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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你报税了吗？”每次给家里打电话，父母都会问，声音一次比一次焦急。
“还没有，抽出时间了就填表……”我每次都含糊不清地搪塞，电话一放，马上把报税的事情丢到脑后。拖延的借口总是有的：我一个星期工作45个小时，两三个星期得出一次差，再加上业余兴趣广泛，要听音乐、画油画、与朋友相聚、去野外郊游，哪有精力去仔细阅读一大堆枯燥无味的税务文件？就连爱因斯坦，面对着各种报税繁文缛节，都忍不住发出哀鸣：“所得税是世界上最难懂的事之一。”连他这样的天才都这么感觉，更何况我凡夫俗子？更理直气壮地懒惰了。
美国有句俚语：“就像死亡与交税一样确定无疑”（as certain as death and taxes）。不管人生怎样变化无穷，这两样东西是没法取消的。
我父亲说过，有一次他听美籍华人陈香梅说：“美国的国家为什么管理得井井有条？最重要的一条，他们把怎么收税安排得非常严密，这就是基础。这一条经验非常值得向中国介绍。”父亲说他当时心里头有点犯疑惑：美国治国的要务不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不是自由经济、科技领先，而是——收税？后来联想到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反反复复强调的“数目字管理”，才觉得陈香梅女士这话还真有道理。试想，人民既然为了自己的利益，成立了一个政府来管理公众事务，总得掏腰包来支持这个政府的运转，支持公众事务项目吧？如果不建立起一整套严密、公平、有效率、有监管的收税制度，不仅国家没了收入，而且人心不服，什么国家强大、社会稳定、人民安宁，岂不全成了沙上大厦、空中楼阁？
税收不仅是美国立国之基，还是美国开国之始呢。美国这个国家的发端，都可以说是肇始于税收问题。我在中学美国历史课堂上，就了解了先民是为了抗税才兴兵要求独立的：
1765年，英国在北美殖民地颁布印花税法，严令所有报刊、执照、小册子、商业文件、法律文件甚至毕业文凭，总之一切印刷品上，都必须缴钱贴上“印花税”，这种盘剥举措，激起北美人民强烈反对。这年10月在纽约举行了“反印花税大会”，各地也风起云涌抗议示威，英国不得已废除了这一税法。随后，1767－1968年，英国又颁布三次唐森德税法，对输入殖民地的纸张、玻璃、颜料和茶叶课税，引起又一阵风潮，最后英国又不得不废止该法。1773年，英国又颁行茶税法，帮助东印度公司将茶叶直接运到波士顿等地向北美殖民地倾销，这下闹大了，波士顿等地人民反抗，英国要镇压，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导致了北美的这十来块英国殖民地上的臣民联合形成自己的政权，揭竿而起，1776年正式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当年先贤从不满和反抗英国国王不合理不公平的征税苛政，才宣布独立；美国建国都跟税收有这样的渊源，举国上下能不关注税收的合理和公平吗？
话虽这么说，可是我到今年为止，还真没怎么跟报税打过交道。在耶鲁时是穷学生，勤工俭学的收入微薄得可怜，一个月不过两百美元上下，暑假最多也不过几千美元。父母还一直把我作为“资助人”放在他们的报税表上，我自然也就乐得不去理会这件事。
大学里我倒是也有几个出身豪门的同学，小小年纪就拥有许多股票，每年都得仔细向联邦政府报告这些股票为他们带来的收入。不过他们既然是巨富，自己自然不用为这种技术活操心，家里一般都给他们请会计师。当年对我们这些同龄人来说，报税是完全陌生遥远的概念。
毕业之后，我申请到一个德国基金会的项目，去东德教书一年，一个月拿1，500马克的生活费——不到800欧元。在德国，因为这是奖学金，属于被政府优惠照顾对象，免除交税。而在美国这边，因为这笔奖学金由外国机构提供，金额又在课税标准线以下，也放我一马。我于是又高枕无忧地过了一年。
