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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3-黄裳卷    :皓首学术随笔-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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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是埋伏在知识阶层身上的一种痼疾,平时不易发现,等到社会大变动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方阮所生活的时代是南宋与晚明,就正是这样社会大动荡、天翻地覆的时代。    
    周密又说:“方回昔受前朝高官,今乃动辄非骂,以‘亡宋’称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这是很自然的。也正符合一个投降者的行为准则。周密的愤慨碰到这样的人物,自然不免要落空。    
    方回《桐江续集》廿五,有“铅山虞华甫,往得谢枋得君直为书‘耕隐’二字,其子舜臣来见,求赋耕隐诗”一题,诗云:


《黄裳卷》 第三部分关于方回(2)

    君直不可见,见此长虹吐,    
    使其尚未死,年始七十五。    
    当时书此字,赠我老华甫,    
    今年八十一,仍卧旧处所。    
    谢公名太盛,杀身甘荼苦。    
    虞公不竞名,躬耕隐村坞。    
    有名无名间,俛仰隔今古。    
    直木先剪拜,明膏自煎煮。    
    何如牛背上,一蓑弄烟雨。    
    方回在这里,对杀身成仁的谢枋得进行了嘲弄,攻击。从反面也反映出普遍的清议给予他的压力。无可奈何,只得以奴隶哲学来抵挡。作为“谢公名太盛”的对立面,应该是方回的厚颜无耻,但他却用耕隐的虞华甫来偷换了。对比之下,谢枋得的结末就成为“煎膏”,不如忍辱偷生,更不如献媚投敌来得上算。方回“送男存心如燕”诗中说:“大物既归周,裸士来殷商。夷齐与箕微,均为识三纲。”也正是这种“汉奸哲学”的表露。汪辟疆先生说:“虚谷时知严州,不能死封疆,降元固位,乃自拟于箕微,以附裸士之形。巧为开脱,则险诈之尤也。”其实开脱是开脱不了的,险诈也未必,只是无耻的自说自话而已。方回同时还有诗赞赏文天祥,“节名第一文丞相”,“孰谓国家无厄运,从来天地有忠臣”。正是“与其为混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的手里”,正直的人不能不为之愤激的。    
    方回还有与仇远的一段公案。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记其事:    
    降臣方回古稀之岁,牟献之与之同庚,其子撰文与乃翁为庆,且征友朋之诗。仇远有句云,‘姓名不入六臣传,容貌堪传九老碑。’又作方句云,“老尚留樊素,贫休比范丹”。因方尝有‘今生穷似范丹’之句也,于是方大怒仇褒牟而贬己,遂摭六臣之语,谓仇比上为朱温,必欲告官杀之。诸友皆为谢过,不从。仇遂谋之北客侯正卿。正卿访之,徐扣曰:“闻仇仁近(远)近得罪于虚谷,何耶?”方曰:“此子无礼,比上为朱温,当告官杀之。”侯曰:“仇亦只言六臣,未尝比上于朱温。今比上为朱温者,执事也。告之官,则执事反得大罪矣。”方色变。侯遂索其诗元本,手碎之乃已。事见《癸辛杂志》别集上。    
    这真好像一篇短篇小说。方回动不动就要别人的性命,寻章摘句,千方百计要坐实论敌的死罪。这种告密的手法,是可以为后来学样的人的师范的。但终于被人设法制止了。方虚谷为什么忽然退却了呢?他是怕打人不成连自己也一起落到浑水里去。到底还是放不下个人的小算盘。这就使他连一个忠实的奴才的“品质”也打了折扣,进退失据,落入尴尬的境地里了。周密的这节文字,真的画出了一个二丑的真实面目,使千载以下的读者读了也感到亲切,仿佛在身边就有着这样的人物一般。    
    但愿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不再出现方回、阮大铖这样的人物。    
    


《黄裳卷》 第三部分不死英雄(1)

    不死英雄    
    ——关于张缙彦    
    过去逛旧书铺,大抵是“有啥买啥”的时候居多,店员也很少问起“您要什么书”,只是说“请随便看看”。这是深得旧书的三昧的。抱着一定的目的,想去搜寻某种书或某类书的顾客也不是没有,但除了《渔洋精华录》之类的大路货外,往往淘不到什么东西。不过铺子里也时常有好书出现,几种或一大批,几乎全是出人意料的东西。这就为旧书铺增加了神秘的吸引力,使你总是牵挂着,常常要去“逛”。    
