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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斯顿校长当然深谙“明星制”的运作章程与重要性。在当上纽约大学校长之前，他是纽约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在他上任的14年中（这在个人生命中固然不短，在学术发展中却也只算一瞬），他成功地把纽约大学法学院从一个名次在20名开外的二流法学院，变成了与耶鲁、哈佛、斯坦佛齐名的一流法学院。在每年美国法学院排行榜上，纽约大学法学院都稳坐第四、五名，比芝加哥大学、伯克莱大学的法学院的名次更靠前，《纽约时报周刊》的文章称此为“美国近代法律教育界中最为令人震惊的飞跃”。飞跃的直接原因，是塞克斯顿锲而不舍、紧锣密鼓的教授征聘。从1992年到2002年这十年间，他从哈佛、耶鲁、斯坦福、芝加哥大学的法学院“挖”来了30多名已经得到终身制待遇的教授，使纽约大学法学院的师资阵容焕然一新，排名自然连年向上猛窜。
进一步再问：是什么能让塞克斯顿一下在这么短时间内雇到这么多一流教授呢？这还用说：金钱。要想给“明星”教授一流的待遇，学校当然得有能力负担得起才行。学院征聘教授的通告背后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后盾。塞克斯顿十分明白这一点，为了花钱，他先去“挣钱”，创下了向法学院校友募捐的纪录，为纽约大学法学院募到1亿8；500万美元资金。而他在当上纽约大学校长之后的办校业绩，也有该校每年10亿5；0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作为靠山。
从塞克斯顿校长的例子与纽约大学崛起的故事可以看出，美国高等院校的成功与否越来越与“金钱”离不开干系。
斯坦福大学就在几十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上不得台面的次等大学，只是因为它占了地利，拥有一大片空旷校园，因而能将一部分校园租给新兴的高科技公司，促成了硅谷的繁荣，也促成了在硅谷获得成功的斯坦福大学校友对母校的慷慨解囊，形成了良性循环的长链，这么鸡生蛋、蛋生鸡。
耶鲁大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和末期也一度因为财政紧张而陷入学术低迷状态。学校财务收支紧张到当时的校长一度考虑是否只好让社会学系关门大吉。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不由得庆幸耶鲁当时没有下这个狠心，否则对学校的学术声望是一个何等严重的打击，说不定就此一蹶不振。耶鲁在九十年代初东山再起，还要归功于现任校长理查·列文（RichardLevin）的化缘有方，他四处要钱使大学不但度过了经济难关，而且现在耶鲁以一百多亿资金，成为美国大学中最富有者之一。
不过，高等院校与金钱之间的种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招来了不少非议。一所大学应该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提供科技成果的机构，但同时又越来越是一个商业竞争中的企业，校长越来越与学术沾不上边，而更多地成为“大学公司”的总裁。像长春藤盟校之一的宾州大学校长朱迪·罗丹（JudithRodin），话里话外经常自称“宾州大学公司的总裁”。这种似乎是赤裸裸的商业性表白，令许多观点比较保守的人十分不满。
更重要的是，书香与铜臭二者并非永远能和平共处，一个公司的终极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盈利，而“大学公司”是否能够例外？如果不能例外，这个目标难免不与大学原有的教育宗旨背道而驰。到了这个时候，一个大学怎样权衡自己的双重身份？在利润与学术方针、教育宗旨中间哪个更重要？这对许多校长来说是一个时时碰到的难题。如果纽约大学真的成为可以与长春藤盟校媲美的顶尖名校，这大概就是下一任校长该头痛的了。
第二辑 校内校外研究生有权罢工吗？
上个星期，我和耶鲁的几个研究生朋友一起吃午饭。这几人中有一位我不太熟悉，是另一位朋友带来的。饭间，这位第一眼看上去亲切腼腆的老兄问所有一起吃饭的人：“诸位知道‘研究生雇员组织’吗？对它的印象如何？想不想加入？”我一听，马上暗暗叫苦：完了，这顿饭吃不好了。果然，几分钟之内，本来很轻松的午餐气氛突然剑拔弩张起来。大家开始唇枪舌剑地争论，气氛越来越僵，最后弄得不欢而散。
