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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散记（2）
起初我们还不敢走远，生怕被那牢骚满腹的司机给甩掉。但到了下午三点，车还没修好。领队跟司机大吵了一架，气得小脸煞白。司机也怒容满面，扣上车盖板，踹一脚轮胎，骂一句脏话，坐到草地上抽起烟来。我大着胆子上前问：师傅，啥时能走？他瞪着眼说：你问我，我问谁去？
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到草原深处漫游去了。
我的裤子被柔软的草叶磨擦得作响，我的手指不时地抓一抓那些紫色的拳大的花朵。它们传达到我手上的感觉是那样的肉感：软软的，柔柔的，凉凉的……令我这个思想不健康的人浮想联翩。我想到了娜塔莎，想到了婀克西妮娅……想到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割草的夜晚，葛里高利和婀克西妮娅割草的夜晚。我隐约感觉到，今夜可能要在这草原上过夜了。因为天高气爽，阳光便格外强烈。地上的湿气袅袅上升。湿气中混合着青草的气味，花朵的气味，泥土的气味，还有文学的气味。下午的草原像一个巨大的蒸笼，幸亏有一缕缕的清风从远山那边吹来，才使人不至于太难过。风过之处，草梢便美妙无比地起伏着，花朵便风情万种地颤动着，让人的心莫名其妙地伤感着，甜蜜的惆怅，淡淡的忧伤，说不清是幸福还是痛苦。就这样站定了，很久不动，眼睛望着远处，但其实什么也没看见，眼睛在心里，看着俄罗斯这个伟大民族的悲凉而不悲伤、狂放但不疯狂的性格。
傍晚时分，巨大的红日落在了柔软的草梢上，草原上的景色宛若印象派的油画，色彩凝重得化不开。小鸟们纷纷降落到草棵间，苍鹰的身影像黑色的闪电，掠着草梢滑过。此时的草原，温暖中略带点寒意。这本来是能让人身心舒畅的好氛围，但由于汽车抛锚，将人们困在这荒无人烟的草原上，前途茫茫，吉凶未卜，再好的氛围，也难被注意。几个人包围着旅游团领队，让他想办法。领队摇头苦笑，看着司机。司机说：甭看我，看我也没用。这破车，得了“心肌梗塞”，别说我修不好，上帝也修不好。你们都瞪着我干啥？想合伙吃了我？难道我不愿早早地开到红石市？灌上一瓶啤酒，往铺了雪白床单的床上一躺，那是个啥滋味？我的朋友打断他的话：伙计，你少说废话吧，总要想个法子。司机道：我说了，最好的法子就是耐心等待，等着过路的车，把我们拖回去。朋友说：总不能让我们在草原上过夜吧？司机说：在草原上过夜怎么啦？多浪漫呀！一个老姑娘模样的女人问：师傅，有狼吗？司机道：放心吧，有狼也不要紧，草原上野兔子成群，狼都撑的蹿稀，你就是把自己送到它们嘴边去，它们也懒得张口。人们咧咧嘴，哭笑不得。那老姑娘一走，司机低声道：就您那肉，狼能咬动吗？我的朋友对我说：伙计，委屈你了。我说：挺好，的确很好，能在俄罗斯的草原上过夜，这机会千载难逢。朋友道：但愿你说的是真话。
太阳落下去了，月亮随即放出了光辉。起初这光辉还有些混浊，很快便清澈起来；银光闪闪，如水银泻地。草梢肃然不动，安静了一刻，四周便响彻了虫鸣。夜的草原并没有休息，而是更蓬勃地表现着生命的运动。有浪漫情怀的人捡来一些枯草，点起一堆篝火。在明月的逼视下，火苗显得软弱，像没有热度的、褪色的红绸。成群的飞虫往火里扑，烧得翅羽啪啪响。但篝火很快便熄灭了，只余下一堆暗红的灰烬。草原上潮气浓重，干草难弄，人们其实没有心思，浪漫情怀不能持久。草原一望无际，只要有车来，几十里外就能看到。大家四处看看，只见月水流动，只有草色朦胧，没有车影，这时候了，不可能再有车来。人们绝望了，嘟哝着，咒骂着，钻进车，睡去，或是迷糊着，熬这漫漫长夜。
我拉着朋友，往草原深处走去。我们分拨开茂草，简直就是分拨开月光。我感到身在月光水里游。我伸出手去，抓一把，撩一下，分明感到月光的阻力，恍然听到月光水的泼剌之声。就这样走啊走，起先是清清楚楚，继而是昏昏沉沉，沉浸在幸福的麻木状态中。但我的朋友受不了了。他说：哥们儿，别走了，再走就到了莫斯科了。我不理他，继续前行。我知道他会厌烦，这种月下的草原漫步，腿被露水打湿，脸被蚊虫叮咬，同伴是粗鲁的男人，不是多情的少女，他理应厌烦。一切都是重复的，同样的草在磨擦我们，同样的虫鸣在喧闹我们，同样的月光在照耀我们，但我的兴趣就在这重复之中，我的幸福也在这重复之中。
