吾到校时，某乙已去他处，如果在的话，则不知道某乙又是怎样一套说辞了。某乙接事之后，即聘某丙为教务，不成想某丙也想当校长，学生就闹起风潮，驱乙拥丙，省中无主，遂宁知事即委丙为校长。丙接事后，又聘甲为教务，甲寻报复，对乙通加攻击，说他交待不清。但是某乙也不是省油的灯，双方于是大起冲突。民初乱政，教育局面也甚为混乱，可以比较的就是清华大学，清华的罗隆基，“九年清华，三赶校长”，乔万选、罗家伦都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待遇，如出一辙，可见不是个别现象。
第三部 李宗吾的教育经历及思想涉身教育之吊打校长的奇案（3）
三师的风潮闹至此时，黄肃方委任王某为校长。那位王校长并未另约职员，只带一庶务前来接事。某丙一见王的名片上赫然印着省立第三师范校长的头衔，就大为诧异，便出来问道：“校长是我！怎么是你？”王立即取出委任状给某丙看，谁知丙并不买账：“这是省立学校，怎么道尹能委任校长？”王于是问：“你这个校长是哪里委的？”丙说：“学校起了风潮，县知事请我维护现状，已经呈请上峰加委去了。”王问：“委状到了吗？”丙答称：“尚未到。”王继而质问：“然而你这个校长是县知事委的！省立学校校长，道尹不能委，县知事反能委吗？”丙虽然答不上话，但是拒不交接。王一边滞留遂宁，一边与道尹黄肃方联络。其间某乙虽然去职，但仍在县城，王与某乙一度晤面，三师于是风传王已聘乙为教务。于是教职员学生大起恐慌，心想若乙回校，我们还了得吗？这就是王校长挨打的根由所在了。王校长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到校接事。丙得知消息之后，竟带着校印，率领全校学生出校旅行去了。等到王校长奉令借县印入校视事，丙乃知大势已去，独自带了校印奔往成都去了。全体学生则交给某甲及教职员率领回校。行至三里的广德时，某甲集合学生发表演说，最后说：“你们一入校，抓住王某即打，打死了有我负责！”于是整队回校，学生闯进办公室，抓住王校长就打。此事后经县知事电禀校长，于是发生枪伤学生事件。此案中的某甲才是关键人物，而挨打的王校长，不过是个冤大头，该着他撞上了。
李宗吾查完此案离开三师，赶到遂宁县署，召集各机关法团的人士，宣布了事情真相，李宗吾说：“此案重要之点有二：前知事说学生开枪打队丁是诬枉的，王校长说学生打了他是确实的。真相即是如此，学生反而电文纷驰，痛骂黄道尹，请严办王校长，试问王校长能甘心吗？黄道尹受得下这种侮辱吗？此案肇事诸人，惩办不惩办，抑或办轻半重，尚在其次，道理总要放端正。我主张把事实弄明白，在公事上我替学生说几句好话，黄道尹王校长是我的老友，我以私人资格从中调停，我的呈文将来要披露，各位可以看得见，我是不欺哄人的。学生的种种证据，我都搜齐了，此时暂不宣布，伙同动作的人，许多向我悔罪输诚，并且出证明书叫我保存。请各位先生转告他们，以后干这类事，手段还要高明：第一，证据不要被人拿走；第二，自己的团体要结紧，不要中途解体。请他们安分守己，听候解决，李省视学自可笔下超生。如果敢于捏造黑白，妄发文电，拿对付黄道尹王校长的手段对付我，我是不受的！”李宗吾在这里既体现了省视学的威严和公正，又表示出了作为厚黑教主的老辣，否则在那时的乱局当中，学生们以及教职员还不知道使出什么样的手段来对付他。
随后李宗吾离开遂宁，将此案真相上呈省府。开始叙述学生队丁伤若干人，受伤情形如何，到医院查得情形如何，校门上弹痕系由外入内，足知队丁开枪是实。“现可考察者，一枪打得甚高，从校门上方穿入，一枪甚低，从学生膝下擦过，又知队丁是开枪恐吓。如果有意射击，学生岂可幸全？……”叙述完事实之后，李宗吾附上个人意见说：“惟念青年俊秀，大都可造之材，一涉法庭，悔将莫及，务恳厅长商明黄道尹曲予矜全。但求曲直是非，昭然共喻，不必依刑律，严法相绳。他日者，该生学业有成，皆出厅长玉成之赐。倘该生等必欲颠倒是非，不承认有殴辱校长之事，即请将此案移交法庭，视学当亲赴法庭与该生等对质，如有虚诬，甘受法律上之处分，无有异词。”对于其它人，李宗吾则说：“某知事措置乖方，既已撤任，似可免于深究。校长丙抗不移交，酿成重变，推寻祸首，咎无可辞，惟该员由安岳径赴成都，校中一再殴辱校长，实未与闻。王校长学识优良，经验宏富，应请优先调用，俾展所长。校长一职，另简贤员，用资整理。”李宗吾如此处理，一方面是想按照“法”的精神，照章办事，另一方面，也是深知在混乱的时局当中，无法查办彻底，于是在刚性的“法”的基础之上开出了这样一个富有弹性的“药方”。
这桩吊打校长的奇案的最后结局也正像李宗吾建议的那样，另委校长，令其查明行凶的学生。那位新任的校长到任后很快就了差，递上了四个学生的名单，并呈说已经将四生勒令退学。这四位被勒令退学的学生，其中两位就是李宗吾在三师查案时开除的学生，另外两名，也是之前早已经被斥退的。在校的学生，无一人受到处查。这种态度，也是当时一般掌管者对待当局的常见办法。
