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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争算起。这场争论因双方身份、时机的特殊，已经超越红学自身，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先前学界的关注点多在二人学术观点的差异和交锋，对蔡、胡红学之争的前因后果、具体过程，特别是蔡元培的红学研究以及这场争论是否影响到两人的友谊，一直缺少必要、足够的探讨，以致出现不少讹传误判。这里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对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归纳，以期澄清和还原一段历史真相。
《风起红楼》 第三部分蔡元培对胡适的赏识和提携
蔡、胡二人相互知悉对方的具体时间目前还难以确考，以情理而言，身为晚辈的胡适应该早闻蔡氏大名，蔡元培知道胡适则要稍晚一些。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记载，胡适本人曾这样回忆蔡元培和自己的初识：
蔡先生看到我十九岁时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后，便要聘我到北大教书，那时我还在美国。
不过两人正式交往却是从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务、胡适受聘北京大学期间开始的，时间是在1917年。聘任胡适的直接经办人是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
陈独秀此前与胡适曾有书信往来，两人在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方面有着诸多共识，引进胡适无疑为自己增加了一位极有份量的同道与帮手。这一年年初，陈独秀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此事得到了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他事后在《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一文中回忆道：
我到北大，由医专校长汤尔和君的介绍，便首先聘请了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同时在《新青年》上，我们认识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职。
胡适受聘北京大学，开始了与蔡元培的交往，特别是胡适参与学校管理事务后，两人的交往更为密切，除了面谈外，相互间亦不断有书信往来，彼此相互关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两人往来的一些书信中也可看出这一点。如胡适在1919年6月22日致蔡元培的信中写道：
先生现有胃病，并有寒热。我们见了，都很关心。
蔡元培对胡适的才能很是欣赏，大力提携这位年轻后进。1918年8月，他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一书作序，从四个方面对该书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称赞胡适“心灵手敏”，“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同时对其寄予厚望，希望他“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蔡元培晚年回忆在北京大学的往事和经历时，总爱提及胡适，显然他将引进胡适作为自己的重要政绩，如1934年1月1日他在一次名为《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的演讲中，曾这样评价胡适：
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可以说，是北京大学成就了胡适，胡适也成就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成就胡适的过程中，蔡元培的提携之力是不能忽视的。
蔡、胡二人虽然在提倡白话、管理校务等方面立场接近，且私交甚密，但在红楼梦研究这一问题上却缺少共识，观点截然对立，直至最后成为论争对手。
《风起红楼》 第三部分针锋相对的论战
有关蔡元培、胡适研究《红楼梦》的具体情况，本书其他章节已进行了专门探讨，这里不再赘述，重点考察两人的红学论战。
俗话说，不破不立。鉴于蔡元培的特殊身份及其《石头记索隐》在社会上的较大影响，当胡适等人着手创建新红学，开始对先前的旧红学进行清算的时候，拿蔡元培来做靶子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胡适这种批评对象的选择并非如有人所说的借此成名之类，两人之间的红学论争自有其必然性，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的一个必经步骤。
由于两人身份特殊，同为公众人物，自然容易受到关注，其影响超出了红学范围。胡适与蔡元培围绕《红楼梦》展开的论战，不仅是红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还意味着新、旧学术的一次正面交锋，在现代学术史上极具象征意义。
对胡适、俞平伯等人而言，他们所创建的新红学能够迅速为学界普遍接受，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并带动整个古代小说、戏曲的研究，这固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所营造的良好学术氛围有关，与胡适本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重要地位及其大力提倡有关，但这种接受和主流地位也并非一帆风顺，它必须在与其他红学流派的交锋辩难中获得。
这场论争是胡适率先发起的。1921年，他在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的大力帮助下完成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在该文中，他虽然承认蔡元培“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但还是将蔡元培归入“附会的‘红学’”中的一派，认为蔡氏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在猜“笨谜”，并对其研究中的不合理与不严密处进行批驳。
两人虽然私交不错，但胡适的言辞相当激烈。文章写成后，他还亲自送给蔡元培，听取意见，据胡适1921年9月25日的日记记载：