事后我埋怨我的朋友，“带谁来吃午饭不好，为什么一定要请个‘研究生雇员组织’的积极分子来？”
我的朋友大叫冤枉：“不是我请他来的，是他听说我要和别的研究生一起吃饭，自己硬要来的！”
“研究生雇员组织”（GraduateEmployeesStudentsOrganization，简称GESO）是个在耶鲁争议性很大的组织。该组织的主要宗旨是：就像餐厅或者学校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一样，研究生们也在学校里工作，助教啊，助研啊……因此他们也应该算学校的雇员。研究生们应该拥有雇员所拥有的一切权利，比如成立工会（不是学生会、研究生联谊会！）、集体与校方谈判、罢工以争取更好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等等。
这个组织指出，研究生在校内的工作对于大学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多重要呢？不亚于餐厅的或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甚至，不在教授之下！如果没有研究生们辛勤的研究与教学，整个大学就会陷于瘫痪状态。
但是，尽管研究生们的劳动这么重要，他们拿到的报酬却非常微薄，每个月一千多美元奖学金，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与他们付出劳动的价值不成比例。更重要的是，研究生目前在学校内没有任何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比如他们每个月的奖学金多少，教一门课校方补贴多少钱，这些都是完全由校方说了算的，没有任何商量谈判的余地。研究生们就是觉得不公平、不合算也毫无办法。
总之，“研究生雇员组织”认为，研究生正受到校方的“剥削”，而推翻这种剥削制度的唯一方式就是团结起来，与校方抗争，迫使校方让步，就像那些煤矿、码头、工厂的工人与资本家们的英勇斗争一样。的确，“研究生雇员组织”积极分子的表现，确实有革命者的姿态。他们在学校的大报小刊上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宣传他们的观点，声泪俱下地控诉大学，慷慨激昂地阐述他们的观点，一副“恶势力不倒台我们就不罢休”的样子，就差没有高唱“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了。
这个组织积极分子最主要的特点是：“进攻性”极强，以传教士般的热情来投入，随时随地寻找机会吸引周围的研究生“入党”，其软磨硬缠的策略令许多不太过问政治的研究生们反感。像与我们一起吃午饭的那位骨干，还算好的呢，至少他是在饭桌上提起这个敏感话题。有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研究生雇员组织”的人盯上了他，隔三岔五地跑到他的实验室来做他的工作，即使他说了好几遍“对不起，我现在很忙，没有兴趣讨论这种问题”，还是不起任何作用，最后只好把那人赶出实验室。像这类关于“研究生雇员组织”骚扰研究生的抱怨经常能听到。
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这种策略是有效的，许多人经不起他们纠缠，就点头同意加入，草草签个名，拿一张会员卡了事。也有人真的被他们说服，开始活跃地在组织内活动，并且四处去拉拢新的会员……于是，“研究生雇员组织”的声势渐渐壮大起来。
耶鲁校方当然不同意“雇员组织”的观点。校方一贯坚持说，研究生并不是雇员，而是学生，他们在学校内所做的工作是他们受教育的一部分。比如，研究生们在学校里教的课程，是为他们以后任聘教授所必须接受的训练。这不算工作，学校与研究生不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而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研究生既然是学生，当然要乖乖地接受学校所提供的训练，乖乖地领学校提供的奖学金——是津贴，而不是工资；既然是学生，就没有权利成立工会，与学校统一谈判报酬、对条件讨价还价，更没有权利“罢工”“罢教”。