欧元与美元的比价在当时差不多是一比一。一个月700多美元津贴，听起来不多，可德国物价便宜，钱比美国经花得多。所在大学给我提供物美价廉的住房，一室一厅，一个月不过170欧元，而超级市场里的食品比美国一般要便宜40％左右，每个月的伙食费决不会超出150欧元——这还是属于那种一星期下两次馆子、泡三次酒吧、喝五次咖啡的“小资”行列。如果没有为某项远大理想而“未雨绸缪”的话，单纯过日子，竟然还算十分“宽裕”，可以回美国探亲，项目结束之后还能周游东欧列国三个星期。
回到美国之后，我找到了有生以来第一份全时工作，正式加入了“上班族”的行列。薪水不多，可是也不算少了，尤其是在物价便宜的纽黑文，花钱的地方不多，可以用相对少的开销来维持相当高的生活质量。一个月下来，总是感觉手头很宽裕，我觉得简直满意极了。
美中不足就是：必须加入报税的行列了！从一月份开始，顶着各种字母数字的税表就如雪片一样飞入我的信箱，除了我的正职之外，还有我在业余时间所打的各种零工，包括我写稿的稿费，每一份收入都有一份表格来记录，上面的蝇头小字看得我眼花缭乱，头痛欲裂，赶快把它们统统塞入一个大信封里丢到床底下，眼不见为静。
在耶鲁时，我所有的论文都是在最后期限的头一天晚上熬通宵赶写出来的。现在我又摆出那时的姿态，不到最后一分钟决不去操心报税这件事。到了三月中旬，我的父母见我仍然游手好闲，毫无报税的动静，不禁急红了眼。国税局不像我的耶鲁教授容易通融，不会看我无法按时完成就把限期延迟几天。税务局铁面无私，没有正当理由地晚报一天都会罚款。而报税又是个如此浩大复杂的工程，临时抱佛脚是容易出错的。
于是，报税越来越频繁地成为我与父母电话和通信的话题之一。我爸苦口婆心，为了劝我早日行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简直磨破了嘴皮。而我妈比较实在，除了在电话上向我详细解释各种报税的注意事项之外，还把我所需的表格全部取回来，用各色水笔在上面标上各种记号与说明，寄到纽黑文来供我参考。
我则很有信心：不是有那么多美国人到了4月15号晚上的最后一分钟才跑去邮局把税表寄出吗？我何不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呢？直到4月10日，离最后限期还有五天之时，我才打开联邦的1040表说明书随便翻翻。乖乖！不看则已，一看我不禁傻眼，这才明白为什么连爱因斯坦都认为所得税是世界上最难懂的事。五花八门的条款与索引，最枯燥的语言，许多名词我闻所未闻，提到各种各样我听都没听说过的表格。看了几分钟，我已经昏昏欲睡。
难怪美国人如此怕报税：“塔克拉玛干”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美国的税法才更是进去出不来——仅一本联邦税法，就有1；378页，分成1；563条款；1999年的税务规则，又有6；500页之多！越想越觉得奇怪——那么多的美国人怎么搞得懂这么一大摊比黑格尔、康德的哲学论文还要艰涩无聊的规则？难道他们都请会计师代劳？还是他们干脆不管对错草草把表填了寄出了事？两种情况都十分让人难以置信。
我终于忍不住问我的同事克丽丝汀，一个长得小巧玲珑的耶鲁美国文化系毕业生。她很聪颖，可是据我的观察，没有一丁点儿数学头脑，是那种遇到两位数相加的题目都得掏出计算器的人。我请问她每年都是怎么报税的？
克丽斯汀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我每年都用报税的电脑软件。很好用，而且简单极了，能省很多时间。而且，可以在网上报税。”
她的下一句话更让我喜出望外：“你想试试吗？我可以借给你。”
真是懒人有懒福啊！
我最后报税的结果如何吗？让我告诉你：
第一，克丽斯汀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第二，她给我的电脑软件是我最喜爱的软件。
第三，4月15号，你不会在邮局里找到我的身影。
第二辑 校内校外纽约大学：新挂上长春藤的大雪球
美国前一段时间流行一本讲企业发展的畅销书《从优秀到卓越》（GoodtoGreat），我不敢说纽约大学的校长约翰·塞克斯顿（JohnSexton）一定读过这本书，但我敢断言：他整天苦思冥想的正是这个问题。怎样使一所教育学术质量都不错，但名气还不响亮的大学，变成一所大名鼎鼎的全球顶尖名校？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这或许是每一个大学校长的梦，不仅处于激烈竞争中的许多美国大学如此，在北京大学百年诞辰、清华大学九十诞辰的庆祝会上，我们都能感受到这样的壮志豪情。
