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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里只剩下了温体仁和周延儒，拼命和东林党人作对。
“复社”这时候就把一员大将，大家认为是有点“政治才能”的吴昌时送进北京，在政治舞台上安下一着棋子。张溥《七录斋集》诗稿卷三里有一首《送吴来之北发》的诗：
赋贡王门说采珠，江皋琴水意相须。著书二万经方盛，买纻三千调更孤。鸳掖句传倾坐客，日华声满在天衢。典文精切邯郸步，应撤重围让汉儒。
虽然说的是“典文”，然而实际的意思却在末一句，想抓回内阁的大权，好好地干一下子。
这时候温体仁又弄下手法把周延儒排挤掉了，朝廷上掌权的只剩下他一个人，大权独揽，大刀阔斧地打击东林党人。文震孟、姚希孟都被挤掉，更把文震孟的亲信郑鄤害死。关于这案子，用出了政治上最阴险也最残酷的手段，说他杖母淫妹，弄得他不齿于“名教”，死了都“不得超生”。
这时候，吴梅村、吴昌时这一批复社小辈，只是隐忍地在北京等机会，敌党的铁腕还轮不到他们的头上。等到温体仁一失势，张至发一上台（张是体仁所荐），吴梅村马上就对他开了一炮，这是复社党人反攻的先声，在崇祯十年。张至发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家伙，远不及温体仁的手段厉害，吴梅村这一疏简直是“打落水狗”。可是在年谱上却也留下了一句好听的话，“直声动朝右”了。
张至发既去，薛国观上台，薛也是温体仁所荐，是一系相承的人物。政治上的路线也还是老样子。不过这时候吴昌时已经慢慢立定了脚跟，跟薛作起对来，也初步显出了他在政治斗争上的“才能”。
昌时这时候是已经在官场中有了一点小名气的了。而且还得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绰号，“摩登伽女”，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中记：
大僚及台谏以枚卜构竞不休，其不得与会推者，遂造为二十四气之目，摇惑中外。……吴铨曹昌时为妖气，下注摩登伽女。……吴谕德伟业为望气，下注啮人马。
吴昌时做官的“伎俩”是什么呢？“通内”——走宫里的内线，拉拢裙带关系，结宠于当时最得皇帝宠幸的田妃。“通珰”——这是很自然的步骤，为达到“通内”的目的，就非“通珰”不可，把“侍从室”里的线索打通了，从此朝廷内情都瞭如指掌，做起事来自然非常方便。“通厂卫”——结交特务，京官的一举一动，在当时，是无不在特务的监视之下的，特务一个报告，足以致达官贵人死命，抓住了特务，也就等于抓住了皇帝的耳目手足，要陷害起政敌来更是非常方便的事。
毛奇龄《彤史拾遗记》，记载田妃有一段故事：
宫中凡令节，宫人以插带相饷。偶贵妃宫婢戴新样花，他宫皆无有，中宫宫婢向上叩头乞赐，上使中官出采办，越数百里不能得。上以问妃，妃曰，此象生花，出嘉兴，有吴吏部家人携来京，而妾买之。上不悦。
吴梅村《永和宫词》，也是写田妃的故事，里边有几句话：
贵妃明慧独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皓齿不呈微索问，蛾眉欲蹙又温存。本朝家法修清䜩，房帷久绝珍奇荐。敕使惟追阳羡茶，内人数减昭阳膳。维扬服制擅江南，小阁炉烟沉水含。私买琼花新样锦，自修水递进黄柑。
这“琼花新样锦”就正是说的是“象生花”，说“私买”，大概又是诗人的“温柔敦厚”罢。
《三垣笔记》，题“大理寺左寺丞臣李清恭记，中书科中书舍人臣王挺恭阅”，是李清在崇祯之间在北京作刑部吏部官的时候的笔记，记崇祯一朝的事最详悉，关于吴昌时的事迹尤多，关于昌时的通内，很有几条可以摘录：
兵科韩给谏纠曾都谏应遴，疏子递了上去以后：
次日上，置红匣中，命一内官送阁拟票，阁批有该部参看等语，竟留中。或见应遴与吴铨曹昌时同谒一大珰，疑其有妙用也。（《三垣笔记》卷中）
《黄裳卷》 第一部分吴昌时事辑（3）
又记昌时通内事：