总而言之，问题的焦点在于：研究生到底算不算雇员？他们所做的工作性质到底是什么？
作为一个中国人，学校和老师的权威在我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所以，在一开始听说“研究生雇员组织”的观点时，我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真反了天啦！研究生明明是学生嘛，说他们是雇员简直是太牵强附会了。”
人们还有更多的担心：如果将研究生算“雇员”，他们有权成立工会、统一与校方谈判，如果谈判不成功怎么办？如果他们真的罢工怎么办？大学岂不陷于瘫痪了吗？
这种事几年前发生过。那次“研究生雇员组织”为了显示力量，号召成员罢工：在学期末不判作业、不上交成绩。这些助教不干活了，耶鲁的教授们不得不自己为试卷和论文打分，忙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这次罢工，导致许多正在申请研究生的学生成绩不能及时寄到所报考的院校，愤怒的学生和家长纷纷打电话和写信给耶鲁校方和校报，谴责“雇员组织”成员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雇员组织”的罢工，使他们自己的威信扫地，失去了很多人的同情。现在，许多本科生听到“雇员组织”的种种论点后，忍不住要问一句，如果真的给了研究生们这么多权利，学校还能正常运转吗？
“研究生雇员组织”则辩护说，那次罢工，应该怪到“雇主”一方（耶鲁当局）强硬而不公正的态度。唯一避免罢工的方式，是双方进行公平的、诚恳的谈判以达成共识，而不是使劲把提出要求者打压下去。这样粗暴的做法只能导致更多的愤怒，罢工是被逼出来的！罢工到底是导致两败俱伤的最后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问题还是在于和平解决纠纷的渠道不够嘛。
这种观点难道完全是无理搅三分吗？到底“雇员”的定义是什么？难道一个学生不能同时是一个雇员？无疑，研究生们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他们受教育的一部分，但是更无疑的是，校方从这种他们提供的服务中得到了好处：只花费了相当于聘一个教授所要花费的几分之一的钱，就得到了未必比一个教授所能做的工作少的成果。如果教授做这类工作算是雇员，一个研究生做同样的工作，为什么不能算是呢？这的确是不太合理吧？
对这些疑问，耶鲁坚决否认，毫不松口。于是双方卡在这个关口僵持不下。
这种争论和矛盾不只存在于耶鲁，美国各高等院校都有这样一类学生组织，在争取自己的“雇员”身份与组织工会的权利。各个大学的学生组织之间都在进行“大串联”，互相鼓励、互相声援，交流吸取心得教训，结成统一战线。2002年，他们获得了一大胜利――全国劳工委员会承认纽约大学的学生工会为合法。但是几个月后，康乃尔大学的研究生们投票否决了成立研究生工会的方案，这又令“雇员组织”的成员们垂头丧气，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最终要诉诸类似“全民公决”那样的程序，将“研究生应否算雇员，是否有权成立工会”这样的议题交自己学校研究生来投票表决，很可能会被研究生们否决——我想，他们一定常常会有鲁迅在小说《药》中阐发的感慨：我们为你们的利益而奋斗，你们却不领情！
第二辑 校内校外毕业典礼的最后一课
新世纪第一个春天，四年耶鲁生活画上了句号。
毕业，意味着离开耶鲁，也离开问题丛生的纽黑文，意味着真正走出象牙塔了。四年来虽说与纽黑文半即半离，它真给了我不少教益，让我提前为应对社会生活的挑战作了不少准备，还用一种出乎意外的方式，给我上了最后一课。
2001年5月，毕业典礼活动的前一天，我们学院的院长写电子邮件给我们全体学生，最后一次提醒我们为毕业典礼的种种活动作好准备。“毕业活动的一半就是到处游行，”院长写道，“别忘了穿上舒服的鞋。”
说得太对了。整个毕业典礼活动的第一天是“毕业班日”（ClassDay）。早晨8点45分，学生们就得在各自住宿学院的校园里集合，然后列队走到大礼堂参加毕业祝祷会。结束以后，又列队穿过街道回到中心校区集合。下午呢，还是在中心校区集合，按照耶鲁传统，戴上花样百出的怪帽子列队走到老校区大操场，在露天参加“毕业班日”大会，听前第一夫人、联邦参议员希拉里的演讲。第二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