我们终于在一个突起的山包上停住了。转着圈子往四处看，看到了极远处有一簇闪烁的灯火。朋友说：那就是红石市了，可望不可即。我说：老兄，老兄，我已经十分满足，感谢那司机，那破车。朋友道：我认识一个作家，为了证明自己与常人的区别，别人说臭的，他一定要说香；别人说香的，他一定要说臭。我说那就是我。他哈哈大笑。山包上比较干燥，我们坐下来，抽了一支烟，然后躺下。小虫子钻进我的裤腿，我不理睬它们。我仰望着星空，从没见过的如此灿烂的星空。在漫野的虫鸣声造出的特殊的寂静里，我倾听着星斗的声音。星斗灼灼，摇摇欲坠。流星如火，划破天穹。中国的老人们对自己的后代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坠一颗星。俄罗斯的老人对自己的后代说：天上坠一颗星，地上死一个人。我们头顶着同一个星空。我们仰望星空时，国界便模糊不清了。但我们到底不能永远仰着头，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低下头。我们低下头时，便面对着严酷的现实。中国的国土上人满为患，而俄罗斯的国土上人烟稀少。我们的草原载畜量过大，草原已经疲惫不堪；我们的森林在逐年萎缩；我们的耕地面积在逐年减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俄罗斯呢？你有如此辽阔的草原，你有汪洋大海般的森林，你有浩瀚的土地……可你怎么会这样穷？俄罗斯的人民要想小康实际上并不困难。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的试验是比较彻底地失败了。俄罗斯的经济现在还处在休克后的短暂昏迷中。但俄罗斯的自然条件实在是太优越了，国土如此辽阔，资源如此丰富，人口如此稀少，俄罗斯人要想富起来比起我们中国人的致富肯定要容易许多。当时我就想到：他们不会永远穷下去的。我们想用俄罗斯的暂时贫穷来证明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是很幼稚的；同理，如果几年后俄罗斯人民富裕起来，我们也不会把这当成资本主义胜过社会主义的证明。无论什么社会制度下的人民，都是勤劳勇敢、最富有创造力的群体。只要稍稍放松扼着他们脖子的手，让他们能够呼吸；只要稍稍延长他们手铐脚镣间的链条，让他们能够劳动；他们便能创造出璀璨的文化和巨大的财富。否则，过去的世界就不可理喻；现在的世界也无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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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散记（3）
第二天上午，一辆满洲里市的旅游车在我们车后停下来。人们拥上去，好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这车上的司机与我们车的司机很熟，他问他：伙计，怎么啦？他回答：伙计，别提了，一言难尽！有绳子吗？拖上我们。他说：这怎能拖得动？我来看看，哪里坏了。他上了他的车，三扳两踹，轰的一声，发动机嗡嗡地运转起来。这不是好好的吗？你他妈的捣什么乱？他说。我们的司机纳闷地自言自语：见鬼，见鬼，活见了鬼！我们车上的旅客顿时疯了，难听的话语像雨点一样砸在司机的头上。他咧了咧嘴，满面通红，终于低下了傲慢的头。
因为我们办的是“二日游”集体护照，所以，只好调头返回祖国。
二 边城
第二年夏天，我二到满洲里，依然化名王家宝，跟随着一个旅游团，进入俄罗斯境内。还是那种二日游，还是去那离中国最近的红石市。这一次开车的是一个动作干练、走路像跳舞、说话像唱歌、名叫老龙的女司机。她看起来有二十岁出头年纪，皮肤很白，眉毛很黑，嘴唇很红，眼睛很大，略微翘起的唇上生着一层很浓的茸毛，如果不客气，说是胡子也可以。依然是那位朋友陪我去。他跟那个老龙很熟，当着全车人的面他们公然调情。老龙嘴巴锋利，妙语连珠，使我们的车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我们上午七点出发，中午一点便到了红石市。