    好像也只有这样无意中得来的书,才更有趣味,更觉得可爱。    
    不用说,用这种方法买来的旧书,那特征必然是“杂”,没有系统,没有标准,鱼龙混杂,泥沙杂下。特别是初上手的时候是如此。后来得书渐多,也就自然可以分别部居,形成系统。因为个人兴趣的制约,也会逐渐出现了“特点”。譬如,关于晚明和明清易代之际的事情,我在四十多年前曾一度发生过浓厚的兴趣,想多知道一些,于是就尽力收求这方面的史料、文集,不久就得到了—大堆。不过别致的、少见的书还是很少。同时因为得到了谁的一种著作,就又希望能得到他的别种著作,以及他的朋友的著作……这样拉扯下去,就会形成一个“网”,把一个时代一个方面的许多孤立现象联系、组织起来了,也进一步刺激了收藏的兴趣。    
    明清易代之际是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没有谁可以逃脱时代的考验。因为种种特殊的原因,知识分子遇到的考验是特别严酷的,封建道德的威力在他们身上显示得特别严厉而强大,个人与“天地君亲师”之间的关系都要求处理得符合标准。这很有点像作茧自缚或作法自毙。读书人平常爱说大话,要求别人极为严格,在发表意见和作文章时提出了许多“高标准”,现在轮到自己接受测验了,于是就有很多人出了丑。同时在当时公认的标准下,被分为好人坏人两大类型。这种舆论标准多少年来并无太多改变,今天看来有些确是过时、不合适的了,其实关于这标准,在当时就已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就说,在关键时刻,一个人的责任在于努力工作与拯救危亡,不只是一死就能了事的。如果自杀可以解决问题,又要你的“道德文章”何用。    
    皓首学术随笔卷不死英雄在当时,这确是一种“大胆”的议论,但实在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看许多晚明的历史书,作者判断好人坏人的标准,只在于他是否在甲申殉节。有些劣迹昭著的家伙只因在“国变”时死掉了(有的还是莫名其妙地被乱兵杀死的),就一律归入《忠义传》(近来有一种意见,说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不同的,前者死去了,后者则是投降的。我们应该承认马、阮之间确有不同,但也不能只用这标准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而满足),反之则归入《贰臣传》或《遗民传》。这种分类的方法简便是简便的,但实在说不上科学。甚至有的人说,像陈子龙那样不屈而死的人还比不上“从容就义”者死得漂亮。真是极彻底的“为自杀而自杀”的高论。在今天,为什么必须要对崇祯皇帝表现那样无条件的“忠诚”,实在不好理解。在当时的群众眼里,崇祯代表的不只是他自己或朱明,他还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代表着自己的民族的。这种感情上的判断与选择,可以理解,但今天看来也是不够准确也很不合时宜的了。    
    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也躲不开,在历史上时时会遇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就说明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没有什么疑难问题是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的,回避则不是办法。譬如气节问题,就不妨试用宏观和局部两种观察方法具体分析处理,而分别得出恰当的结论。向敌国、敌人投降是“民族气节”的问题;向“四人帮”卖身投靠、写效忠信,虽然不关“民族气节”,但到底也是一种气节问题。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搞灵活性。推而广之或等而下之,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见风使舵,绝无情操,在这样人身上也有个气节问题。与汉奸、叛徒相比,程度固然有大学与小学之分,走的却是同一条路子,为害也并不小。    