吴铨曹昌时通内，每阁票一旨，必先知。是以众论沸腾，具疏乞休，拟票云：吴昌时准回籍调理，病痊起用。闻周辅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时已宣言于人，谓已得温纶。及与蒋侍御拱宸质御前，拱宸几屈。惟所纠预闻旨一款，上取原票阅之，果是。故败。（卷中）
东林党人，一向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的，后来怎么又突然会和特务勾结起来了呢？自然这是政治上的“权宜措施”，为了“政争”，手段是可以不顾的。照当时东林人物漂亮的解释，这就叫做“法门广大”，《三垣笔记》记：
东林诸公素矜节义，以劾宦官为名高。后冯给谏元飚、孙给谏晋等倡为法门广大说。于是吴仪曹昌时始与东厂比。一切行贿受贿，间被缉获，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昌时亦扬扬居功，不以为愧。予亲于徐给谏耀家见之。
交通厂卫以后就要做做拉线的生意，凡是遇到给厂卫缉获的案子，走吴仪曹的门路，送进钱去，准保太平无事。《三垣笔记》又记一事：
仙居过邑侯周谋，熊铨曹文举同乡也，曾遣二仆入都求迁。宿娼家，酒后泄言，为厂役缉获。其与文举一禀云，所送尊翁宅者，乃王者兴必有名世者之数也。又云，敝座师首揆处业有善意。东厂以闻，薛辅国观甚不悦。时冯少常元飚奉差回籍，其保举邑令秦姓者亦以书礼馈，被厂缉获。吴仪曹昌时敛金亲友，力解乃息。
不料这事给薛国观知道了，报告了上去：
国观密以闻，于是阁厂水火。而昌时自为大行，即树东林帜。及考选时，见上于部拟各衔，多所改定，诸阁臣颇得操议，于是又托国观私人拜为门生。然国观疑其狡狯，弗信也。卒改科为部，仇隙日深。国观刚愎，夙与东林为难，然不闻有贪秽声。月前昌时忽语人曰，国观辈必败，吾已于厂卫处张四面网矣。国观等知之，然无如之何。不数月果败。予曾询钱主政位坤，云有之。但视吏部升一美官，昌时必以小纸报东厂，云国观得银若干，厂皆以闻。它日赐死追赃本此。（《三垣笔记》）
皓首学术随笔卷《鸳湖曲》笺证这就造成了吴昌时与薛国观的第一次冲突。吴的想拜做国观的门生，绝不是想投降，而是别有企图的。薛当然不会接受，更加上为了考选一事，吴、薛之间的裂痕就更加深了一层。
吴昌时对薛国观的再度不满，是因为他考选吏部郎中的事。查东山《罪惟录》纪十七：
考选吴昌时首拟吏部，上示不测，手更定主事礼部，昌时疑薛国观所为，大恨之。
钱遵王述古堂钞本吴江戴笠撰《怀陵流寇始终录》最末的《将亡妖孽》中也提到此事，叙述较详：
韩城薛国观官佥部，温体仁引之入阁，寻为首相。十一年行考选改授法，行人吴昌时已得吏部主事，上性好出奇御下，以破旧习，进士考选入台者，黎玉田岁贡、府同知许自表易位，如是者比比，昌时改祠祭司，谓是国观所为，深恨之。
花村看行侍者《谈往》中《韩城赐死》条云：
十一年举考选改授例，行人吴昌时于门户声气中称魁首，外定铨曹，会内旨别出手裁，多不依外拟，故为颠倒，以示不测，如进士考选，黎玉田以台易府同，岁贡教知许自表苏州人，以府同易台，不止一人，独昌时改祠祭司主事，憾极，谓韩城作祟，愠恨日深。京邸清议，薛或有之，必宣指之，或挑衅，或加词，水火实甚。
这样，吴昌时就设法挤去薛国观，同时更和张溥进行策画，把周延儒再度捧出台来。
薛国观的为人，《谈往》说他“性褊急，出词过刻……人谨畏之”。有一次崇祯帝在召对的时候，叹息大小官员无不贪污，无法可想，薛就顺口说出如果厂里面有得力的人，贪污是不会风行的，这正触着了宦寺而兼特务的王化民的大忌，昌时借这机会和王化民建立了联合阵线，打倒了薛国观。《谈往》：
时帝尚严切，曾于平台召对，闲语间帝叹曰：目今朝臣通贿，外致东西糜饷，内致吏兵徇私，国事紊淆，生民涂炭，奈何！忧形于色。韩城聊为解嘲曰：使东厂得人，举朝何敢黩货！苞苴之来，或有所自！时厂臣王化民适蹲御座后，闻之汗出浃背，骇极恨极。昌时又与化民久结义盟，忧喜相商，于是内外耽目，专伺韩城之阴。
薛国观很得皇帝的信任，对这一套不去理睬，可是结果到底给他们寻到了一个题目，这次是利用薛国观和皇族外戚的矛盾，因为薛曾经建议征收“豪门皇族资本”，解除财政困难，而这事正关系皇族戚畹的切身利害，于是反对阵线里又添上了一支新力量，薛国观就此倒台了。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上记：