此案没有彻查之时，报纸上的批评，省议员的质问，都说黄肃方王校长太野蛮，都替学生鸣不平。自省署接到李宗吾的呈文，抄付报馆披露，社会人士才明白了此案真相。当时成都川报，对于李宗吾彻查此案都作为重要新闻加以报道。至此之后，吊打校长的风波才算是风平浪静。
第三部 李宗吾的教育经历及思想涉身教育之李宗吾挨打（1）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巨大的分野，一部分开始寻求暴力手段转向革命，一部分继续寻求温和的手段转向改良。在后面的一部分人之中，分化出了大部分报有教育救国理念的人士。中国的新教育就是这样的背景之下，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发生了数次变革：1902年制定但是却没有实施的壬寅学制为中国的新型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04年颁布并实施的癸卯学制则宣告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儒学教育体制的结束，之后又经历了壬子学制（1912年）和壬子癸丑学制（1913年），一直到1922年，一批留美学生已经陆续回国并在教育界任职（以蒋梦麟为代表），使得美国教育模式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也体现在学制上，早在1917年，国内就有人提倡美国学制，1919年和1920年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的两届年会都讨论了学制改革，1922年出台的“六三三学制”，也称“新学制”或“壬戌学制”（中间虽历经波折，但是一直延续）就是这种背景下产生。1922年的学制的主要缺点是“在移植美国学制上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因而在实行中困难很大。”（《简明中国教育史》，王炳照等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那一年，李宗吾正同四川省视学游子九奉命赴各省考察教育，针对当时教育的现状，李宗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实行考试制，以救其弊。关于这一点，在孙柏蔚的遗作《记李宗吾》中也有一段记载：“甲寅乙卯（即1914、1915年，笔者注）以后，宗吾任四川教育厅督学（当时称省视学）。鉴于中等教育的质量低劣，各校的成绩率多虚报。他建议中学应届毕业生除了学校考试外，厅里应派督学复试，以核实成绩”。1923年下学期，成都召开“新学制会议”，这是对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学制会议的相应，在那次会议上，李宗吾同几位省视学以及会员多人，提出考试案，开会讨论，却没有通过。会后，李宗吾单独上呈一文，主张各校学生毕业，应由政府委员考试，这就是十年之后（1932年）教育部颁令全国的会考制度的发端（注释）。李宗吾在呈文中列举理由十六项，并请在原籍富顺试办，经省署核准，委他为主试委员，于1924年（民国十三年）暑假进行，后来推行于川南各县。并由此引发了一桩李宗吾挨打的故事。
对于李宗吾这次挨打的经历，曾经写过《刘文彩真相》的我的朋友笑蜀先生在进行刘文彩的研究中，顺带勾连出了李宗吾的挨打的详细经过。据张默生在《厚黑教主李宗吾传》中记载：自民国十六年至二十三年，李宗吾先后充任刘文辉刘湘部中顾问及编纂委员。李宗吾在当时最具势力的二刘军阀幕府中到底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出任二刘智囊之前，他与刘氏家族己有交往。李宗吾提出考试制时，全国各地学生正在积极酝酿废除考试，教育界同行对此也漠视不理，成都召开的“新学制会议”更是直截了当的否决了全面推行考试制的提案。失望之余，李宗吾转向了游说实力军人刘文辉，幻想借助实力军人的权杖，为考试制杀出一条生路。
1924 年，在刘文辉大力支待下，考试制在川南各县施行。这年暑假，李宗吾从成都赶到川南重镇——刘文辉、刘文彩兄弟的卧榻叙府〔今宜宾市），亲自主持叙府最高学府——叙府联立中学的期末考试。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现在终于可以沙场秋点兵，李宗吾不免意气风发。自恃“尚方宝剑”在手，完全撇开了校方，一切自做主张，对考生不稍姑息。考生在突然袭击之下考了个一塌糊涂，自然是怨气冲天；校方大权旁落，对李宗吾自然也要侧目。四面树敌，李宗吾却是无所畏俱。
1925 年冬，他又昂首挺胸地来到了叙府，主持叙府联立中学的毕业考试。
前度“刘郎”今又来，这马上轰动了联中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