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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姚雪垠同志看来，一九四四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与“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贴打倒“走资派”的大字报的性质是一样的。
我是主张应该“摸”的，理由俱如前述。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废话，因为这种“辩论”确也没有什么学术气息。
我反复想过而终于没有想通的是，为什么一位作家不能对政治形势的发展作出自己的估计，而这种估计又不允许是正确的呢？难道只有算命先生才有这种权利么？
任何时候社会上属于不同政治集团的个人，是随时随地都在估计政治形势的。譬如，对于抗战能不能胜利，抗战初期有过一个“低调俱乐部”，其成员的估计就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全然不同。姚雪垠同志抗战中到过重庆，辗转于后方，我看就是相信抗战必胜的一种表现。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后来不是逐渐跑到南京去了么。至于抗战胜利到来的迟早，人民和反人民力量的对比、消长……这些问题人们都是关心的，也都有自己的估计。对人民的军队，是希望她永远不脱离群众，保持优良的革命传统作风；还是盼望她腐化变质，失败崩溃，人们也都有自己鲜明的立场。我真不懂，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在这些重大的政治形势估计上，有人可能作出基本正确的判断。有什么理由剥夺他们这种权利？事实上，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已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推荐给人民，自然不是为了引导群众都来钻研晚明史，进行学术研究，而是因为文章提出了对人民斗争至关重要的历史经验。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沫若同志是看得远、说得对的”，就是指此而言。
预见这事物，恐怕是有的吧。坚定的信念，加上科学的判断，就会形成正确的预见。在这里，信念也是科学的产物，和求神拜佛得来的迷信完全不同。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念，没有对前途的估计，他还活着作什么呢？在这里，对不许人们有正确预见的这种见解，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因而也没有办法同意。
姚雪垠同志说，“要推翻我的判断必须从整体上推倒”，又说，“希望反驳我的文章时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核心问题”。读了这些话使我感到异常惭愧。晚明史籍浩如烟海，我只是读过其中的几本，有的不过是一点零碎、片段的知识。因此只能写下一些枝节的意见，没有动摇什么完整体系的野心，也说不清“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特别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所说的往往都是姚雪垠同志不愿讨论的算不得“学术”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核心问题其实倒应该在这里。最后，不能不对郭沫若同志的评价问题说几句话。因为姚雪垠同志有“黄裳同志的文章中所明确表白观点和态度，与我们今后应如何对待《甲申三百年祭》很有影响”这样的话。我在《陈圆圆》一文中提到《甲申三百年祭》，是因为姚雪垠同志在《论〈圆圆曲〉》中为刘宗敏辩护而批判了郭老对刘宗敏的看法。我明确地表示了我的观点和态度。不过我不想被指定为郭沫若的辩护人，更不想反对人们指出郭老的缺点、错误。我想不管是谁，就如被视为“偶像”的郭沫若同志，说了错话，办了错事，也要受到公正的批评，没有任何理由为之回护。郭老的治学是有缺点的，有时甚至有很大的缺点，因而导致不小的错误。如《李白与杜甫》那样的作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些近来在学术界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最有力量的批判，无过于摆出颠扑不破的论据，并加以清楚有力的说明，而不在于重复大量的斥责。郭老已经逝世，这就要求我们对他的失误更审慎地作出公平的判断，因为被批评者已经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可能了。姚雪垠同志在《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对郭老的指控，粗略的估计有近三十处，而事无巨细，在每一条后面都有一段“小结”，指出他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