上尝与韩城言及财用匮乏，韩城对以：外则乡绅，内则戚畹。在乡绅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独断不可。因以李武清为言。遂传密旨，借四十万金。冉万二驸马各一万，而周田等近亲不与焉。
真是滑稽，而且是真确的事实，就是开刀也先从旁支远支动手，有最亲密的裙带关系的还是留下来不动：
此旨间有抄传，复严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清死，复及其子国安，提家人追比。久之，国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乃其儿女亲也，上疏为言，又奉严旨。于是李氏尽鬻所有，其房无人售，则拆毁卖之……是时戚畹人人自危。
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抬出菩萨来：
后因皇五子病亟，遂造为九莲菩萨下降之言。九莲菩萨者，孝定皇后梦中授经者也。觉而一字不遗。因录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寿寺，其后建九莲阁。内塑菩萨像，跨一凤而九首。乃孝定以梦中所见语塑工而为之，寺僧相传，菩萨为孝定前身，其来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见菩萨来，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亲属云云。又言，如不从此改过，将来殇折不止一人，还都要唤去。大都上未尝至皇五子病所，皆诸人撰造节次，遣人传报。上大惧，于是传谕停止追比，复武清侯爵，而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繇韩城发端，欲诛韩城以谢孝定在天之灵。（《玉堂荟记》）
内中情事，王化民知之最早，急闻于昌时，密令台省，遍耸毁斥，实指其行私，指其弄权。特参疏日且数上。（《谈往》）
皇帝的胡涂，加上吴昌时手段的毒辣，到底使薛国观从首辅的位子上跌了下来，致仕回家了。
这时候复社的党魁张溥，正在江南“逍遥林下”，选文章，批经史，却忘记不了朝中的政事，更不能忘记他在北京安好的一着棋子——吴昌时。《七录斋集》诗稿卷二里有一首《寄吴来之》：
红叶从风溯远堤，春回烟阁静香提。素心道路难为说，好事云屏待子题。一诺久知千古重，三秋自此两峰齐。平章梅雪看君子，赋有金声报紫霓。
这正象一个党魁训勉部属的话，勉励他好好的干，“千秋事业”，全寄托在政治斗争的成败上。谁说张溥是甘心终老林泉的呢？虽然他的朋友要为他辩解，不是他自动地要作政争，而是为了害怕自己被目为“党魁”，才不能不采取“以攻为守”的自卫手段。
《黄裳卷》 第一部分吴昌时事辑（4）
杜登春《社事始末》说：
是时乌程去位，杨、薛相继秉国钧。窥见主上崇儒扶正，深眷娄东，无吹求西铭之意。门下或有私附杨、薛以图显荣者，以故西铭得以逍遥林下，批读经史为千秋事业，而中夜不安，唯恐朝端尚以党魁目之也。
正巧周延儒（宜兴）因为受了温体仁的排挤而放归林下，周自己很后悔，做了一次傻瓜，陪旁人打击东林党人，自己却也被挤了下来。他心里想重回北京，却想不出一条路。两方面的利害既然已经一致，彼此利用当然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张溥就想：
计非起复宜兴，终成孤立之势。乃与钱牧斋、项水心、徐勿斋、马素修诸先生谋于虎邱之石佛寺。（《社事始末》）
这种情势在吴梅村的《复社纪事》里分析得很详细，见《梅村家藏稿》第二十四卷：
未几薛国观从庶僚得政，蔡弈琛与里豪吴中彦者交，私受其金为鬻狱，南御史成公勇发其事，以指纵疑先生（张溥），谋益急。吴来之昌时为礼部郎，移书先生曰：“虞山毁不用，湛持相不三月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复出不足弭祸，主上于用舍多独断，然不能无中援，惟丹阳盛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