汽车停在一个小旅馆前边，旅游团的领队上楼去办理住宿手续，我们便坐在楼前的石头上等候。旅馆前面的草地上坐着两个俄罗斯姑娘，一个留着长长的金发，另一个剃着小平头，头发的颜色是那种所谓的亚麻色。她们看着我们，面带着友好的笑容，不说话，静静地抽烟。我也掏出烟来，递给朋友一支，自己点了一支。女司机瞟了我一眼，凭感觉我知道她也会吸烟，赶忙递给她。她摇摇头，说：“改邪归正了。”朋友道：“装什么呀，抽吧，王家宝老师也不是外人。”她说：“不是王家宝老师的问题，是我老公的问题，他嫌我嘴里有烟味，最近一个时期，拒绝与我接吻。”朋友道：“老龙，大事不好了！”老龙道：“怎么啦？”朋友道：“根据我的经验，一个男人，绝不会因为女人嘴里有烟味而不跟她接吻，这是他即将叛变的预兆！”老龙道：“叛去吧，我巴不得呢！”我说：“连男人叛变都不怕，难道还怕一支香烟吗？”她说：“王家宝说得对，我们就照王家宝说得办！”她接过香烟，我的朋友帮她点上。她很老练地抽了一口，憋了一会儿，才把两道白烟，从鼻孔里喷出来。
领队办好了手续，招呼我们进了楼。房间大小不一，很不规范，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最充分地利用了空间，把能安床的地方全都安上了床。房间尽管狭窄，但我还是感到很满意，因为那床单是雪白的，被套是雪白的，枕头巨大、雪白、而且蓬松，它们全都散发着一股好闻的肥皂气味。尤其是那枕头，立即就让我联想起娜塔莎、安娜 · 卡列尼娜等人。她们的床头上一定也放着这样的枕头，枕头里塞着鹅毛。我们安顿下来，洗了一把脸，刚要躺到床上享受一下，领队就要我们集合去吃饭。我们的肚子这时才感到有一点饿了，便呼啦啦地跟着领队下了楼。
走出去大约有三里地，才到了一家饭馆。有人嫌远，发起牢骚来，领队说：“全城也就十几家饭馆，这是最近的了。临行时我就告诉过你们，要你们最好带足干粮，你们不信，责任就不在我了。”
我们进了那家饭馆，很大的铺面里，竟然只有我们一拨客人。一个红脸膛的男人懒洋洋地走过来，很不友好地扫了我们一眼，然后咕咕噜噜地跟领队不知说了些什么。女司机懂一点俄语，她对我们说，这家伙嫌我们来人太多，不愿意接待。我感到很纳闷，哪有开饭店嫌客人多的道理呢？这也许是个国营饭店吧？女司机道：他懒，俄罗斯人都懒。我对女司机的解释不以为然。那红脸男人摔给领队一份菜单。领队对我们说：没有什么好点的，只有红菜汤、泥肠、黑面包。大家说：就是这了，让他快点。领队笑道：每人一份，一千卢布。想快是不太可能的，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于是我们就坐等。等了足有一个小时，厨房里连一点动静也没有，那个红脸汉子连面也不露。我们望着窗外，看到宽广的马路上，车辆很少，只有一些青年人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有的旅客等烦了，让领队去催。领队苦笑着说：催也没用。但她还是起身到厨房里去了。一转眼领队就出来了，对我们说：鬼影都没有一个。于是众人都愤愤不平地走进厨房。果然没有人，只见苍蝇飞舞的案板上放着几个西红柿，墙角上还有一堆洋葱头。女司机抄起菜刀，剁得案板啪啪响。她大喊着：“瓦西里，瓦西里，你滚到哪里去了？！”那个红脸汉子从一扇小门里应声而出，身后跟着一个胖大的女人。女司机挥舞着菜刀，用半生不熟的俄语咆哮着。那男人的目光随着老龙同志的刀刃转动，嘴里咕噜着，好像是在解释。我们问领队：他说什么？领队苦笑道：“他说把我们要吃饭这事给忘了。”
我们只好出去坐等。我问老龙怎么知道那男子名叫瓦西里，她说：“我叫他瓦西里了吗？”过了大概半小时，红菜汤上来了。每人一钵子，颜色不红不黑，温度不凉不热，滋味不咸不淡，胡乱喝了两勺，便推到一边去。又等了半小时，主食终于上来了。每人一根灰白的肠子，两片灰色的面包。肠子是腥的，面包是黏的。爱吃不吃。我感到十分失望。我原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