《黄裳卷》 第二部分不是抬杠（4）
从“轻于相信……草率论断”、“捕风捉影”、“穿凿附会”、“凭‘假使’空发议论”、“全是空话”、“舍本逐末”、“读书粗心、即兴命笔”……到“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为‘以论代史’、‘以论带史’开了风气”，“和严肃的历史科学家们所持的态度和治学方法背道而驰”，“离开实事求是，单凭主观随意的抽象假设”……看了这些“结论”，人们难免产生一种印象，郭老已经完全失去了研究历史的起码条件。姚雪垠同志在文末又说，“我们批评《甲申三百年祭》，丝毫不减低对郭老另外一些著作的高度评价”。这怎么可能呢？有着那么严重的缺点毛病的人，能写出另外一些值得“高度评价”的著作来么？真能出现这样的奇迹么？
我觉得学术争鸣最好的办法是明确地说明自己的意见，指出对方的失误，尽量避免使用尖刻的词句。自然，这样作是不容易的，但不可不努力以赴。“结论”性的话最好少说，结论由读者来作效果会更好些。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给对方“定性”，不但异常吃力，效果也是不理想的。这只是一连串尺寸不同的“帽子”，要求每顶都尺码合适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帽子满天飞的情况下，很可能发生这样的“喜剧”，难保没有几顶飞回来落在自己头上。例如，姚雪垠同志指出郭老运用《明季北略》时引书卷数有问题，下结论道，“倒是可以证明郭沫若同志读书不细心，连卷数和题目都未看清，当然谈不上辨别史料的真伪了”。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也有些失之空泛、不够准确，因之也就减低了科学性么？姚雪垠同志自己就曾误将沈榜的《宛署杂记》算在孙承泽的名下，难道我们可以据此就下结论说他没有起码的历史常识么？象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的并不只一件两件。
郭老是个有浓重诗人气质的人，表现在学术研究上格外触目，犯的错误也很不少。诗人并没有犯错误的特权，凡有谬误都应一一指出，以正视听，这是没有丝毫疑义的。不过在批评时，慎重一些，设身处地为对方想一想，也是必要的。姚雪垠同志责难郭老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就进行研究，只靠一本《明季北略》就发议论。在今天看来，这确是有点荒唐的。不过也要想想抗战中在内地的得书之难。当然可以辗转借阅，不过也并不容易也不可能求得大致的完备。从抗战中住在内地的一些学人的论著，可以看出这个普遍的缺陷。即以今天的条件论，我们研究晚明史到底掌握了现有史料的百分之几，也很难说。在这方面，谦虚一点没有坏处。对前人未能摆脱历史条件的局限，我们应该寄以同情，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不足的同时，不一定表现出可笑的优越感来。我相信世间一切事物，总是后起者超越前人，将来超过过去与现在。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在未来的青年学人看来，很可能是荒唐可笑的。如果他们不予体谅，毫不假借，他们将说出使今天的学者、作家无地自容的话，这是想想都有些可怕的。但我相信，未来的青年一代必不如此。
1981年6月23日
《黄裳卷》 第二部分关于柳如是（1）
关于柳如是
过去随便翻阅晚明野史，经常遇到有关柳如是的故事，逐渐引起兴趣。不过这和许多旧时代的诗人文士的出发点并不相同。
柳如是在她的同时侪辈中间，无疑是声势最煊赫的一位。无论是“秦淮四媺”还是李香君、卞玉京，她的这些前辈或姊妹行，都远远比不上她的气派。不但在当时，就是在身后，三百年来，一切大小文士只要碰到与她有些牵连的事物，无不赋诗撰文，感慨一番。一张小像，一颗印章，一面镜子，一只笔筒，都是发泄幽情的好题目。这些雅人的动机说穿了无非是想吊死去了若干年的这个小女人的膀子，却完全不顾在辈份上说，她该是他们的祖母、曾祖母……行，在实际上说，她又是一位“女吊”（女性的吊死鬼），竟忽略了她会在半夜里跑来“讨替代”。