且说纽约大学塞克斯顿校长，对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胸有成竹。
纽约大学将是继斯坦福、芝加哥大学之后，又一所与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长春藤盟校齐名的大学吗？从这个星期的《纽约时报周刊》上的文章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周刊详细地报道了纽约大学的新校长塞克斯顿上任以来的种种业绩，如何在将纽约大学变成与哈佛、耶鲁齐名的名校——不，塞克斯顿校长的目标比这还要宏伟：他想使纽约大学成为比长春藤盟校更有吸引力、更炙手可热的大学！长春藤盟校的老招牌尽管脍炙人口，但感觉上毕竟陈旧了些。一想到哈佛、普林斯顿的毕业生，人们脑海里不免出现世纪初那些黑白照片中古板严肃的白人男子合影。而塞克斯顿校长的理想，是让纽约大学成为新世纪的年轻人所喜爱的朝气蓬勃的后起之秀。
塞克斯顿校长雄心勃勃的理想，听来似乎遥不可及，可是，至少是在经济系，他的目标似乎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实现。纽约大学文艺科学院的院长刚刚宣布，经济系明年将会新聘八名教授，而且将在今后的几年内再雇十几名新教授。
一个系一年中招聘八名新教授！这在学术界是非常罕见的大手笔，有的系大概十年中也就聘这么多人了。何况是在经济尚未复苏、各大学财政吃紧、纷纷叫苦的时候，纽约大学的这一举动就更为引人注目。这些新聘的教授当然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都是从其它名校，如哈佛和牛津大学聘来。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名声如日中天的经济学家汤玛斯·萨镇特（ThomasSargent），他被同行们认定是最有可能的下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镇特本来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纽约大学这次是与芝加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系竞争，硬是把萨镇特挖到自己旗下。本来名不见经传的纽约大学经济系，现在已经跻身美国前十名最好的经济系之列了。
对于纽约大学经济系的崛起，塞克斯顿校长本人功不可没。校长本人亲自出马，游说网罗萨镇特，发起各种各样的攻势：在经济系团结人心，亲自请贵客吃午饭，一口答应种种好处——从提供一流的办公室、子女上私立学校的高额学费，到系里办公楼、教学楼的维修更新，甚至到教授的“另一半”的就业……总之，费九牛二虎之力，使出浑身解数，只为博得君子一诺：“我愿意受聘来你们学校！”
为什么大学对某一位教授会如此重视呢？不惜一掷千金的猛烈攻势到底值得吗？这与学术界本身的运作规律有关。一个系的学术声誉好坏，完全在于这个系是由哪些教授组成的，而学术声誉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越大越好滚。如果某个系学术泰斗云集，新秀也就更愿意受聘于这个系，成为这个学术界精英团队的一员。一流教授济济一堂的系更容易雇到下一个一流教授。在塞克斯顿校长等人看来，雇一个数一数二的“明星”比雇十个“还不错”的教授要重要得多，不仅仅是着眼这一个“明星”教授本身，更着眼于“雪球”的“连锁效应”，该系该校的学术声誉以及未来雇教授的难易程度都与之密切相连。
这就是美国名牌大学所谓的“明星制”，耶鲁、哈佛，采取的都是这个制度。教授职位如果出现空缺，系主任和院长们都会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搜罗学术“明星”教授，想方设法地把他们从其他大学“挖”过来，待遇呢，自然一切好说。系主任、院长、校长们在这方面做决定的权限余地相当大。像哥伦比亚大学，就给了他们的经济系“明星”杰弗瑞·萨克斯整整一栋价值八百万美元的房子。在耶鲁，我所知道的一些明星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