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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位朋友已经结束了他在德国的工作，回到美国来上法学院，并准备拿一个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他的理想是从政，我相信，他在美国政坛是前途光明的。
我在这里反复说的“保守党”，其实就是耶鲁的一个学生组织，里面的成员都是那些政治信念比较保守的大学生们。耶鲁有一个庞大的学生组织叫做“耶鲁政治协会”（Yale Political Union），旗下有许多党派，保守党就是其中之一。“耶鲁政协”每周活动一次，有时是邀请名人来校讲话，有时是自己的各党派就某个问题辩论。在协会的顶峰时期，据说会员有几千名学生，是耶鲁最大的学生组织。现在好像没有巅峰时期那样受欢迎，不过也有成员好几百名。
保守党除了参加“政协”的活动之外，自己党内也每周组织一次活动，一般是在哪个住宿学院的活动室，把成员都召集起来就某个相对抽象的政治或哲学问题辩论一番，比如“死刑是否违反宪法”，比如“是否应该严惩阿富汗”之类的问题。
美国的大学一向有“自由开放”和“亲左”的名声，在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美国的大学被称为是“极左主义的堡垒”，这种说法是不无道理的。耶鲁也不例外。在2000年总统大选时，小布什在耶鲁所在的几个选区的得票，别说比不过民主党候选人戈尔了，竟然比独立党的纳德尔（Ralph Nader）都少，在自己的母校如此不受人欢迎，这对他来说一定也是挺难堪的。后来我与父母的《三双眼看耶鲁毕业典礼》（《世界周刊》2001年发表）也写到他来领取耶鲁荣誉博士时遭到的盛大抗议。
可是，耶鲁保守派的学生虽然在人数上寡不敌众，但是他们在表现上比自由派的学生们要活跃得多、能量大得多。每到校报上争论什么问题，或是校方对于政策问题邀请学生们提意见，或是耶鲁邀请某个著名人物前来演讲时学生们提问的时候，保守派总是能出点小风头，他们的声音总是一点不比自由派的小。这是不是因为自由派学生们觉得自己反正占大多数，所以养成了一种消极的态度，反而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而保守派学生们，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在校园里是少数，是不被周围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所以在制造舆论方面比自由派们要努力得多？
我本人不是保守派，却有好几个在保守党中十分活跃的朋友们，因此对他们的组织也挺熟悉。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他们一个个都像我在德国的那位男同学一样，伶牙俐齿、能言善辩。他们在校报上或是自己办的学生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有的写得真是十分精彩，观点新颖，文笔流畅、逻辑严密，让我不得不佩服。
这大概也是“少数党”的好处：那些典型自由派的观点，比如“应该救济穷人”之类，正因为被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同，反而成了“陈词滥调”，引不起任何关注。这时候，如果有人突然写一篇“真的应该救济穷人吗？”的文章，反而显得标新立异，让人眼前一亮。所谓“有挑战才有进步”这一说，在这里得到了验证。保守派的学生们在耶鲁这种“逆境”中锻炼，不断完善自己的理念，巩固自己信仰的理论基础，一旦走出校园，他们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尤其是“引”那些希望不断吸收和培养新的保守派精英组织的头头脑脑们“注目”，欣喜后继有人。
上面说到的那个当上了《国家评论》副编辑的女生，在校园里就已经是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她一头红发，永远穿着端庄文雅的毛衣和过膝长裙（耶鲁的保守派们在衣着打扮上都自觉不自觉地十分成年化：男生一律西服革履，女生一律毛衣长裙。小背心短裤这种典型年轻人的打扮在他们中间是很难看到的。这大概是他们的又一种标新立异吧？）除了在各种小报小刊上写文章，宣传她的保守派理念之外，她还是个小提琴手，在大学二年级时成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四重奏小组，非常出风头。所以，现在她的职位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
