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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垣拜启五月二十二日
看到这封信，胡适觉得其中所说的批点本可能没多大价值，而且自己收集的资料已经够多，所以也就没有当回事，连信都没有回。
有意思的是，那位胡星垣看上了这个买主，一心想把书卖给胡适。不久，他把书送到胡适和徐志摩合办的新月书店里。胡适一看，认为这是海内最早的《石头记》抄本，遂用重价把这套书买了下来。至于到底花了多少钱，胡适没有说，别人也无从知道，不过从其使用“重价”一词来看，想必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位胡星垣为什么执意要将这套抄本卖给胡适？估计有两个因素：一是他可能看过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深知该抄本的重要价值，将书转让给胡适，也算是对红学研究的一种支持。一是他知道胡适会喜爱这个抄本，而且也出得起钱。可以想象，如果胡适没有红学研究经历，在社会上没有较大影响的话，胡星垣也就不会把书卖给他。
后来胡适在回忆这件事时，还觉得有些“后怕”。他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中作了这样的假设：
如果报纸上没有登出胡适之的朋友们开书店的消息，如果他没有先送书给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说我对一切“重评”的《石头记》不感兴趣，于是这部世界最古的《红楼梦》写本就永远不会到我手里，很可能就永远被埋没了。
虽然很有戏剧性，但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在20世纪红学史上，像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
有的研究者据此觉得胡星垣的行为反常，动机有问题，进而怀疑这是一个骗局，即有人伪造了一种《红楼梦》的抄本来欺骗胡适。比如欧阳健在《红楼新辨》、《红学辨伪论》等书中怀疑这种巧合色彩较浓的奇遇有假，并提出程本早于脂本、脂本为赝品的观点。但这一说法缺少足够的证据，难以成立。
甲戌本虽然只残存区区十六回，但它的发现无疑是红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毫不夸张地说，红学研究史从此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正如胡适后来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所总结的：
我们现在回头检看这四十年来我们用新眼光、新方法，搜集史料来做“《红楼梦》的新研究”的总成绩，我不能不承认这个脂砚斋甲戌本《石头记》是近四十年内“新红学”的一件划时代的新发现。
甲戌本《红楼梦》的发现对胡适、俞平伯等人无疑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它带来了前所未见的丰富信息，如大量的异文、脂砚斋等人的批注等，修正了胡适、俞平伯等人先前的一些推测，比如对戚本抄录年代的怀疑、将戚本透露的后几十回情节当作《红楼梦》的一种续书、将曹雪芹卒年定为甲申年等，更为重要的是，它证实了胡适等人先前提出的一些重要红学观点，为其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版本依据，对此胡适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他在1927年8月11日《与钱玄同书》中这样说道：
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我和平伯、颉刚的主张。
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红楼梦》的自传说。虽然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将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里的故事情节进行比照，但只对上很小一部分，以致于面对蔡元培的诘问，无法为自己辩护，只好避而不谈。这样，甲戌本中大量与曹雪芹关系密切的批语，特别是感同身受，如说家史，如俞平伯《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跋》一文中所概括的“抚今追昔，若不胜情”的那些，就为胡适的自传说提供了更多更具说服力的依据。
对此，胡适自然感到很高兴，他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写道：
此等处皆可助证《红楼梦》为记述曹家事实之书，可以摧破不少的怀疑。……
《红楼梦》是写曹家的事，这一点现在得了许多新证据，更是颠扑不破的了。
一是秦可卿的自杀说。俞平伯曾在《红楼梦辨》一书中设立专章讨论这一问题，根据不同文本间的文字差异细究，认为秦氏之死“最为隐曲，最可疑惑，须得细细解析一下方才明白”，经和顾颉刚反复讨论，认为“秦可卿底结局是自缢而死，却断断乎无可怀疑了”。他的这一推测也同样为甲戌本的批语所证实。其他如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红楼梦》的作品原貌、创作修改过程、《红楼梦》现存各版本间的关系等问题也因甲戌本的出现而变得充实丰满，并逐渐明朗起来。
甲戌本的发现使《红楼梦》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促使研究者开始密切关注《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这正如胡适在《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一文中所云：
自从《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发表之后，研究《红楼梦》的人才知道搜求《红楼梦》旧抄本的重要。
得到甲戌本后，胡适曾让俞平伯为其题跋，以作纪念。俞平伯在跋语中，称甲戌本为“《石头记》之第一本”，但同时也表示：“此书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其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最后，俞平伯还特别说明：“以适之先生命为跋语，爰志所见之一二焉，析疑辨惑，以俟后之观者。”
从俞平伯的《秋荔亭日记》来看，1930年到1931年间，他曾借阅过该书。其间还将其转借给浦江清。如其1931年1月3日的日记云：
江清假脂本《红楼梦》去。
从这一年的3月26日起，俞平伯开始将甲戌本中的批语过录到自己所藏的《红楼梦》上。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是晚始节抄脂砚斋评在我的《红楼梦》上（第一卷毕）。
俞平伯抄写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据其3月28日的日记，这一天他已抄写完毕：
抄《石头记》凡三卷毕。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甲戌本的发现（2）
另据魏绍昌《谈亚东本》一文介绍：