    二十八年前一个初夏的傍晚,偶然走过旧书店,那是已将打烊的时候,店中也没有什么顾客了。向书架上张望了一下,就发现了三本诗集。取下来看,是清初的写刻本,颜体字,相当精致。每种前面都有一两通序文,都是手书上板的。作者是张缙彦,我记得这个名字。许多年前读《玄览堂丛书》中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在《将亡妖孽》—节中见到有关张缙彦的故事,以为非常出奇。这故事又见于《蕉廊脞录》所引《流寇长编》所记甲申三月甲辰日事中:    
    京官凡有公事,必长班传单。以一纸列衔姓,单到写“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识长班亟行,叩其故。于袖中出所传单,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彦。此事万斯同面问魏提塘所说。    
    这种传单后来亦称知单,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家中不时有人送了这种知单来,但并非议论军国大事,多半只不过是请酒,在大红折子上写了一排“某大人”、“某老爷”的“衔姓”,收到后或写“知”字,或写“谢”字,被列在第一名的往往还要客气地写“敬陪末座”字样。今读晚明野史,知道这种风俗已是好几百年流传下来的“故事”了。从此就记得张缙彦的名字,觉得他是一位颇有代表性的晚明人物。以兵部尚书(国防部长)而领衔倡议投降,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极少见的。现在偶然遇到了他的诗集,自然非常高兴,买下了。    
    这书共包含三种诗集:    
    《徵音诗集》不分卷,题“河北张缙彦坦公著,侄欲含萝月录”,前有“南州年盟弟熊文举拜撰”叙。次目录。卷首大题下有小字自序四行:    
    自甲申以后,丙戌以前,流离间关,痛遭贼虐。偶记于襟袂间,迨归命大清(抬头),山高海旷,痛定而思,涓滴未答,聊存岁月焉。    
    可见这是他在甲申后两年多时间中所作,主要的用意是剖明心迹,也就是熊序中所说“当世何遂无一能言者,剖心以相明,泣血以相信”的意思。当然中间也保留了一些史料,但不少已被篡改了。如第一首诗题《庆都道中语友》(贼骑押变产纳饷——原注,下同)就说明他以开门迎降的首功,也不曾得到怎样的优待,还是被抄了家并变卖家产。    
    关于他开门迎降一事,《国榷》还记有下文,李自成命明臣入朝,仍给官做。此时“太监王德化从十余人内出,见兵部尚书张缙彦,诟曰:‘尔犹在耶!国家大事,尔与魏阁下二人坏之。’呼从者批其颊,缙彦至垂涕”。另一种说法是在三月十九日,“本晚,百官出,始言太监王德化数十人拥打兵部尚书张缙彦,责其开门迎贼”(《国变录》)。像这样的丑事,他就一概赖得干干净净,在《述变歌》里他说:    
    天地自定位,日月忽阴睛。造化岂云异,坚脆各自成。嗟我觏凶会,天柱忽西倾。赤羽势巳极,苫块泪尚盈。愿言赴国难,辞墓戚子情。旬月瘁臣心,四郊遍鼓钲。降臣捧檄至,谁使目间孤城(监视杜勋降贼,贼遣至城下,京营王德化缒与偶语)。惟我执愚昧,羞此城下盟。黑风西头急,饷绝全军惊。国亡身亦尽,朝房执硁硁。沉业绵未已,乱我死复生(城破,入朝房自缢。窗棂折,李桂解救)。徒为举朝哭,无以报圣明。彼相前致辞,款曲如蝇声。喋血赊求死,惨楚不可名(贼遣牛金星说降,骂拒,贼怒加刑)。遂有枭杰将,待我以悍兵。踌躇龙泉道(守关伪将李谨欲擒,计脱),孤鸿过山鸣。飞飞脱迹去,黄冠一身轻。徒死不塞责,一去叹冥行。慷慨复呜咽,君储陷鲸。潜结义侠士,白霓贯日精(张一方、蔡元吉,一为昆弟,一为姻娅。后战死,竟寻前约)。茧足二千里,逋臣苦以贞。忽复起弹剑,南指阵云横。雨中争问渡,守卒何狰狞(太原问卜。西岳庙签云,雨中问渡,进退维谷。及至南渡,果遇雨,为伪都尉冯国宁诘获,信有数云)。一手欲补天,运数茫难争。但留此血性,险难常孤行。    
    这篇五古可以看作《徵音》全集的提要。除了对农民军必须痛骂并赖掉一切投降的事实外,对故明的种种却并不讳言。因为当时清军还打着为明复仇的旗号,这样说还是符合政策的。“忽复起弹剑”两句不但隐约,也含混。看来这说的是他与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关系,这可万万明说不得。《国榷》记:    
    己未,故兵部尚书张缙彦奏,在河北收义勇,诛伪官,其姻家大学士王铎保之,仍命兵部尚书,总督北京山西河南军务,便宜行事。给空札二百,文武辟用。其家月赡粟五石。(甲申十月)    
    清初河南人郑廉撰《豫变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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