与蔡先生谈话。前几天，我送他一部《红楼梦》，他复信说：《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引（当为索隐——笔者注）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谨严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此老也不能忘情于此，可见人各有所蔽，虽蔡先生也不能免。
正如蔡元培信中所言，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属于索隐派中“之谨严者”，对胡适的批评自然不服气，要撰文进行反驳。
稍后，蔡元培在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写自序时，对胡适的批评进行了回应。这篇序文有一个标题，名为《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在该文中，他表示对胡适的批评“殊不敢承认”。一方面，他表明自己治学态度的审慎和研究方法的可靠：
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
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
另一方面，他又对胡适的批评进行反驳。他承认胡适“于短时期间，搜集许多材料，诚有功于《石头记》”，同时又表示：
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
同时他还列举了一些中外文学的实例，确认考证情节的必要。
针对胡适的“笨谜”之说，蔡元培认为这“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并以《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小说为例进行说明。
在此基础上，他还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进行了批驳，他指出：
《石头记》自言著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等，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曹雪芹。《石头记》中有多许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南巡一事，将亦有任意去取，没有道理之消与？
针对胡适的《红楼梦》自传说，蔡元培认为：
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数中所叙之事为真。
他还举出一些曹家家世与小说中贾家事迹不符的例子加以说明。
最后他坚持认为：
鄙意《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
有趣的是，他在坚持己见的同时，也部分地接受了胡适的意见。
两相对比，胡适对蔡元培是全部否定，蔡元培对胡适则是部分否定，主张索隐与考证并存。两人一处于主动地位，一处于被动地位。
平心而论，蔡元培为自己著作的辩护是缺乏说服力的，情节考证有必要，一些古代小说作品可以索隐，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要根据作品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并不能由此证明《石头记索隐》的正确性。他所总结出的三种方法：品行相类法、轶事有征法和姓名相关法，从本质上讲，前两种是附会，后一种是猜谜，这倒恰恰点出了《石头记索隐》的致命伤，正如顾颉刚1922年3月13日在给胡适的书信中所说的：
若必说为性情相合，名字相近，物件相关，则古往今来无数万人，那一个不可牵到《红楼梦》上去！
自然，蔡元培为自己所作的辩护也并非毫无力量，他无意中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阅读的一种影射和索隐传统。不过，他对胡适自传说的批评却是很有力的，指出了自传说的弊端所在。
在论战过程中，蔡元培也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胡适听取意见，1922年2月17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
承索《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奉上，请指正。
此事在胡适1922年2月18日的日记中也有相应的记载：
下午，国学门研究所开会，蔡先生主席。我自南方回来之后，这是第一次见他。他有一篇《〈石头记〉索隐》六版《自序》，是为我的考证作的。蔡先生对于此事，做的不很漂亮。我想再做一个跋，和他讨论一次。
从胡适颇有些不满的口气看，他是非常自信的，认为蔡元培的错误十分明显，不应该进行反驳。不过对蔡元培的反驳，他还是作了回应。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他承认“有几种小说是可以采用蔡先生的方法的”，如《孽海花》、《儒林外史》；但他同时又指出，蔡元培的方法的“适用”是“很有限的”，“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随后引用了顾颉刚所列举的索隐派两种前后矛盾及不合情理的理由。
最后，他还强调了作者生平考证的重要性，指出它是情节考证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并再次呼吁：
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们必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个大问题。
这个回答加上先前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应该说基本上批倒了蔡元培的索隐式研究法，蔡氏无法为自己作更有力的辩护，也就没有再专门写文章回应。
有意思的是，胡适仅仅说希望和欢迎大家“评判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我们对证据的解释是否不错”，但他并没有正面回答蔡元培对《红楼梦》自传说的质问。否则，他也许可以借此发现自己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和俞平伯也以不同的形式参加了这场辩论，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书信中提供了两个批评索隐派的理由，并对蔡元培走上索隐之路的根源给予分析，认为“是汉以来的经学家给与他的”。俞平伯则直接撰写《读蔡孑民先生石头记索隐自序》一文，与蔡元培进行论辩。