承汪原放见告，胡适曾要罗尔纲（罗尔纲早年在北大求学时代，寄住在北京胡宅，做过胡适的秘书工作）手抄过一部《石头记》残稿本，用毛边纸墨笔书写，批注用硃笔过录，外装一纸匣，封面题笺由胡适自书《石头记》三字。后来胡适存放在亚东图书馆，已在文革运动中抄失。此抄本根据的究竟是什么版本，有多少回，汪原放回忆不起来了。一九五四年汪原放且曾借给我看过，当时未多加注意，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此抄本或者就是残存十六回的“甲戌本”，也未可知。
魏绍昌亲耳听到汪原放之言，自己又见过这部抄本，可见是真有其事。在1949年之前，胡适所能见到的脂本只有三种：戚序本、甲戌本和庚辰本。从魏绍昌的描述来看，甲戌本的可能性最大。如果罗尔纲所抄的是甲戌本，为什么会存放在亚东图书馆呢？这也是有线索可寻的。
胡适得到甲戌本后，曾于1927年8月11日给钱玄同去信，告知这一消息：
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
钱玄同得知消息后，于1928年4月6日给胡适去信，提出了如下一个建议：
你的那部残本《脂本红楼梦》，我希望你照原样叫亚东排印出来（不标点都行），好让我们开开眼界。你愿意吗？
是不是胡适采纳了钱玄同的建议，让罗尔纲抄了一个副本供亚东图书馆排印呢？从上述抄本存放在亚东图书馆一事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胡适虽然十分珍爱这个抄本，但并不像旧派藏书家那样秘不示人，从其与周汝昌只见过一面就慨然借书的行为来看，他是愿意让研究者看到该书的。他与亚东图书馆有过多年密切的合作，汪原放在点校小说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由他们出版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应该说这一推断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后来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排印出版，所抄录的副本遂一直存放在亚东图书馆。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有待更多资料的发现。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好运连连
继甲戌本发现之后，1933年，胡适在北京又见到了另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红楼梦》旧抄本，即庚辰本。该抄本为徐星署所藏，胡适是通过王克敏转借的。
这个抄本“有许多地方胜于戚本”，“尚保存原书残缺状态”，有了这个珍贵抄本所提供的内容丰富的异文、批语，在与甲戌本仔细对读之后，胡适对《红楼梦》的原貌、版本、批点、探佚等问题有了新的更为深入的认识。
他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一文中指出：
凡最初的钞本《红楼梦》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所谓“脂砚斋评本”，即是指那原有作者评注的底本。……
脂砚斋即是《红楼梦》的主人，也即是他的作者曹雪芹。
尽管这些结论还有不少可商榷处，但它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起点和平台。由此也可看出，在《红楼梦考证》发表后的十数年间，胡适仍然活跃在红学研究的最前沿，保持着开创风气，引领潮流的领先地位。
红学文献的发掘与学术研究正是这样，一直呈现出十分良好的互动关系。短短几十年间，在红学研究的推动下，文献资料的发现已相当可观，基本具备了一门专学所需要的文献基础。自甲戌本、庚辰本后，《红楼梦》的旧抄本历年屡有发现，到20世纪80年代已发现有十多种，极大地促进了红学的研究。
甲戌本、庚辰本等新材料的发现如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所说的：
给《红楼梦》研究划了一个新的阶段。……
走上了搜集研究《红楼梦》的“原本”“底本”的新时代。
但不可否认，这些发现同时也给红学研究者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繁难问题，比如脂砚斋究竟何人，他与曹雪芹的具体关系如何，曹雪芹的生卒年，《红楼梦》的创作、修改过程，各版本间的承续关系等，甚至可以这样说，新材料发现所带来的诸多新问题远比已解决的问题要多。
同时，甲戌本、庚辰本等旧抄本的发现还使新红学原有的一些缺陷有无限被放大的危险，特别是胡适所创的自传说，这些材料的发现使他受到鼓舞，更加坚信自己的立场，终生都没有作大的修正。而其他研究者也大多沉浸在新材料发现后的喜悦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问题。这些以旧抄本为代表的新材料所带来的诸多繁难问题极大地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力，促使他们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进行梳理和考证，无暇顾及小说文学、文化特性的研究，并由此形成了考证派红学一枝独秀的奇特研究格局，其他文学、文化类的研究虽然也有不少，但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是红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也不能不说是红学史上的一大缺憾。
不过由此也可看出，这一奇特现象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由其诸多外在、内在的社会文化因素促成的。在对20世纪红学研究进行回顾总结的同时，揭示这一问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风起红楼》 第二部分何为“新红学”
至此，有必要对“新红学”一词进行必要的界定。
新红学既然已经成为学界公认的学术派别，既然是一个被经常使用的专有学术术语，自当包含其独特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虽然使用这一术语者众多，但对其具体所指进行深入探讨者甚少，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一书虽为此设有专门的条目，但也只是泛泛而谈，不够全面准确。
周汝昌在《红学•；史学•；文化学》一文中对“新红学”一词的语源是这样考察的：
“新红学”者，原本是在“批胡运动”中新加的一种“恶谥”，并非好话，可是看《胡适口述自传》时，发现胡先生也采用了这个“新”名词，而且好像好有得意之色。
但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早在“批胡运动”之前，就已经有人开始使用“新红学”一词了。
一般认为顾颉刚是最早使用新红学一词者，他在1923年3月5日所写的《红楼梦辨》序中明确提出：
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这里他是把新红学作为旧红学的对立面来提出的。旧红学显然是指先前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索隐派红学，新红学则是指胡适、俞平伯等人发起的红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