想到这一切，我突然意识到，人们常说“长春藤大学培养美国的精英”，大概就是像她这类的人物吧？真的，这些耶鲁保守党的同学们以后在共和党中一定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中间就是出个美国总统我也不会惊讶。
第一辑 课内课外发愁真能愁死人
耶鲁大学医院是一栋看上去十分刻板的巨大建筑，整整齐齐的长方体，阴郁的茶色玻璃窗户，与那条街上其他小屋古朴清秀的风格很不相称。
每天从那里走过，都不由得想起我还是本科生时，在这所医院里的种种经历。我对这所医院算是熟悉的，除了一年一度体检外，平时有个什么伤风感冒牙疼喉痛，都会跑到这里来向护士要药。另外每年秋天也会到这里来排队打预防针，希望冬天不会再得流感——可是年年还是照得不误，真不知道这些预防针到底有什么用？然而到了下一年还是不敢不打。
不过，我到这所医院里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来看心理医生。从大三到大四，我来这里拜访心理医生，至少也有几十次。这所医院的心理科叫“心理卫生”（mental hygiene），让我听起来怪不舒服：每次听到这个名字，脑海里都会浮现出这样一幅景象——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拿着一块纱布在拼命地“擦洗”我的思想和灵魂。跟朋友说起这个印象，他们都笑着说也有同感。据说，现在耶鲁医院已经把名字改了。
“心理卫生”科在医院二楼，永远静悄悄，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走路不会发出任何声音，长廊两边摆了一排椅子，候诊的学生们一般都会低着头翻看杂志，大家尽量不坐在一起，也很少有人交谈。医生不时从里屋走出来，把病人迎进去。在这里，我时不时地遇见我平时依稀认识的人，同上大课的某个同学，或是助教。我们一般不会打招呼，装作没认出对方，擦身而过。只是我会略微惊讶，脑海中闪过好奇的念头：“他为什么来……？”
在德国教书时，我对我的学生们偶然提起我曾看过心理医生，他们都大惊失色，以怀疑的眼光打量我：“可是，我看你好像很健康正常啊？怎么会心理上有问题？”在德国，人们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除非是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我向我的学生们解释，去看心理医生，在耶鲁学生中间是相当普遍的，并不一定是有什么严重的精神病，有时候或许只是有些疑难或者问题需要找个人倾诉一番，或是让某个局外人来帮你分析一下。学校反正免费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何乐而不为呢？耶鲁《每日新闻报》上披露，在耶鲁约有三分之一学生至少去医院看过一次心理医生，而去看医生的原因五花八门——学习的压力、考试不理想、跟男女朋友吵架或者分手了、家庭的问题、朋友间的不合、对自己未来的焦虑……尤其是在期中和期末考试的前夕，来“心理卫生”科寻求咨询的人数都会骤增。
“为什么有这些问题不向朋友或是家人倾诉，却一定要来找心理医生呢？”我的学生们还是有疑问。
“父母家人不在耶鲁，不一定理解你的处境；而你的朋友处在同样的压力之中，也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在大考前夕，大家都忙得一团糟，谁有工夫一天到晚听你喋喋不休地诉苦？”
我见学生们神情仍然疑惑，我索性找来各种相关文章，用了整整一堂课来讨论大学生“心理卫生”问题。
记得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话题是在写我的第一本书《美国顶尖大学》的时候。查资料时，我注意到康奈尔大学素有学生自杀率高的恶名，据说早年间每年都有几个学生受不了学业压力，纵身跳下校园里一座横跨深渊的桥。为对付这个问题，康奈尔大学建立了据说是全美数一数二的心理服务体系，向学生免费提供各种心理咨询和治疗。
来到耶鲁之后，了解到耶鲁也有这类的服务，也是完全免费。不过我当时压根就没有想到它会和我有什么关系，直到很偶然地，发现身边几个很好的朋友都在看心理医生，“病龄”已有好几年，有的还在服用抗沮丧药物。我十分震惊，反应和我的德国学生一样——他们看起来都十分健康快乐呀！怎么会有心理上的毛病？他们其中一人告诉我，他有忧郁症和轻微的强迫症，如果不用药物控制，就不停涌起有关于死亡的念头，情绪不稳，总是想哭泣，没有动力完成任何工作。他加上一句：“如果不是服药多年来控制我的情绪的话，我可能根本进不了耶鲁，现在会一天到晚像废物一样躺在家里！”