古今有些才子的有些设想，确是十分古怪的。譬如一个人，死了以后变鬼，这自然没有问题。但变鬼之后，会不会一年年也老下去呢？一般的意见又并不以为如此。牛僧孺作《周秦行纪》（或云这是旁人托名所作，用以进行政治陷害的，是颇古的“阴谋文学”，这里姑不具论），说他夜宿汉薄太后庙，会见了戚夫人、王昭君、杨贵妃、潘淑妃、绿珠等一大串不同时代的古美人，一律朱颜绿鬓，宛如当年，饮宴倡酬，最后由昭君伴寝。（在别人都推辞了以后，薄太后选定昭君伴寝，那理由也是非常有趣的。说她嫁给了呼韩单于，后又改嫁，“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所以尽可自由行动，不要紧的。实在风雅极了。不过想想戚姬后来是成了“人彘”的，杨贵妃缢死，潘淑妃杀头，绿珠跳楼自杀，都是血肉模糊的形象，但牛僧孺却一概不见。自然，这是小说，是才子们的白日梦，但也确实生动地刻画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迄今有关柳如是的许多诗文，大半即属于此类。自然，在这中间，有些议论还是不无可取之处的。我这里所指的是总的倾向。
皓首学术随笔卷关于柳如是为了“研究”（姑且这么说说吧），我搜集过一些资料。托朋友从图书馆里抄来了她的诗集，从清人文集、笔记中搜集了一大堆有关文献，几乎有编成一册“蘼芜集”的本钱了。又搜集了她的一些逸诗，还买到过一张朱野云所抚的小像，正是如是初访半野堂的小影。画幅四周，题满了吴山尊、费屺怀、严几道等数十位作者的诗。可惜的是，还没有来得及研究，这一切就都“迷失”了。大概是“有一弊必有一利”吧，摊书满前，未必能写得出文章；面前只剩一张白纸时，倒也会胡乱写下些意见。自然，距离“研究”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远了。
三十年前，我组织过梅畹华写他的传记，我的希望是通过他个人的经历、纪录或表现出清末——解放这个历史时代的一个侧面。他后来写出了一部未完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有些人的意见是生活谈得多了，也就是说艺术谈得少了。不过我想，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似乎多半还是谈生活的那些处所吧
不管类比得怎样不伦，柳如是和梅兰芳，无疑都是很典型的历史人物。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一个则活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末期，在新中国还活跃了十来年。两者都是天翻地覆的大时代，社会的变革都是激烈而巨大的。两人的具体身分又都有可能接触十分广阔的社会面。通过他们的个人活动，具体地、深刻地认识当时的社会，那条件都是十分优越的。
柳如是也是有艺术才能和表现的吧？她写过一些诗词，留下了一卷尺牍，都很有特色，也都是不会磨灭的。她作为一个“名伎”，应该也有些吹弹歌舞的本领，不过我说不清。她有一幅《月堤烟柳图》的卷子流传下来，后面还有钱牧斋的题跋，我见过照片，却实在幼稚得很。不用说，这一切比起她的生活实践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正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口号一般，学得吹拉弹唱，“普天下服侍看官”，则是妓女、歌女……一切最下层的受迫害者的呻吟。两者之间，有被迫与自愿的不同，相同的是都有货色“出卖”，男的卖“艺”，女的就只有卖淫。卖淫也有三六九等的。明末秦淮就分旧院和宁院、猪市（或作朱市）许多等级；解放前上海也曾有长三、么二……许多名色。柳如是是属于高级的名妓，虽然身分不同，但努力方向是并不两样的。她们都要想方设法，早日跳出火坑。说得好听些就是“选婿”。
《黄裳卷》 第二部分关于柳如是（2）
明末名妓选婿的故事，人们是并不陌生的。象“杨云友三嫁董其昌”，至今川戏里还保留着这样的节目。她们大抵要选择怎样的对象，她们采取一些怎样的手法去捕获对象……这一切，如果加以细密的研究，是会发现许多有价值的启示的。首先，依据当时的标准，怎样的对象，才算得上是头等的？大致说来，不外乎官僚、地主、名士，但当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发展的时候，商人也挤进来了，不过地位还是虚弱的。名士的得以跻身其间，原因是他们或则本身就是大地主，或则可以向大官僚转化。“名士”本身倒并没有什么份量。
记得野史中记如是最早出身于盛泽的归家院，她本姓杨，名爱，柳则是“寓姓”。最早见于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