他的情况决不是个别例子。耶鲁相当一部分学生都在接受药物或谈话治疗，或者双管齐下。学校医院心理科反映说，最近几年内，来就诊的学生和各种服用抗忧郁症药物的学生人数大大增加。
沮丧忧郁的学生怎么会骤然增加？会不会是医生自己受了近年风气的影响，给学生们开抗沮丧药物越来越随便，于是一下凭空“创造”出来大批病人？
因素可能是多种的。有人指出，美国公众对于各种心理疾病越来越了解，过去大家这方面的偏见逐渐被消除，去看心理医生也逐渐被看成是一件正常的事。许多以前不敢看心理医生的人，现在终于可以坦然地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了，也许这是就诊人数增加的原因之一。
还有人指出，随着近年来治疗心理疾病的医药越来越先进，各种以前让心理医生束手无策的心理疾病现在能很好地被药物控制，这使许多原来被社会列为“不可救药”的人能够正常地在社会中生活。在以前，这些人尽管很聪明，但因为心理问题根本不能参与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更不可能考上耶鲁。而现在这些人都能以药物的帮助而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这也许就是我朋友“如果不是服药控制我的情绪，我可能根本进不了耶鲁”的意思。这个因素也许是就诊人数增加的另一个原因。
也有人质疑（像我父亲就曾这么对我说过）：也许现在在大学校园里看心理医生成了一种“时尚”，成了表现自己性格特色的一种方式——去看心理医生，也许是为了向朋友家人炫耀：“你看我多有个性呀！我的生活多么的复杂和痛苦！”这种情况我虽不能断言它不存在，可是在我所认识的人中间，比例是很小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任何朋友滔滔不绝地对人炫耀他们去看过心理医生。他们相当淡然低调，尽管不觉得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丢人事，但平时也绝不愿提起。
我还感到，越是所谓“精英”越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耶鲁学生一般性格上争强好胜，野心勃勃，社会、家庭的期望以及自我要求过高，容易钻牛角尖，承受失败的心理能力也相对较差。也许这也是他们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之一。
不过我说的“心理问题”，大多数并不是什么大病，只是一些鸡毛蒜皮、听上去微不足道的烦恼，似乎不值得为此专程去看心理医生。可是，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对小病不马虎，才能防止积累演化成大病。”也对，许多严重的心理疾病，不就是因为平时生活中看似不重要的小烦恼点点滴滴、积少成多吗？
尽管我所认识的大部分接受心理治疗的耶鲁学生并无“大病”，在我上耶鲁之后，校园里确实出过两三起学生自杀的恶性事件，我也亲身遇到了一个曾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女孩。
她叫莫纳丽，从斯里兰卡来。在我大四的时候，她还是个新生，可是因为开学两个星期前才决定要来，宿舍调配不开，我们学院的院长十万火急地问我能不能接受她来一起住一段时间。那段日子我正一个人住单间宿舍，我自然更愿意自己“独往独来”，可又不好拒绝我的院长。于是，她搬了进来，成了我的临时“室友”。
莫纳丽让人一见惊艳：深褐皮肤，浓密卷发，身材娇小，纤细的腰，秀丽的脸。住在我屋里的那一段时间，不时有男生吞吞吐吐地问我：“莫纳丽是不是跟你住在一块儿？有空让她出来一起玩。”
没想到，这样得天独厚的美女，却曾经有严重的心理问题。相处熟了，莫纳丽告诉我，她三年前就考进耶鲁，比我只低一年，可是在这里只上了一个学期就不得不辍学回斯里兰卡。原因是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
“那时刚从斯里兰卡来美国，感觉举目无亲，非常孤独。为了缓解这种情绪，我一天到晚去跳舞、开派对、喝酒，玩得天昏地暗，几乎没把任何精力用在学习上。期中考试，我五门课里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